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典籍的西方翻译成果

1.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镇：外文局

如果说，《天下》杂志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和以吴经熊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合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上的一个代表。研究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外文局这座巍峨的高山的，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展开我们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西方的传播研究。

（1）外文局中国古代作品翻译出版史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历史，外文局在其6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0—1976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外文局又名中国对外出版集团，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天建立的。它的指导原则是：

一、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恢复战争破坏，开展生产建设与文化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活动。

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证实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

三、开展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宣传，并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反映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使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美各国人民，同时也使被帝国主义禁锢着的各个亚洲殖民地民族通过我们互相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1]

万事起头难，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崭新的事业。在1950年外文局就出版了《人民中国》半月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报道》等外文刊物。在总结这一年工作时，外文局的领导认为：“总体来说：这一年来，我们依照共同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一般宣传政策的正确领导下，在宣传国内建设生活和团结国际友人，反帝，反侵略与坚持和平等方面，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喉舌作用。”^[2]但面对这个崭新的事业，外文局面临着不少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外语人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那种政治观念也反映在他们对待人才的看法上。在1950年工作总结中提到这一点，认为新干部外语能力不够，而“有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留学生，有自小就在外国长大而不甚谙习中国语言的华侨，有长期服务于帝国主义或国民党机关中的旧知识分子；一年来经过了社会发展史及各种时事和政策学习，并以两个半月时间做了一次思想总结，或多或少批判了个人主义的旧人生观，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因此，我们的工作一直是在摸索、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努力下进行的”^[3]。

培养新的知识分子，改造旧的知识分子，这是当时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知识分子上的基本政策，这样的政策也必然影响到以后外文局的译者队伍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态度，如果不了解从50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我们将无法了解在外文局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作品，例如杨宪益先生及其翻译。这点我们在下面会专门进行研究。

外文局成立后，截至1950年12月15日，共编译了24种44本小册子。就内容论，这些小册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介绍中国的革命经验，另一类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生活。第一类小册子，占全部小册子的28%，第二类小册子，占72%。^[4]这一年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只有一种，那就是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先后被翻译成了捷克文、日文和保加利亚文。古代文化的作品一篇也没有翻译。

1950年第一年的工作方针大体预示了外文局第一阶段的工作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基本预示着60多年的工作基本特点，正如前局长杨泉在总结外文局60年的工作时所说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有两个不变，这是了解和把握外文局的中心环节。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国的书刊对外宣传事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宋庆龄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外宣和外文局的工作都作过重要的批示和指示，从书刊外宣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书刊的内容、宣传艺术，从人员的调配、干部培训到机构设置，都有过明确的意见，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重温他们的这些教诲，深感有些基本要求到今天我们还远没有做好，尤其是对于外宣工作的要求。二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务一直没有变，它承担着党和国家的书刊对外宣传任务。从根上来说，外文局就是为书刊对外宣传的需要应运而生的。”^[5]外文局是国家的对外喉舌，国家立场是它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应从此出发来理解它的历史与成就，进步与问题。

在这一阶段，1952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英文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6]在这一时期，外文局在翻译上仍是以翻译领袖的著作为主，起初“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7]。第一次将中国历史文化著作、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提到工作日程之上是从1953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关于《人民中国》方针问题的讲话开始的。他在讲话中说：“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识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国》应该担负起这个政治任务，即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影响做斗争，供给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以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的读者同样需要，因为，他们也知道得很少。

“在介绍这种知识时，我们可以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纪念来拟定题目。例如，可以通过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太平天国，以及其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事件或在历史人物的多少周年纪念来介绍这些基本知识；也可以介绍关于中国过去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例如中国与日本、朝鲜民族的关系，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以及世界先进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等等。……同时，我们有计划地介绍中国一些文学艺术的作品，可以刊登一些现代的或者古典的作家作品，但是必须要有很漂亮的翻译。”^[8]胡乔木的讲话后，外文局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列入议事日程。两年后在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文化著作的翻译上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在1955年的总结中，开始从市场的反馈中感到“通过古典和近代文艺作品，不少外国读者改变了因长期反动宣传造成对中国人民形象的歪曲观念，增进了他们对中国丰富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认识”。外文局开始有了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的三五年计划。^[9]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开端，到1956年时已经将“编译一套介绍我国基本情况（如历史、地理等）的丛书约20种，一套我国古今文学名著的丛书约100种”的计划列入日程。^[10]到1957年时，翻译刊登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英文）开始由季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文学》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窗口。但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在1959年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作品的发表比例做了规定。“在当代和‘五四’，古典作品的比例上似可适当增加‘五四’的部分，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发展，将是有帮助和影响的。为此，拟大体定为4（当代文学）、4（“五四”时期作品）、2（古典作品）的比例”^[11]。

外文局在这一时期，尽管以介绍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为主，但仍是关注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和翻译问题，从而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传播的一个新的领域。尽管此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思想建设的关系上尚在探索之中，但已经明确当代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摸索一个更好的对古典经典和文化的翻译介绍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一时期，关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的作品主要是在《中国文学》中发表的，它是这一时期外文局对外翻译发表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阵地，其经验尤为重要。这点笔者将在下面专门研究。

第二个阶段：1976年至今。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全党、全国的思想路线，外文局在对外文化宣传上开始呈现出新的气象。“解放思想就是使我们的思想比较合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实事求是！否则就是不大解放。要做很多工作，当前主要要解决这个问题。”^[12]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说得很清楚：“什么叫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是要回到辩证唯物主义路线上来，……就是正确地解决了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凡是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统统都要改变过来，使之符合我们党的路线方针。三中全会主要是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就给党，也给所有的单位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告诉了我们在工作比较繁杂的情况下，应该抓什么，干什么。”^[13]

思想的解放，正确思想文化路线的确定，使外文局重启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外文局确定了如下改革措施：1.目前仍维持原定的以介绍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为主的方针，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也要有计划地做系统介绍。同时考虑今后做较大的改革，打破文学为主、作品为主、当代作品为主三个框框，改《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并重，作品与评论并重，准备于1987年1月起正式易名改刊。2.适当扩大选题品种，包括访问记、札记、回忆录、评论、书评及古今绘画和工艺美术作品、作家介绍，评介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等方面的新作品等。3.已发表并受到国外读者好评的优秀文学和美术作品，拟不定期地汇辑出丛刊。4.发挥外国专家及翻译人员在编辑工作中的作用并立社外顾问委员会。^[14]

这说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介绍将向更为宽阔的空间扩展，同时开始注意到在外文局的外国汉学家的翻译作用。

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局的出版系列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著作不断推出，西文版的《水浒传》四卷出版，西文版的《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开始出版，《中国出土文物三百品》、《中国绘画三千年》、《孔子传》（英文版）、《孙子兵法》（西文版）等一系列的翻译著作出版。也是在这一时期，著名的“熊猫丛书”推出，一时好评如潮。关于“熊猫丛书”的起伏，下面我们将专门研究，这里不再展开。

外文局这一时期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中，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最为成功。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大型合作出版项目始于1990年，该丛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它是外文局与国际合作出版的成功范例。中美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丛书出版工作，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担任该项目美方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里德任美方总协调人；基辛格等8位前国务卿和耶鲁大学校长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担任此项目中方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黄华任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年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面世以来，多本图书被中国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总统、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等，在美国政界、文化界、学术界备受关注与重视。迄今已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雕塑》《中国书法》等7种图书，其中多本图书在中美两国获得图书大奖。按计划还将陆续出版《中国陶瓷》《中国丝织品》等，全部项目将涵盖多文种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个系列70种图书。这套书代表着新时期以来，外文局在中国古代文化出版上的最高成就。在1998年的工作部署中，外文局认为：“对外合作出版结出了硕果。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中、英、法文版）隆重推出，中美双方在北京和纽约分别举行了首发式。该丛书其他各卷的编译出版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这套丛书首卷的出版，使中国题材的图书通过西方有国际影响的出版社和发行商，在西方主流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该书刚一出版，适逢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被作为代表团礼品，由江泽民主席赠送给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国会领导人及江主席的老师顾毓琇，对提高我局知名度、体现我局业务水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5]

“中国文化与文明”从选题到作者队伍的确定，出版合作的模式，在多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为今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在外文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工作中仅仅是其一个方面。从1950年到今天，外文局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从这里折射出整个国家对自己历史文化认识的起伏变迁的历史，反映出了我们走向世界的历程。作为国家队，外文局的努力与经验是值得学术界珍视和珍惜的，它的教训和所走过的弯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因为，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将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和语言的转换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传统文化在我们自己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与冲突中所在的位置，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熟悉，译者的文化视野与合作，出版的市场与开发与利用，接受语的反响等，这一切将文化的传播综合成为一个国家文化政策。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一种国家文化力量的扩展。这一事业代表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文化传播事业的探索，体现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逐步走向理性的认识和自信。

（2）《中国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创刊于1951年，它是由当时刚从英国返回国内的著名作家叶君健建议，后经周扬等同意后开始创建的。^[16]国家当时将其作为专门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英文刊物。前三期是叶君健一个人负责，杨宪益等人帮助翻译，三期出版后在国外有了影响，这样“为了理顺工作关系，上级有关领导将叶君健调到新的专门出版对外宣传书刊的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并主持《中国文学》的工作。之后，又陆续调来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唐笙等专家。50年代中期又从作协调来何路同志负责编辑部的行政工作。一时间《中国文学》的编译力量，特别是翻译力量十分雄厚”^[17]。作为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国家级刊物，自1951年创刊到2001年停刊，《中国文学》在50年里，共出版了590期，英文版共出394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刊物。

《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刊物，它发表的作品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文学类型，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杂剧、剧本、寓言、回忆录、相声、小品文等，在翻译的内容上既有古典文学也有当代文学、近代文学、解放区文学等。作为一份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成就和发展的期刊，当然是将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放在首位。例如，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全国大规模地开始了“新民歌”的创作和采风运动。《中国文学》在当年第6期就刊发了43首新民歌，1960年第4期又发表了选自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中的13首新民歌。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倾向，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文学刊物，它不可能脱离这个总的环境。

1959年陈毅对《中国文学》编辑部同志的谈话在当时真可谓空谷之音。他希望《中国文学》增加它的可读性。^[18]陈毅强调题材的多样性，但实际上这是很难落实的。在翻译作品的题材选择上，《中国文学》主要介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中国文学成就。这样，当代和近代作品成为主要翻译题材是很自然的。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古典作品（民间文艺）占5%～20%；当代作品占35%～45%；“五四”以来作品（现代作品）占10%～25%；论文、文艺动态、作家画家占25%。^[19]

从1953年第2期选译了屈原的《离骚》开始，《中国文学》拉开了它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翻译的序幕。杨宪益先生说：“翻译、介绍屈原，那是因为当时人们视他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典型来加以纪念的。”^[20]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国内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开始增多。从数量上看，杜甫、李白、王维、柳宗元、苏轼、陆游、陶渊明等人的作品开始刊出，包括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洪昇的《长生殿》、李朝威的《柳毅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及《西厢记》《牡丹亭》《二十四诗品》等先后出版。1962年12月和1965年9月先后翻译发表了苏轼的诗作39首。建安三曹、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等多位古代著名诗人学者及其创作等都得到翻译出版。

《中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中，诗歌被翻译的最多，小说占的分量最重。刊物译介的古典小说的类型包括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章回体小说、志怪小说，这些小说多以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人民疾苦为题材，反映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如《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长生殿》等名著名剧都有节译。有些作品是为了配合毛泽东提出的“不怕鬼”的思想，如选译《列异传》《幽明录》《搜神记》《佛国记》《聊斋志异》。很多作品的后面都加上了以“马列主义观点”对该作品和作者的解读，或者附上一篇按当下文艺政策对该作品或作家重新阐释的相关论文。比如从《红楼梦》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刊物第1期译介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演变历史》两篇论文，把曹雪芹作为古典现实主义作家来纪念和讨论。^[21]

《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951—1965年的“创刊与成长期”，1966—1979年的“波折与停滞期”，1979—2001年的“繁荣发展与成熟期”。^[22]《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向外部世界介绍自己文学作品的唯一窗口，在几十年的历程中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作用。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国家队”，它必然反映国家的文化意志，从而，几十年的文化翻译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政治与文化变迁的窗口。它所积累下的经验和教训、成就和影响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针对这一点我们将在最后一节详细加以展开。^[23]

（3）“熊猫丛书”的翻译研究

“熊猫丛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外文局推出的一套面向国外的译介中国文化的丛书。当时杨宪益先生担任《中国文学》的主编，他从英国的企鹅丛书中得到启示，建议出版“熊猫丛书”（Panda Books）。丛书一开始是先从《中国文学》上已经发表的译作选出来，编辑丛书。随着丛书的快速发展，杨宪益等又组织了新的作品的翻译。至2009年年底，据相关统计，“熊猫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法文版图书66种，日文版图书2种，德文版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文对照版1种，共计200余种。

关于“熊猫丛书”的整体研究，耿强博士已经有专文研究，这里仅从“熊猫丛书”中的古代文化和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入手做一初步研究。

首先，我们看一下“熊猫丛书”中当代文学著作和古代传统文学著作的翻译目录。见本章附录4。

从“熊猫书目”总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熊猫丛书”的翻译出版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翻译虽然占据了一定的数量，但远远少于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为何“熊猫丛书”这样确定自己的选题和翻译策略呢？笔者认为有两条原因：

第一，“熊猫丛书”是在《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文学》的办刊思想直接影响了“熊猫丛书”的选题特点。《中国文学》英文版是1951年创刊，法文版是1964年创刊。《中国文学》以译介中国文学为主。文学部分既译介鲁迅以来的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译介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各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要内容是完全合理的，也符合国家发展对于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学》的这个特点，在前几期就表现了出来。在1951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文学》第一期中发表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52年那一期又发表了由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阿Q正传》（鲁迅）。1953年《中国文学》出版了两辑，其中有由戴乃迭翻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改革开放以后，杨宪益就任《中国文学》主编，他1981年倡议出版“熊猫丛书”，“熊猫丛书”就是将在《中国文学》上曾经发表过的当代文学作品，尚未集结成书的集结出版。以后，随着丛书的发展，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有着明显的接续关系，前者的选题和特点直接决定了在其后的“熊猫丛书”的选题和特点。“熊猫丛书”以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为主，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放在第二位，这是符合它自身发展的逻辑的。

第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决定了“熊猫丛书”的选题特点。

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文化界在长期的压抑后思想得到极大释放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的作品像喷泉一样涌出，新的作家像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选择当代中国文学的作品，将其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熊猫丛书’此举可谓吹响了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第一声号角，是新时期‘走向世界’的最早努力”。这时涌现出来的作品“不仅是‘文革’十年不能与之相比拟的，就是和‘文革’前17年里那些单调的文学相比，新时期的文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国内文艺空前繁荣，当然也就大大地促进了我社对外文学编译事业的发展”。徐慎贵的这番话不仅仅是指《中国文学》，实际上也说出了“熊猫丛书”诞生的文化背景。

关于杨宪益与戴乃迭在“熊猫丛书”中的作用。

在“熊猫丛书”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中，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熊猫丛书”主要译者翻译数量所占比

杨宪益夫妇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熊猫丛书”只是其翻译生涯的一部分，研究者整理出一个他们一生的翻译作品表，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翻译的整体旨趣。

杨宪益夫妇翻译作品数量分类统计

杨宪益和戴乃迭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他们对“熊猫丛书”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熊猫丛书”的成功。杨宪益先生晚年获得中国翻译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对他和戴乃迭一生翻译事业的肯定，同样也是对他在《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的肯定。

由于国际销售市场的萎缩，外文局于2000年停止了“熊猫丛书”的出版。学者在总结“熊猫丛书”时，认为其停止出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外文局和当时的“熊猫丛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翻译的语言质量上，而忘记了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转换问题，“有些人之所以在这方面产生误解，根本在于他们坚持的翻译观实质是传统的语言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语言符码的转换，看不到或低估语言之外的影响因素能够塑造翻译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坚持文化翻译观，即视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更是跨文化传播，它涉及诸多文本外因素，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译入语文化中的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三大要素’。它们决定了译本的归化或异化、接受或拒斥、经典或边缘。因此，通过文学译介促进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必须在坚持高质量的翻译的基础上，跨出语言转换的藩篱，充分考虑接受方的文化、文学甚至地缘政治的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选材、翻译策略和方法及营销策略等。其中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在选材阶段不能仅仅按照发出方自己的标准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或认为重要的或水平高的作品和作家，我们还需将接受方的因素如读者对象的需要考虑进去”^[24]。这些研究从跨文化的角度，从传播学的角度揭示了“熊猫丛书”的问题所在。

“熊猫丛书”后期的结局，不能仅仅从“熊猫丛书”的选题和发行数量来看，为何这套丛书的前半期市场效果很好，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直线下滑呢？这里还有“熊猫丛书”之外的原因，这是杨宪益和外文局无法控制的。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加之国内政策的调整，“我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变化较大，总发行量1991年为650多万册，1992年为590多万册，1993年为240多万册，1994年为205万多册”^[25]。“熊猫丛书”的命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思考，需要我们从多方面总结外文局在中国文化传播上的经验和教训，仅仅从“熊猫丛书”本身的历史很难对其结局做出一个全面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日益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对外翻译工作，管理部门设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其中中国古代文化的图书成为重要的内容，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对外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已经开始多元化，外文局仍是主力军，但其他出版社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4）外文局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60年的启示

第一，国家立场的必然性。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外文局的文化翻译，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家的总体文化政策。我们这里也是将外文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它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就和一般个人的翻译完全不同，若考察其翻译成果，就必须首先考虑其本质性特点。

1950年，外文局的前身国际新闻局在其年度工作计划中指出新闻局的指导原则：“一，宣传中国人民在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进行革命斗争，恢复战争破坏，开展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活动。二，强调中国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在苏联领导下的亲密团结，强调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证实马列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成就。三，开展对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宣传，并逐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反映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使亚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情况通过我们达于欧美各国人民，同时也使被帝国主义禁锢着的各个亚洲殖民地民族，通过我们相互了解，交换经验，鼓舞斗志。”^[26]这个指导原则虽然会随着时局变化，但外文局作为国家文化机构的性质和使命，至今没有任何变化。以上揭示了外文局作为国家外宣机构的基本性质和使命，这是我们了解外文局文化事业和翻译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外文局承担的是代表中国本国进行“国际传播”的使命。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必然受其本国利益的支配。这种行为下的文化传播是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标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愿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

所以，无论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外文局的性质都是十分明确的。国家立场是其必然的选择，是它存在的本质。其实这并非中国独有，任何国家都有传播自己文化价值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等，这是一个常识，所以，那种希望外文局在其对外文化传播中，去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是幼稚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翻译家个人的命运是受制于整体的性质的，脱离了这个背景去研究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是会有很多问题说不清的。

外文局“国家队”的性质决定了它与国家整体政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本身的文化政策和政治变动就成为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原因。作为机构翻译的基本特点，为国家服务，不是单纯的个人翻译；作为国家传播文化的“国家队”，外文局的文化态度是整个国家文化态度的晴雨表。因此，对外文局文化态度的评价，实质是对国家文化态度的评价。所以，对外文局这样的机构的文化翻译进行研究就必须在更大的层面上来展开，这样才能回答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上的起伏与特点。

在明确了这个根本点之后，如何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表达“国家队”的文化意志，如何以更为切实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将贯彻国家的文化意志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不很好地研究如何去贯彻、落实这一使命，那就会使文化的传播落空。

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目的与传播手段的协调。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其政治使命和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如何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有效地做好对外文化传播上，仍有探讨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自己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手段之间如何协调。过度政治化，缺乏对传播对象的深入分析和了解，对对外传播文化的规律的把握不够深入，这些都是亟待考虑的。这方面，外文局在历史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从外文局的图书发行效果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以拉丁美洲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拉丁美洲的文化传播行为，尤其是从1952年至1977年的26年间，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即中国书刊的对外发行与传播，基本是从属于国际政治、国家外交战略，文化政治性突出。这样的传播方略使我国迅速打开了拉美市场，但随着后来的中苏论战，在1952年至1961年第一个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国际书店，在1962年至1976年的第二阶段大幅萎缩，甚至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如何服务国家的总体战略，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极左思想长期支配着思想文化界，从事外宣出版的外文局处在尴尬的境地。对于这一点，外文局内部也有很深入的反思。曹健飞在《对外发行的回顾与思考》中说：“长期以来，外文图书出版工作也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片面强调‘以我为主’的出版方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顾客观需要，出版了大量以阶级斗争为纲，配合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出版物，将外文图书出版发行提高到‘促进世界革命’等不恰当的地位。这类出版物，不仅以时事政治小册子形式出现，而且在各类图书中都有，甚至在儿童读物、连环画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这类出版物由于在译文、印刷、装帧甚至在书名方面，与国外读者的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不能适应国外图书市场的需求。这类出版物的大量出版发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很差的。这是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27]

外文局的教训说明，国家的文化意志并不能保证文化传播的效果。从传播学和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一些理论认为“赞助人”控制、影响着译者。“赫曼斯认识到翻译都是有目的的，离不开文本和语境，更脱离不了社会政治、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认为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能够直接解释植根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翻译的影响，并为翻译的实证研究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框架做出了努力。”^[28]“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制约着‘翻译规范’，尤其是当各种翻译规范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改写理论’三要素决定了译者对翻译规范的选择，也制约着译本在译语环境的接受和影响。”^[29]这样的理论说明了社会环境与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规范”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和理论对于以往长期沉溺于文本翻译的研究者来说，别开洞天。但必须注意：当学术研究的重点开始从以往的文本翻译研究转向翻译的外部影响研究时，外部影响和译者之间的关系，诗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说清楚。因为，翻译的文本既有其文学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知识客观性的一面，尤其是面对中国文化的文本时，在文史哲原本一体的情况下，文本既有文学性解释，也有知识性的叙述。当下的西方理论过于强调翻译者的外部影响，而在翻译文本的知识内容的传达问题上考虑不周，这是不全面的。文化传播与翻译的文化转换，既有超出文本的跨文化问题，超出语言和知识内容的问题，也有语言本身和文化知识本身的问题，这是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

同时，从外文局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也可以凭自己的学识，呈现出不同的文学作品形态，正像我们可以被《拯救大兵瑞恩》感动，但不可能被一种完全政治化的电影《春苗》感动一样，同样是国家文化意志的控制，却有不同的传播文化效果。仅仅强调“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外在力量，并不能完全解释文化翻译作品的效果。

“统治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学审美态度把一部分文学作品塑造成‘经典’文本。在《中国文学》国家译介行为中，译介主体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旨趣，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会译介那些被树立为‘经典’的作品，这些作品便有机会成为翻译文学的一部分。”^[30]这样的观点仅仅说明了翻译文本和文学文本产生的重要方面，并未说明它的全部问题，在强调了文学的外在因素和翻译文本产生的外在因素后，并不能完全说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完全失去了功能。这样的看法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看得过于绝对，文学和译者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部分。显然，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充分说明翻译的社会性作用时，走得太远了。

第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变化决定了外文局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上的起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这个战略直接影响了对外文化的传播情况，而采取这样的选择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毛泽东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大阵营之间的选择。

新国家、新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国内的文化政策和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决定的。这个阶段突出新文化而轻视历史文化，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所偏颇，但实际上对外文局的文化出版政策做评价时，不能仅仅站在国内立场的角度来评价，必须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加以观察。

当然，即便在冷战时期，外文局的翻译也并非仅仅局限在政治内容上，他们也同样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只是这种介绍的立场和角度与旧中国完全不同了。胡乔木在对外文局的谈话中指出：“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识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然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国》应该担负起这个政治任务，即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的歪曲所造成的影响作斗争，供给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读者同样需要，因为他们知道得很少。在介绍这种知识时，我们可以按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纪念来拟定题目，例如，可以通过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太平天国以及其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事件或在历史人物的多少周年纪念来介绍这些基本知识；也可以介绍关于中国过去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例如中国与日本、朝鲜民族的关系，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以及世界先进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等等。”^[31]胡乔木的谈话指出了当时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立场和目的，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和出版，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文化规划之中。

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从1950年到1966年间，外文局在中国古代文化出版上出现低谷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理解外文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间，在介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基本情况，并给予合理的说明。

外文局对外文化传播的特点，自然也影响了他们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杨宪益夫妇为了翻译这部中国文学名著，历经十几年，于1980年出版当时世界上第一部《红楼梦》全英文译本。与此同时，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用了10年时间，分别在1973年、1977年、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40回由霍克思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出版。杨宪益的译本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而霍克思的译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西方汉学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中，主要是读霍克思的译本，这里除了企鹅出版社和外文局出版社在书的宣传、包装上不在一个水平上，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国内红学研究的主流发生意识形态倾向的巨大转变，以胡适、俞平伯、吴世昌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式研究模式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李希凡、蓝翎为首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艺批评。这一研究模式不仅将‘新红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全部抹杀，而且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诠释这部小说。杨氏夫妇翻译时也不免受其影响。例如，原文第30回提到‘负荆请罪’这个典故，杨译本在脚注中特别解释说李逵是一个农民起义者，而宋江是一个投降派。（Yang&Gladys Yang，1978：443）”。这里说明译者仍然受到当时红学研究模式的影响，而不仅仅只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更为糟糕的是，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时的“出版说明”：“《红楼梦》是一部关于政治斗争的小说，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表达政治斗争主题的需要构思情节……因此，这部小说把庞大、复杂的艺术结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完全反映了政治斗争的主题……这部作品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在于其融合了政治斗争，在于其通过展示四大贵族家庭的兴衰，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指出了其必然灭亡的趋势，歌颂了大观园内奴隶们的反抗。”（Yang&Gladys Yang，1978：ⅱ-ⅶ）同时，“出版说明”还对“新红学”的成就做了批判：“……‘五四’运动以来，出现了一批以反动作家胡适为首的‘新红学家’，他们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是出于反动统治的动机，因此，胡适和他的追随者宣扬反动的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通过他们的‘研究’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Yang&Gladys Yang，1978：ⅷ）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必须立足于读者的立场，必须考虑接受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其实早在1963年陈毅在关于《中国文学》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了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他说：“外文杂志不要都一味搞政治，搞硬的东西，而要多方面迂回作战。文学和政治不同，政治开门见山，文学要通过形象化的方法，慢慢说服，这里应该是五颜六色都有。高明的手法是搞一点政治，十分之一、十分之二，这样人家才可以接受。”^[32]直到今天，陈毅的这个讲话仍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60年的历程，由于缺乏对传播对象的认真研究，在传播目的和传播手段上不能做细致的区分，加之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外文局所出图书的效果大打折扣。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人仍习惯于那种将国内政治运作搬到对外文化传播上来，追求一种国内的轰轰烈烈，完全不知对外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这是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

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外文局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外文局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这个合作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新模式、新思路。2008年，美国休战基金会在北京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颁发了开拓奖。美方给予这套书高度的评价。这种合作模式的核心就是外文书的出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要面向读者，以需求为导向，以中外合作为基本的工作方式，打破以我为主的传统观念。文化走出去主要成绩是在国外，是在读者市场，中国古代文化的图书走出去，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真正走进国外常规的书店，进入一般读者的书架。那种在国内搞得热热闹闹，习惯于国内官场运作的图书，完全是在做文化秀和政治秀，这样的书看起来五光十色，其实是一堆废纸，毫无文化的意义。外文局60年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必须回到文化本身，就文化传播的自身规律展开我们的工作，将文化传播的目的和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三、从输出革命到输出文化。

通过以上基本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外文局60余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与出版这个历史进程中有以下几点：

其一，外文局对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尽管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出版认识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如果将外文局的对外传播工作和民国时期的《天下》杂志乃至和以后梁实秋所主持的文化外译工作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外文局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工作方面都是民国时期所不可比拟的。

外文局是一个国家级的出版集团，自己拥有21种期刊，每年以20个语种，出版1000多种不同题材的出版物，有2亿多册图书在海外发行，这样的出版规模和多语种的出版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

其二，从学术质量上看，外文局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出版在国内都是一流的水平。在翻译上杨宪益夫妇所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系列，至今在国内仍是一流的水平，外文局所出版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著作，在国内出版界也是无人可比的，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就是一个典型。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外合作出版中国古代文化图书的模式。这套书是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它直接在国外主流图书渠道出版发行。以往的出版模式，书出了不少，但大多数图书进入不了主流的图书市场，实际的文化影响很小。这样的合作方式就改变了以往那种图书在中国出版，发行在国外的传统模式。

这套书也探索了中外学者的合作模式，双方共同书写了中国文明与文化。以往，西方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主要是由中国学者书写，但由于中国学者不了解西方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情况，往往写出的东西虽然内容准确、学术深厚，但在西方实际的销售并不好。这套书采取中外学者合作的办法，吸收了国内外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了强大的作者队伍。丛书所吸收的国内著名学者有：张岱年、杨新、邓绍基、傅熹年、何兆武、欧阳中石等；所吸收的美国学者有张光直、高居翰（James Cahill）、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屈志仁（James C.Y.Watt）、曾佑和、艾兰（Sarah Allan）、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t）、巫鸿、康大维、何恩之、雷敦和等。后来，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的黄华、荣毅仁的名字都出现在合作双方的支持行列中，内行人看了这份作者名单无不赞叹。

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与文明》这套书是外文局几十年来在西方图书市场上销售最好的一套书，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中国绘画三千年》获1997年度美国出版商协会和学术出版组最高奖；《中国书法艺术》获2008年度美国出版商协会艺术和艺术史最佳图书奖。2008年《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获美国休战基金会“拓展奖”。《中国书法艺术》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中国绘画三千年》至今已经出版了5个文版，其中法文版于2003年出版，在法国大小书店热销。此外，韩文版和中文繁体字版也都销路畅通。这套书不仅仅是外文局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经典之作，也在这个出版过程中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国古代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它所体现出的经验至今仍有极大的指导性意义。

其三，从图书发行的角度来看，外文局的成绩也是巨大的。在发行上的巨大成绩，以国际书店和后来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为主干。外文局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已走过了60年的道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行是在这个发行的总体框架中的。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发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1980年至2009年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以国际书店为代表的第一批开拓者建立了遍及100多个国家拥有813家中国书刊经销单位的发行网络。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堵以及冷战的存在，外文局在对外文化传播上只能以意识形态为主，以政治宣传为主，其间虽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化图书的发行，但数量极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总结和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局累计出版图书2万多种，总印数2亿余册，先后与国外进行版权贸易975种，是国内版权贸易数量最大的出版机构，其中有723种是由国内向国外转让版权。2010年，外文局的《中国道路——从科学发展观解读中国发展》《20个当代中国基本问题》《唐家璇回忆录》《对话：中国模式》《中国读本》《认识中国》《我和父亲季羡林》等一批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实现了版权的输出。同时，外文局所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也受到国外的欢迎，如《孙子兵法》《中医方法论》《红楼梦》《少年天子》《当代中国名家书画宝鉴》《宫藏扇画选珍》《中国古代木刻与新兴木刻》《中国青铜器》等。新时期，外文局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0年书刊出口贸易额达到2800万美元，占全国书刊出口总额的65%，继续遥遥领先于全国同行。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外文局的成绩是巨大的，地位是不可以动摇的。

第四，回归传统价值。

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价值重建的艰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根本上在于他走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核心就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表达中国化的革命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使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这个来自欧洲的思想脱掉洋装。从宏大的历史叙述来看，这和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吸收，晚明后中国文化对西学的吸收是异曲同工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和表述，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60年来在对外传播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传播有着很大的起伏与变化。

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用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以下12类的内容：

第一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这30年里，中国共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该类图书的品种数量为3045种；第二类为中国政治、法律类，30年间共出版了2709种；第三类为社会科学总论类，共出版了424种；第四类为综合性图书，共出版了1138种；第五类为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30年间共出版了1232种；第六类为中国文学类，共出版了190种；第七类为中国艺术类，共出版了344种；第八类为中国历史、地理类，30年间共出版了187种；第九类为中国哲学、宗教类，共24种；第十类为中国医药类，共出版了31种；第十一类为中国经济类，共出版了25种；第十二类为语言、文字类，共出版了7种。下图为上述十二个内容分类示意图。

1949—1979年中国文化外译的图书内容分类

由上图可看出，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共翻译出版中国文化类图书的总品种数量为9356种，其中最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分类，为3045种。而其中主要是毛泽东著作选集（一、二、三、四卷）、毛泽东各种著作的单行本、毛主席语录等，其他少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作的英译本，其中邓小平的讲话各个语种的外译出版品种数量为37种。

仅次于第一类的是中国政治、法律类，在中译外的2709种政治、法律类文献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土地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党代会文件、政治会议决议、历次人民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公报、联合声明等法律性文件、外交公告。

这两类内容占据了整个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的62%，体现了前30年间中国对外译文的文化特征。这两类图书集中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政治思考和哲学判断，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

在中译外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类图书中，1232种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190种文学图书、344种艺术图书和187种地理、历史类外译图书，这些图书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虽是作为毛泽东思想及政治、法律等文献的辅助对外翻译出版的，但却获得了久远的传播效果。^[33]

1980—2009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内容分类品种^[34]

上图数据显示，1980至2009年的30年间，翻译成多个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共有9763种^[35]。最高的是历史、地理类，达到2426种；其次是中国政治、法律类，为2079种；再次为中国艺术类，为1347种；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为1018种（其中包含中国武术类）；中国文学类993种；中国经济类745种；语言、文字类493种；医药、卫生类315种；哲学、宗教类181种；社会科学总论类118种；最少的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类，为48种。从总品种来看，后30年仅比前30年的9356种多407种，总量上并没有增加多少，但从翻译出版的内容分类来看，前后30年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最为显著的不同就是，前30年最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类内容，在1980—2009年的30年间成为最少的一类，仅有48种。而前30年排名第八位的历史、地理类图书成为大宗品种，总数达到2426种，占后30年出版品种总数的25%，这是前后30年对比最为显著的不同。^[36]

中国近30年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1年10月18日所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重新认识的极为重要的决定。《决定》提出了“文化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这个会议不仅吹响了文化复兴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会议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思想基础。《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这段话更是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国重建自己新的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才产生出使文化走向世界的理想。

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开创性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重大变化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外文局在近30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出版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①来源《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一）（二）》，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年5月。

（续表）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认识历程做这样展开的论述，主要是因为在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中，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长期以来以西方汉学家为主体，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传播的结构将发生改变，即便翻译者仍是西方汉学家，但其背后以中国外文局为代表的中国力量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大。对于这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必须说明其内在根由和逻辑。

第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实践。

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队”，它的实践经验都具有全局性意义。笔者认为，外文局在近30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中以下三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将国内学术翻译力量和国外翻译力量结合起来，开启国际化战略。我们讨论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成就时指出，中国学者也可以在一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领域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总体上来说，中译外这项事业是一个以汉学家为主体的事业，中国学者是不可以包办这项事业的。从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素养来看，许渊冲、杨宪益之后很难找到有这样中西学养兼备的学者。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好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从其60年的经验来看，中外合作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工作量占据了外文局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的半壁江山，其原因在于戴乃迭这个英国汉学家与杨宪益的完美结合。今后应继续坚持这个成功的经验，邀请更多的汉学家来华长期生活和工作。同时，将自己的翻译工作安排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打破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壁垒，在互联网的时代这已经完全可能了。外文局近十余年所施行的本地化政策都是非常成功的，选题来自当地，译者来自当地，发行进入当地，这就是“三贴近”的落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化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图书才可能有效进入到各国的图书市场中，真正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

目前，外文局的本土化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今日中国》的西班牙语版成绩明显，本土化之前该杂志在墨西哥只有26个订户，目前已经达到了630个订户，比本土化之前增长了23倍。但是，在笔者看来，外文局的本土化只是其国际化的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出版集团，在全球主要国家落地，进入图书市场，将走出去这样一个由内向外的被动战略转化成为一个自身具有国际市场和国家文化能力的国家级文化企业。目前，在中国出版社走出去的历史中，真正在国外立足的寥寥无几，而只有外文局的本土化政策获得了成功，这自然和它的传统优势分不开。但不应停留在一份或几份杂志的本土化，而是整个集团的本土化，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完全打通，使自己立足于国际大出版集团的前列。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智慧对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来说，有着独特的价值；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进步表示其文化的内在的统一，这些经验对于非西方国家也有着启示意义。我们期待着外文局这个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在未来的中国腾飞历史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将理想与市场结合起来。在外文局的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贸易类图书和非贸易类图书的关系如何处理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传播理想和传播途径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目标和市场关系的问题。

由于有了贸易的观念，版权贸易开始活跃，本土化战略开始实施，外文局的图书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以来连续蝉联全国版权贸易的榜首，到2008年收入已达到8.08亿元，是2001年2.16亿元的3.74倍。2008年全局发行图书3463万册，是2001年722万册的4.8倍；发行期刊1.53亿册，其中发行外刊3463万册。这个成绩是巨大的，正如蔡名照所说：“对外文局来说，加强经营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要通过提高经营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重要的是通过市场推广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队”，在全局上将贸易图书作为重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重点是研究在市场运作情况下如何展开中国文化的传播。目前，尽管中国图书走出去已经迈开了步伐，但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理想，图书仍很难进入主流发行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的图书仍是以消费性图书为主，如食谱、气功、中医等类图书。如何像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合作那样，使中国古代文化的图书走进主流仍是一个待破解的难题。

最后，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已成定局。

长期以来，外文局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事业中占有主导性地位，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著作的翻译方面更是无人可比。但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国家重大任务，在政府的推动下，对外传播的事业进一步展开，市场化机制开始起作用，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已成定局。

1980—2009年30年出版对外翻译图书的出版机构分类图

由上图可以发现，中国在1980年至2009年30年间的翻译出版单位，已经达到61家，占全国约600家出版社的10%左右，一改前30年98%由外文局所属系统出版社独家翻译出版的局面，这也正是我国对外翻译出版单位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走向市场化、多样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众所周知，出版单位作为文化传承、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单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被纳入国家政府行政序列，对外文化翻译服务于对外宣传长达30多年，造成翻译人才局限在一个或者几个新闻、出版单位之中，文化译介的范围、品种受到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不断有新的对外翻译图书出版单位加入，长期由一个单位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对外翻译事业出现千帆竞发的局面，出现了以国家级专业出版单位为主力阵营，地方出版单位纷纷加入的新局面。

以下列出1980年至2009年30年间的出版机构名单，除外文局系统9家出版机构之外，其他专业出版社、地方出版社的比例为85%，它们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现代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齐鲁书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黄山书社、鹭江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西湖书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等52家。前后30年翻译出版机构的不同，也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60年历史的另外一个基本特征。

除政府推动、众多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之外，第二个变化就是大量外国出版机构与中国出版单位一道，积极介入中国对外翻译事业，开创了中外专业机构协力翻译介绍中国文化的新局面。从传播效果、语言文字水准等方面，都是前30年所没有的。

外国出版机构介入到中国对外翻译事业中来的标志，就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持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的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自2006年开始实施，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已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巴西等46个国家246家出版社签订了135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出版1910种图书，涉及26个文版。2011年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涉及240个项目，文版20个，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组织机构同时还承担了另外一个推动中国文化著作走出去工程，即“中国文化著作出版工程”。该工程于2009年正式启动，2011年继续顺利推进，共与8个国家16家出版机构签订了18个资助协议，涉及文版5个，资助金额超过3600万元。2011年被纳入工程的项目有：五洲传播出版社的《中国丛书》和《人文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魅力中国系列丛书》，外文社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中华书局的《文物中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美术思潮》和《朱永新教育作品集》，黄山书社的《新版中国美术全集》，安徽美术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安徽少儿出版社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关系评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的《多媒体中国通史》，辽宁科技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建筑大系》，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及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法律丛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持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2010年启动，项目旨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外译资助语种2010年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5种，2011年又增加了日本语、韩语和阿拉伯语，外译语种达到8种。“中华学术外译计划”自2010年开始实施，当年立项资助13项，其中《中国走向法治30年》英文版、《中国治理变迁30年》英文版、《中国社会变迁30年》英文版、《中国经济转型30年》英文版、《中国佛教文化》英文版等均获得出版发行。2011年资助两批共达到40项，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多家获得资助。由“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的推动，中国对外翻译事业形成了政府推动，众多专业及地方出版机构积极参与的崭新格局。

这两个中国政府支持的外译计划，从其资助的翻译语种上看，仅涉及26个语种，与1949—1979年这30年的44个语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些语种的翻译出版，却是由许多外国翻译家、外国出版机构参与并组织实施的。因此，在对传播对象国读者接受心理的把握上，以及译介质量方面，应该说都是那30年所不可比拟的。

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上，列出了近100年来曾经翻译中国文化作品的中外翻译家名单，其中，中国国内翻译家有642位，外籍翻译家为75位。这个名单可能并不全面，有些也已经离开人世，但这种分类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外译的一种世界视野。

这种政府主持，以专项基金形式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做法，一个直接效果就是提高了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并使得许多国家主动翻译出版中国经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内容的图书，形成一股“中国热”。

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出版机构多达121家，分布在27个国家。以越南、法国、韩国、美国为最多，分别为23家、20家、16家、10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的出版机构，多属于世界级的出版集团。以刚刚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作品为例，其英文版《红高粱》《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红高粱家族》等7部作品，在全世界馆藏量分别是644家、618家、504家、472家、398家、357家、265家，出版单位就是企鹅集团和它所属美国维京出版社（New York：Viking）、美国纽约阿卡德出版社（New York：Arcade Pub），译者均是著名翻译家葛浩文，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堪称历史之最。尤其是《红高粱》一书的英文版在美国的图书馆收藏数量达到了602家，覆盖美国40多个州、郡的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这样一个覆盖广泛的图书馆数量是1979年之前难以想象的。

1983年至2009年，全世界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语种数量为24个，语种最多的是法语，翻译出版了50种，英语43种，越南语33种，韩语25种，日本语7种，德语5种，西班牙语5种，阿拉伯语1种。显然这个语种数字是挂一漏万的，有很多遗漏。这主要是因为WORDCAT数据库的覆盖范围的局限性，仅仅收录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型图书馆数据，一些中小图书馆数据并不在其中。但由于这个数据体现的是绝大部分为海外出版社主动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语种数量虽然仅仅有24种，但是与1979年之前中国第一代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者想尽办法动员、说服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时代相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此外，还需要提及一点的是，世界文坛上出现的“中国热”，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中国对外文化翻译事业几代人的前赴后继、不懈努力有关。^[37]

这一节我们讨论的是外文局，研究的是中国出版界如何将中国古代文明介绍到世界。目前，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大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格局。中国的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最重大的事件，它崛起的意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崛起，是有别于西方工业文明文化的崛起。当然，中国也是以工业化国家、现代人类文明的继承者的身份进入到现代世界的核心的。但应看到，中国文化包含着超越工业文明的许多智慧，中国古代文明的智慧不是博物馆中已经死去的东西，而是面对近400年来西方文明崛起所带给人类和地球的苦难与问题，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西方思想完全不具有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将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统一起来，将传播古代文明作为发展当代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外文局的使命就在于此。

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我们期待着。

2.人物——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外译的典范：许渊冲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典籍翻译的历史上，如果我们选择人物的话，中国的许渊冲先生，无疑是一个绕不过的丰碑，无论是将其放在国际汉学的范围内，还是将他放在中国近百年的中译外的历史上来看，许渊冲都是一个典范。他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翻译作品，也写了大量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宝贵财富。

（1）许渊冲的中国典籍翻译成就

许渊冲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大翻译家，他在中译外和外译中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这本身就十分罕见。同时，在中国典籍外译中，他在英文和法文两个语种同时展开，这更是无人可比。“书销中外五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确是他真实的写照。许渊冲在中国典籍翻译上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数量上，许渊冲的翻译成就显著。

在20世纪的西方汉学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韦利是一个奇特式的人物，自学成才，成为20世纪整个西方汉学界的一座丰碑，英国汉学家霍克思曾说过：“韦利一共出版了36部长篇的汉学著作，这种产量只有在那些随意删改的译者或者侦探小说家那里才有可能。”^[38]

韦利从1916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中国古代诗歌翻译集《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开始，到1963年他在Bulletin of the School Oriental Studies Vol.ⅩⅩⅥ上发表最后一篇关于敦煌诗歌研究的论文‘A Song From Tun-huang’为止，尽管在翻译上涉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但他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仍是诗歌。

许渊冲先生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出版了50多部著作。用英语、法语翻译了二千多首诗歌。从翻译诗歌的数量上，许先生要多于韦利，在翻译的语言上，韦利只是用英语来翻译中国诗歌，而许先生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来翻译，这也是韦利无法相比的。

第二，从翻译的质量上，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在许多方面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汉学家。诗歌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其语言的简约性和内容上所包含的文化深刻性，有人认为诗歌甚至是不可翻译的。^[39]但由于诗歌代表了一个文化的精华，在理解一个文化时，如果不知道这个文化中的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我们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文化。因此，尽管诗歌不可译的声音不断，但诗歌翻译总是翻译领域中新人辈出、成果不断的领域。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如果从来华耶稣会士翻译《诗经》算起，也经历了近400年的时间。如果将许渊冲的中国诗歌外译放入西方汉学的脉络中，我们从所翻译诗歌的质量上加以考察，许渊冲先生虽然在这个领域是一个后来者，但其贡献仍是很大的。

在对中国古典诗歌内容的理解上，许渊冲先生明显高于西方汉学家。在比较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古典诗歌的翻译时，他说：“美国人译的杜诗更能体现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中国人的译文更能显示东方文化的‘求美’传统。但姜词《扬州慢》包含的文化典故太多，没有英美人译文，只有中国人的译作。这又说明了中美文化的一个差异。译文只能使人‘知之’，很不容易使人‘好之’。”^[40]在许渊冲看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是诗歌翻译的关键，由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典很多，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厚重，这样对西方汉学家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对于内容的理解要胜西方汉学家一筹，所以，许渊冲说，西方汉学家只能“知之”，不能“好之”。他经常对英国汉学家佛来遮（Tr.W.J.B.Fletcher）和美国汉学家宾纳的作品展开讨论和批评。

他用唐诗中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一首诗的西方译者和中国译者的作品对比来说明自己的这个观点。这首诗的原文是：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第一种翻译：The daylight far is dawning across the purple hill.

And white the house of the poor with winter's breathing chill.

The house dog's sudden barking，which hears the wicket go.

Greets us at night returning through driving gale and snow.

第二种翻译：I Stay with the Recluse of Mount Hibiscus.

Dark hills distant in the setting sun.

Thatched hut stark under wintry akies.

A dog barks at the brushwood gate.

As someone heads home this windy，snowy night.

第三种翻译：At sunset hillside village still seems far；

Cold and deserted the thatched cottages are.

At wicket gate a dog is heard to bark；

With wind and snow I come when night is dark.

许渊冲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对这三种翻译做了评述。他说：“唐诗的三种英译文，第一种的译者是英国人，第二种的是美国人，第三种的是中国人。第一种英译把‘日暮’改为‘日出’，把‘苍山’改成‘紫山’，这样就把唐诗中‘暮色苍茫’的灰暗情调换成了朝霞漫天的紫红彩色，也就把中国古代的文化翻成了西方现代的文化了。‘夜归人’译成‘我们’，这又破坏了原诗的孤寂感；‘犬吠’似乎也在欢迎‘我们’胜利归来，这就把意气消沉的唐诗译成意气风发的英诗。……由此可见，英诗译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文化的精神来解释中国文化。”^[41]

许渊冲先生性格直爽开朗，他的名言是“自豪使人进步，自卑使人落后”。因此，在谈到他的翻译和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时，他丝毫不回避自己的翻译和自己的成就，他在《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世界一流》这篇文章中举出了两个例子，说明自己的翻译比西方汉学翻译要强，这里加以引用，以说明这个问题。

《无题·其二》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李商隐这首诗是一首艳情诗，回忆他与情人的相会，表达一种思念。其中“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这两句尤其让人费解，如果中国文学知识不足，很难解释。许渊冲先生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早晨打井水的时候，诗人就离开他所相思的情人回家了。这两句诗是影射一次幽会的。”他认为，英国汉学家所翻译的：

A gold toad gnaws the lock.Open it，burn the incense.

A tiger of jade pulls the rope.Draw from the well and escape.

这个译文表面上看和原文几乎字字对等，但在内容的理解上相差甚远。他用自己的译文做对比：

When doors were locked and incense burned，I came at night；

I went at dawn when windlass pulled up water cool.

许先生认为：“这个译文既没有译‘金蟾’，也没有译‘玉虎’，可以说是很不形似的了，但却基本传达了原诗的内容，不形似而意似。至于诗人在‘入’与‘回’之间的良宵一刻值千金，却尽在不言中了。”^[42]所以，在他看来，自己的译文“不但意似，而且神似”，而汉学家的译文只是“形似”。他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英国汉学家所说的“我们几乎不能让中国人去翻译唐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方汉学家在唐诗的翻译上都不行，平心而论，西方汉学家在唐诗的翻译上也有佳作，例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43]。但由于唐诗中用典较多，特别是像李商隐这样的诗人，其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解释，许多西方汉学家是不知所云的，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的自豪和批评是合理的。他在谈到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诗歌翻译时说：“英国有个叫Strachey的文学家，认为Giles的翻译是当代最好的诗。Giles是在19世纪末期搞的翻译，已经100多年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文不够忠实；他不懂中文，误译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就把他的诗改得更加忠实一些。对于他的译诗，我能接受的就接受，可以改进的就改进，在这个基础上，更向前走一步。”^[44]尽管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是用散文体还是用诗歌韵体，许渊冲先生赞同翟理斯的韵体翻译方法，不赞同韦利等人的散文体翻译方法，但对翟理斯的翻译他客观评价，译得好的诗歌他充分肯定，译得不好的诗歌他就改译。(www.xing528.com)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讨论者就是西方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翻译作品成为他进一步展开自己翻译的前提，所以，在《诗经》的翻译上、在《长恨歌》的翻译上他都是不断地与像韦利等这些重要的汉学家讨论、争辩，应该说，许渊冲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翻译特点，他对西方汉学家所翻译诗歌的改写是成功的，他的翻译也显示出一名中国学者的深厚学养。

（2）许渊冲在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上的贡献

许渊冲不仅在翻译实践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在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独树一帜。他曾经总结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他说：“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却要求优化，传情而又达意。我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一要达意，二要传情，三要感动。正如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就是理解，达意；好之就是喜欢，传情；乐之，就是愉快，感动。形似而意似的翻译能使人知之，传达意美才能使人好之，传达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更能使人乐之，如把‘关雎’译成Cooing and Wooing，传达三美，可以用等化、浅化、深化（三化）的方法。等化包括对等、等值、等效，如把‘死生契阔’译成meet or part，live or die；浅化指一般化、抽象化，如把‘千里目’‘一层楼’译成a grander sight，a greater height；深化是指特殊化、具体化，如把‘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译成Willows shed tear和Snow bends the bough。总之，我把文学翻译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的艺术。三美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45]他还提出了“创优似竞赛”的理论。

学者将他这套理论做了总结和分析，把他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作为他的翻译理论的总概括，而“实际上，这十个字是拆分开来解释的。‘美’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三美’论，诗歌翻译应做到译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这是许渊冲诗歌翻译的本体论；‘化’是翻译诗歌时，可以采用‘等化、浅化、深化’的具体方法，这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方法论；‘之’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意图或最终想要达成的结果，使读者对译文能够‘知之、乐之并好之’，这是许氏译论的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词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研究‘美’的艺术；‘创’是许渊冲的‘创造论’，译文是译者在原诗规定范围内对原诗的再创造；‘优’指的是翻译的‘信达优’标准和许氏译论的‘三势’优势、劣势和均势说，在诗歌翻译中应发挥译语优势，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来翻译‘似’是‘神似’说，许渊冲认为忠实并不等于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竞赛’指文学翻译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的竞赛”^[46]。

关于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特点，它在中国典籍外译实践中的价值，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应特别注意的。

其一，在翻译理论上，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反对生硬地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涌入我国，运用这些西方翻译理论来研究翻译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许渊冲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对在中国流行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批评，反对在中译外过程中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在谈到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时，他认为，这个理论在中英互译的翻译实践中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从理论上讲，动态对等论可以适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互译，因为根据电子计算机的统计，西方主要文字的词汇大约有90%是对等的，例如英文和法文to be or not to be译être ou non pas être就可以说是对等了。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大不相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大约只有40%可以对等，而50%以上都找不到对等词”^[47]。他通过具体的翻译实例，以自己所建立的“优化翻译法”来评价西方翻译学中的对等理论，对这种西方翻译理论做了批评。他说：“（1）对等译法比优化译法要容易得多；（2）对等译法可以适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互译，不完全适用于中西互译；（3）优化译法既可用于中西文学翻译，也可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文学翻译。”^[48]许渊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翻译理论的辩论中是孤独者，但实践证明，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是有价值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讨论时，我们可以体会到它更大的文化意义。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基本上都是拿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理论上的崇拜西方，跟随西方理论界跑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相当多是有价值的，是西方学者深入思考和创造的结果，问题在于，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消化这些理论，如何发现其中不适应中国文化特点而加以抛弃和改造。如果放到中国整个的人文学科来看，像许渊冲这样的学者，敢于对西方的理论提出挑战，敢于根据自己的实践修正和批评西方的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其二，坚持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许渊冲之所以敢于对西方的翻译理论提出挑战，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翻译家，一个有外译中和中译外双重丰富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目前在国内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谈起翻译理论口若悬河，但自己本身并未从事过真正的翻译实践。尤其在中译外方面，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者只是凭借着外译中的理论来改造中译外的理论。许渊冲说：“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检验实践。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49]许渊冲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译外，目前的西方翻译理论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韦利曾写过关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理论文章^[50]，但他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并未有影响，而在中国，能在外译中和中译外两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只有许渊冲先生。所以，在许先生看来所谓的西方翻译理论其实并不全面，这些理论基本没有涉及西方语言和中文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顶多只是西方各种语言之间翻译实践的总结。因此，许渊冲下面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其次，翻译理论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可以用于外文译成中文，也可以应用于中文译成外文。因此，没有中外互译的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外互译问题的理论。目前，世界上用中文和英文的人最多，几乎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小半，因此，中文和英文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字，中英互译是国际间最重要的翻译，而西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没有一个出版过一本中英互译的文学作品，他们不可能提出解决中英互译问题的翻译理论。”^[51]这场争论实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能否根据自己的实践来提出理论。就中译外来说，当年王国维先生在评价辜鸿铭的翻译时做过一些总结，我们在第三编（理论编）时会讲到，林语堂先生、梁实秋先生也都讲过一些，但大都比较零碎。系统地提出自己的中译外翻译理论的，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只有许渊冲一人。更难得的是，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全部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而且主要是在中译外的翻译中提出来的。

（3）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努力从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来总结翻译理论，这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重要特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表达简洁、明了，像“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其中“三之”就是“知之、好之、乐之”，这样的表达非常中国化，但这样的表达却是许渊冲先生从中国文化本身汲取营养所做的创造性转化。“三美”之说来源于鲁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978年，许渊冲在自己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英文、法文版的序言中正式把鲁迅的这个观点运用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外译上，提出了他的“三美”理论。许渊冲的“三之”理论也是从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六期的《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论——再谈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一文中，正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并同时将孔子的这个思想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总结。他说：“我想这话可以应用到翻译上来，那就是说，忠实的译文只能使读者‘知之’，忠实而通顺的译文才能使读者‘好之’，只有忠实通顺而又发挥了优势的译文才能使读者‘乐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想这话如果应用到翻译上来，第一境可以说是‘知之’境，第二境是‘好之’境，第三境是‘乐之’境。‘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读者对译者的最高评价，是翻译王国的桂冠。”他自己也明确地指出，自己的翻译理论来自中国文化和前辈学者，是对他们的继承和发扬，他说：“为什么说‘美化之艺术’是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呢？因为‘美’字取自鲁迅的三美论（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化’字取自钱钟书的化境说，‘之’字取自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艺术’取自朱光潜的艺术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此外，我还把文学翻译总结为‘创优似竞赛’，‘创’字取自郭沫若的创作论，‘优’字就是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似’字取自傅雷的神似说，‘竞赛’取自叶君健的竞争论。这10个字取自中国的翻译大家，所以可以说是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52]

许渊冲翻译理论中最具有特色和创造性的是他从《易经》中所汲取的智慧，从《易经》中总结出的翻译理论。他所提出的译者八论，极有智慧，他说：“翻译学也可以说是《易经》，‘换易语言’之经；自然，译学的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是形同实异的，现在解释如下：

一论：译者一也（），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

二论：译者依也（），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

三论：译者异也（），译文可以创新立异。一至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

四论：译者易也（），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

五论：译者意也（），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

六论：译者艺也（），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四至六论是翻译的认识论，也可以算是‘译者依也’的补论。

七论：译者益也（），翻译要能开卷有益，使人‘知之’。

八论：译者怡也（），文学翻译要能怡性悦情，使人‘好之’‘乐之’。七八论是翻译的目的论。”^[53]

译学八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译者一也”，是翻译的理想，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的统一；“译者依也”，翻译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译者异也”，就是译文可以创新立异；“译者易也”，翻译就是转换语言；“译者意也”，就是要求翻译要传情达意；“译者艺也”，说明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益也”，指出翻译要开卷有益；“译者怡也”，指出翻译应该怡性悦情。

他套用《道德经》的语言所总结的翻译理论，在语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理论上也完备而简洁，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翻译理论的最精彩总结。

译可译，非常译。

忘其形，得其意。

得意，理解之始；

忘形，表达之母。

故应得意，以求其同；

故可忘形，以存其异。

两者同出，异名同理。

得意忘形，求同存异；

翻译之道。^[54]

中国学者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从陈季同开始已有近百年，其间辜鸿铭、林语堂、吴经熊、杨宪益等都有翻译的佳作，林语堂、杨宪益也谈过自己的翻译理论，但像许渊冲这样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如此之多，在翻译理论上如此全面展开的唯有他一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在同当代学者的论战中、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尽管对他的翻译理论仍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将其翻译理论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其贡献和学术意义就十分明显。

百年来中国学术界都是以西为师，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这样的学术路径在一些研究领域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等，但一旦涉及中国的问题，在这些领域就必须注意其理论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十分悲哀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也都在使用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这并非说在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以使用西方的理论，而是说，在用这些理论处理中国的材料时要更加小心和谨慎。缺乏从自己文化根基总结本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学术理论，这是目前中国人文研究领域最严重的问题。许渊冲先生尖锐地指出：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界，大多是从西方语言学派摘取片言只字，用于中文，并无多少经验，并无多少翻译实践，更无杰出成果，却妄自尊大……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文化价值在于：

首先，中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应逐步走出“以西为师”的“学徒时代”，不能依靠仅仅援引外部的理论和思想来支撑中国的实践。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者仍在重复着西方的各种理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后现代的，食洋不化，从骨子里的崇洋是很多人的通病。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对整个人文学术都有着极大的启示。

其次，要注重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实践，将其作为学术发展的生命源泉。尽管近400年来中译外的主体是西方汉学界，但从陈季同开始，中国学者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并开启了自己的实践。许渊冲的理论并非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实践的数量和规模在中译外的历史上都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我想，许渊冲如果没有这大量的翻译实践，他是总结不出来这些理论的。没有一种学术是在空中楼阁中产生的，中国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巨变，社会发展之迅速，社会进步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百年来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终于产生出今天这样宏大复杂的社会局面。但在如此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面前，很多学者不能投入其中，而是醉心于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一些西方理论，来解释今日之中国。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投身到这种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许渊冲先生正是在近30年来的中译外大量翻译实践中，才脱颖而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

再次，中国的理论必须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许渊冲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努力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从近代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总结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无论在表述上、在概括的内容上都表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他的语言表达尤其值得注意，对照一下目前国内翻译界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几乎绝大多数是洋腔洋调。翻译理论的表达，表面上是一个语言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学术的自主和自觉。“海德格尔曾引述洪堡的观点说：一个民族有可能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使之完全变成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换言之，它可能不改变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规律，而把崭新的东西赋予语言，使同一个外壳获得另一个意义。”^[55]在语言上许渊冲表现了极大的创造性，如果将其放入当代中国人文学术中，这无疑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

最后，学术心理上的自足是学术创新的基础。自己不自信，如何谈创新？读一读许渊冲这段话，就足以看出他的学术心理状态是多么的自觉。他说：“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有十多亿人用中文，又有十多亿人用英文，所以中英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中英互译的难度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而在中国却有不少能互译的翻译家，成果最多的译者已有四十种译著出版。因此，以实践而论，中国翻译家的水平远远高于西方翻译家。而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56]

一般人读到许先生这段话时，初步感觉似乎在自我陶醉，但细想一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上，许渊冲先生是一个里程碑，他的翻译理论不仅仅是在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样在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他的思想和道路对即将走出和正要走出学术“学徒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对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一面旗帜。

3.杂志——《华裔学志》在中国文化传播上的贡献

（1）《华裔学志》小史

1935年创办于北京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是至今为止西方汉学界最有影响的汉学刊物，它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和西方汉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本节将对它的这个贡献做初步的梳理和研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方公开出版的汉学刊物主要有创办于1890年的《通报》（T'oung Pao），《华裔学志》1935年创刊是比较早的，在《华裔学志》创办后一年，《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创刊，后成为美国汉学研究期刊的领军型刊物。所以，在西方汉学界，《华裔学志》和《通报》并称双雄。在中国20世纪的外文期刊史上《华裔学志》也有着自己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民国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发行的刊物超过400种。例如：1867年创刊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是老牌的英文传教学和汉学的学术期刊；在上海发行的《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北部分会期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57]，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是1919—1922年间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它的前身《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也是早期在中国十分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58]。“就天主教而言，则有《华裔学志》的前身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北平天主教大学学报》）；《辅仁学志》（Fu Jen Magazine），此为学志的中文对等刊物；最后则是《华裔学志》，此三种皆由圣言会在北京出刊。另有《震旦杂志》（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Aurore），此由耶稣会在上海出刊。就新教而言，则有《燕京学报》《金陵学报》《岭南学报》《史学年报》及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中国西界研究学会期刊》）”^[59]。

尽管《华裔学志》创刊晚于这些期刊，但学术影响很快得到承认，根据罗文达（Richard Löwenthal）在他的《中国宗教期刊出版》（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中的说法，“《华裔学志》因其学术立论中肯，而广为汉学圈所接受”。就是在《华裔学志》创办20年后，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要谈到在中国发行的最重要的汉学期刊，非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莫属”^[60]。其重要原因是这份期刊是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联手创办的学术刊物，在学术上充分反映了中外学术的进展，而不像其他英文汉学刊物只是在华外国汉学家的学术园地。

研究这份汉学刊物，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杂志的创始人德国汉学家鲍润生（Francis Xavier Biallas，1878—1936）和中国历史学家陈垣。鲍润生是创办辅仁大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圣言会所培养的第一个专业汉学家。他曾师从多位欧洲著名汉学家，先在莱比锡师从孔好迪（Alfred Conrady，1864—1925），后在柏林师从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高延（Jan J.M.de Groot，1854—1927），后来又在巴黎师从伯希和学习汉学。^[61]这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汉学研究和创办《华裔学志》打下了学术基础。

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给自己制订了在中国展开汉学研究的计划：1.对中国的国家、人民、风俗习惯、语言、历史文化发展做科学的调查研究；2.与其他传教士合作出版各种作品，之后为东亚发行一份特别的期刊；3.促进在中国的传教士与天主教友好合作；4.在中国成立一个作者之家，收藏中国的作品、翻译作品，特别是要成立一个很好的汉学图书馆。^[62]他的汉学修养使他对这份刊物的创办原则有了自己的理解，在谈到这份刊物时，他说：“选择北京为学志诞生地的理由：‘目前的北京是旧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核心点。中西学者共同合作，展望未来东亚研究的最佳成果，殊堪可期。”^[63]

在《华裔学志》创刊号，鲍润生在编者按语中表达了他的编辑学术思想，“本期刊的宗旨可由期刊名称及第一期的内容看出来。我们的用意是提供大众各种资料，以便研究中国及其邻近国家的人民、语言和文化，同时也不忽视民族学和史前史的领域。在各类文章、书评中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读者当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后我们希望，在研究工作上占有天时地利的远东学生，能在本期刊中找到鼓励和引导。我们也欢迎各类学术性文章，也包括一些有争议性的文章。但是这类文章应避免任何人身的攻击”^[64]。

陈垣（1880—1971）先生是《华裔学志》的中方执行编辑之一。鲍润生神父是《华裔学志》的奠基人，但很不幸，在《华裔学志》第一期即将出版之时，他染上了伤寒病，很快离开了人间，但他留下的这份汉学刊物至今仍是连接中国和西方汉学界的重要桥梁之一。^[65]

《华裔学志》的三个任务，即：1.应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学整理、组织中国的历史数据。2.编纂和翻译相关参考书籍，协助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3.借由书刊的出版和向外流通，发布汉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促进国际学术合作。^[66]

正是在陈垣和鲍润生的合作下，《华裔学志》诞生了，在《华裔学志》第一期第244页上，陈垣做了一首诗献给鲍润生，由此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闻鲍润生司铎编楚辞书此为赠

陈垣

屈子喜为方外友，骞公早有楚辞音。

如今又得新知己，鲍叔西来自柏林。

演西也是西来客，天问曾刊艺海尘。

此日若逢山带阁，引书定补鲍山人。

毫无疑问，1935年到1949年是《华裔学志》确立自己的理想并奠定自己的办刊方针的15年，以后虽然它辗转日本、美国，最后于1972年回到德国Sankt Augustin小镇，《华裔学志》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学术定位、学术品格，一直将中国文化的研究作为其主旨。已故卜恩礼博士（Heinrich Busch，1912—2002）担任《华裔学志》主编40余年。他说过：“《华裔学志》的创办者和出版者都将其视之为一本普通的汉学刊物，因而这本刊物具备了这样一个特点：它促成众多有关中国传教史文章的出现。中国专家协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尤其在提建议的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一实际情况及刊物的出版促进了外国对于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这些都是很有裨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影响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传教士及教会的态度。”^[67]77年过去了，《华裔学志》已经出版58卷，另有61部“华裔丛书”、19部“华裔选集”，这个成就在西方汉学史是很少见的，在20世纪很少有这样的学术杂志，在如此长的时段，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如果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的角度或者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审视《华裔学志》的学术特点，它的贡献是很大的。

（2）《华裔学志》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上的特点

《华裔学志》将典籍翻译作为立刊之本。陈垣先生确立的办刊原则的第二条就是“编纂和翻译相关参考书籍，协助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这里将翻译中国的文献作为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创办人鲍润生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楚辞》的研究。1927年他在莱比锡大学“以研究屈原的文学著作而获博士学位。^[68]1928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发表《楚辞》研究论文《屈原生平与诗作》，其中选取《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和《天问》（针对性地选取了其中十二行）等篇目。1933年来华以后入北平辅仁大学担任教职，同时致力于汉学研究。1935年创办国际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并在第一期杂志上发表屈原《九章》研究论文，其中全文翻译该诗”^[69]。

由于鲍润生本人的汉学修养及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华裔学志》一直把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作为重点。从《华裔学志》所刊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来看，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翻译内容涉猎广泛。^[70]

《华裔学志》对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的翻译有：

屈原《九歌》（第1期，鲍润生）。

《杜甫诗诗歌》［五卷，查赫（Erwin von Zach）翻译，分别发表在第1—4期］。^[71]

《杜甫的绝句》（第29期，Shirleen Wong用英文所翻译）。^[72]

《曹操的诗》（第2期，Stefan Balázs和Diether von den Steinen翻译）。^[73]

枚乘的《七发》（第29期，David R.Knechtges和Jerry Swanson所翻译）。^[74]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一个神秘主义者对天台山的攀登》（英文）（第20期）。^[75]

西方汉学对《昭明文选》的研究自翟理斯1901年的《中国文学史》提到以后，历经百年，马瑞志的这篇翻译是继俄籍汉学家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出版了《〈文选〉辞赋译注》，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发表了宋玉《风赋》和《神女赋》的英文译文，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的《〈文选〉与文体理论》以后，在《文选》翻译上的进一步完善。^[76]

《〈童冈古歌〉译注》（第49期，由David Holm翻译），这是作者发现的广西东兰县壮族古抄本，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古代诗歌译本。

《华裔学志》所翻译的中国历史典籍有：

《裴学海的〈古书异议举例〉四补》（第10期，方志彤译）。

《关于大同东南的一通元朝时期的碑文》（第10期，Grootaers，W翻译）。^[77]

萧大亨的《北虏风俗》（第10期，Henry Serruys翻译）。^[78]

《周代的青铜文字（铜器铭文）》（第11期，Max Loehr翻译）。

《关于周朝的国法理论——〈邓析子〉全书和片断的研究》（第12期，由卫德明翻译）。

《周代铜器铭文中一条关于调息功夫的记载》（第13期，由Hellmut Wilhelm翻译）。

《〈淮南子〉研究：导论、翻译、评析》（第16期，Eva Kraft翻译）。

《〈白居易传〉——〈旧唐书〉卷166的翻译及注解》［第17期，由尤金·法菲尔（Eugene Feifel）翻译］。

《最近发掘的周朝穆天子时期的铜器铭文》（第19期，由Noel Bardard翻译）。

《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21期，由Igor De Rachewiltz（1929—　）翻译］。

《关于〈元朝秘史〉中的一些军事术语》［第26期，由Nicholas Poppe（1897—1991）翻译］。

《十八世纪早期的台湾土著居民：黄叔璥的〈番俗六考〉》（第28期，由Laurence G Thompson翻译）。

《明太祖的〈纪梦〉》（第32期，由Romeyn Taylor翻译）。

《许慎的〈五经异义〉》（第32期，由Roy Andrew Miller翻译）。

《〈后汉书·皇后纪〉相法笺证》［第50期，由高杏佛（Cordula Gumbrecht）翻译］。

《华裔学志》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宗教的经典有：

《永嘉证道歌：译文、导言、注释》［第6期，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翻译］，这是一首禅宗的诗歌，唐代高僧永嘉玄觉（665—713）作。唐代翰林学士杨亿记述了永嘉禅师拜见六祖慧能时的一段精彩对话，对话是诗体形式，没有注释无法读懂。

《抱朴子·内篇》1—4卷、第11卷（第6期、第9期、第11期，由Eugene Feifel翻译和注解），这是道教文献在西方早期的翻译。

《试将一部宋版佛典〈普明菩萨会〉译为德文》［第25期，由Friedrich Weller（1889—1980）翻译］。

《吴筠（公元8世纪道教诗人）〈心目论〉译注》（第46期，由Livia Kohn翻译）。

开辟四裔研究新领域，推动中国学术发展。

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内容之一是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关于西域史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提供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汉学家多以治中外交通史为其所长，中外交通之学涉及四裔，语言能力要求较高，这对于以治经学为主的传统学者来说困难不小。如学者所言“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入腹心”^[79]。

《华裔学志》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它也必然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作为其重点。例如，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对鄂尔多斯方言和语法的研究，司律思（Henry Serruys，1911—1983）对西藏语言和历史的研究，福克斯对满族文献的研究在当时西方汉学界都具有领先的地位。下面列出一些文章就是一个证明。

《关于伊朗文佛教经书的礼记》（Friedrich Weller，德文，第2期）

《关于Martin先生在内蒙古发现的若干碑石残迹》（陈垣，英文，第3期）

《关于琉球群岛语言的新研究》（Matthias Eder，德文，第4期）

《具有历史资料意义的战争画像：1765年清军在新疆的作战画像以及此后的战争画像》（福克斯，德文，第4期）

《内蒙古发现的土耳其碑刻》（K.Groenbech，英文，第4期）

《朝鲜文献记载的关于满洲烟草的早期历史（1630—1640）》（福克斯，德文，第5期）

《中国人眼中远西的大秦：对它历史与地理的研究》（Albert Herrmann，德文，第6期）

《〈海录〉——中国关于西方国家的旅行记录的先驱》（陈观胜，第7期）

《中国的印刷术在菲律宾的传播》（裴化行，法文，第7期）

《〈Koke Sudur〉中关于元代蒙古人的描写》［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德文，第8期］

《蒙文图书的重新印刷和出版》（海西希，德文，第8期）

《乾隆、道光年间关于战争画像的铜版底稿（附道光年间安南铜版稿10幅）》（福克斯，德文，第9期）

《关于康熙对噶尔丹的战争》（福克斯，德文，第9期）

《焉夷和焉耆，突厥和月氏》（王静如，英文，第9期）

《关于元朝用蒙文对汉文文献的翻译》（福克斯，德文，第11期）

《内蒙古的墓刻和石碑：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内蒙古最后的远征（1927—1935）及发现》（Johannes Maringer，德文，第14期）

《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的意义》（卜恩礼，第14期）

《帆船时代来到巴黎的中国旅行者以及中国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之影响》（荣振华，第23期）

《耶稣会士闵明我对教皇特使多罗抵达中国的报道》（柯兰霓，第42期）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是清末民初中外学术界关注中国研究的重点，尤其西方汉学界在这方面颇有建树，《华裔学志》保持了西方汉学的这一特色，许多研究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华裔学志》首期开卷中就希望加大这一方面的研究，并认为在华的传教士具有独特的优势。司律思和Paul Serruys（1912—1999）兄弟既是《华裔学志》的编辑顾问，也是藏学和蒙古学的专家，他们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很有特色。^[80]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刚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6—1973）关于西藏历法的论文《论西藏人的六十进位》（On the Sexagenary Cycle of the Tibetans）^[81]至今在学术上仍有很高的价值。德国汉学家福克斯的中国地图史研究，满文、蒙古文研究也很有价值，在来华传教士的地图绘制研究上，至今他的论文仍是必须参阅的。

特别是在研究1500—1800年间中西方文化交流史方面，《华裔学志》所发表的论文有着重要的学术史地位，例如卜恩礼，这位《华裔学志》主编在第14期发表的《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的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3）宗教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其重要特色

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是《华裔学志》的重要特点，《华裔学志》作为德国天主教圣言会（SVD）主办的学术刊物，关心中国宗教史研究是理所应当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宗教史研究中并未有护教的特点，而是站在学术的角度对中国宗教展开研究，这些关于宗教研究的论文同样保持了高度的学术品格。如学者所指出的，《华裔学志》“这种研究都是基督教传教及传教士的历史，丝毫未对文化内容表现出宣教学上的关切，当然更未展现对一般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内容中的中国基督徒或基督宗教有任何兴趣”^[82]。对犹太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在《华裔学志》中都有体现，特别是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华裔学志》有着特殊的地位。陈垣、福克斯、裴华行这些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大家，在《华裔学志》上都有重要文章。直到今天，学术界仍认为《华裔学志》的这些论文对学术研究有着指导意义。^[83]但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仍是它所刊出的对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这些研究论文都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准。

《十七至十八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它在中国的文化史演变中的地位》（第1期，裴化行作）

《中国及其近邻国家科学地图绘制工作的诸发展阶段（16世纪至18世纪末期）》（第1期，裴化行作）

《关于天主教在远东的历史的标记》（第1期，裴化行作）

《唐代（618—907年）的景教寺院及大唐景教碑的发现地点》（第2期，Drake，F.S.作）

《汤若望关于天文历法的著作（〈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第3期，裴化行作）

《吴渔山》（第3期，陈垣）

《俄国与中国的第一个条约——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不同文字译本》［第4期，福克斯（Walter Fuchs，1902—1979）］

《圣教规程》（第4期，Verhaeren，H.）

北京《北堂耶稣教遣使会1862年图书目录》（第4期，Thierry，J.B.）

《北堂图书馆的中文书目》（第4期，Verhaeren，H.）

《北堂的图书馆小史》（第4期，Joseph van den Brandt）

《南怀仁对汤若望的科学工作的继承》（第5期，裴化行）

《汤若望与中国和尚木陈忞》（第5期，陈垣，德文D.W.Yang译）

《天主教在海南岛的开端》（第5期，Dehergne，J.）

《欧洲著作的中文编辑——葡萄牙人来华及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的编年书目》（第10期，裴化行，Henri Bernard）

《卫匡国〈新编中国地图集〉德文版》（第12期，Verhaeren）

《卜弥格（1612—1659）的著作》（第14期，Szczesniak，Boleslaw）

《利玛窦〈交友论〉注解》（第14期，方豪）

《关于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交友论〉的进一步注解》（第15期，德礼贤）

《有关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最新出版物（1945—1955）》（第15期，Beckmann，Joh.，S.M.B）

《明代中国的天主教教区1581—1650》（第16期，荣振华）

《汤若望的双半球星图》（第18期，德礼贤）

《欧洲为适应中国的精心努力：从法国传教士到北京至乾隆末期的天主教编年书目（1689—1799）》（第19期，裴化行）

《1776—1778年位于北京的法国耶稣会馆的财产》（第20期，J.Dehergne）

《艾儒略（1582—1649）介绍给中国的一个欧洲伟大形象：〈西方问答〉导论、译文、注解）（第23期，John L.Mish）

《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对十六世纪引导文化改变的努力的一个实例研究》（第25期，Greorge L.Harris）

《关于两种满语的天主教教义问答手册》（第31期，魏汉茂）

《一份关于明朝覆灭的欧洲文件》（第35期，陈纶绪）

《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与其中国诗》（第41期，陈纶绪）

《从1707年耶稣会士白晋给耶稣会安多的报道看〈明史〉中的利玛窦》［第41期，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

《耶稣会闵明我（1638—1712）对教宗特使多罗（1668—1710）抵达中国的报导》［第42期，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

《徐渭（1521—1593）二首中文诗中的罗明坚（1543—1607）》（第44期，陈纶绪）

《〈不得已辩〉从耶稣会教士论战文字看天主教与儒家调和之成败》（第45期，Klaue，Matthias）

《徐甘第大（1607—1680）与中国十七世纪天主教的发展》（第46期，Gail King）

《〈南宫署读〉（1620年）、〈破邪集〉（1640年）与西方关于南京教案（1616—1617年）的报导》［第48期，杜鼎克（Dudink，Adrian）］

《黄虎之穴：利类思（1606—1682）和安文思（1609—1677）在张献忠王朝》（第50期，许理和）

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论文的作者大都是20世纪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学者，像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学者裴化行，德国学者福克斯，意大利学者德礼贤，中国学者陈垣、方豪等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下半叶作者中荷兰的许理和，德国的柯兰霓，法国的谢和耐，比利时的杜鼎克、陈纶绪等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推进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这一类研究论文对于梳理和研究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有何价值呢？从狭义的研究角度来看，这类文章属于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但从广义的研究角度来说，这类研究论文是我们揭示中国文化传向西方世界的途径和历史的最重要研究。因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从文献角度和从精神角度起源于耶稣会入华的明清之际，正是以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入华才拉开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序幕。西方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起来。如果我们梳理清楚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则非从传教士汉学入手不可，这个环节搞不清楚，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我们就无法真正搞清。在这个意义上，这类学术论文是我们展开研究中国文化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只有《华裔学志》以此类论文作为重点发表，《通报》等刊物也发表这类论文，但是在数量上无法和同时期的《华裔学志》相比。所以，笔者认为，《华裔学志》这类学术论文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汉学研究中都具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西方汉学有着自己的学术脉络与传统，了解并掌握这个传统和脉络是我们展开中国文化外传轨迹研究的基本内容，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揭开中国文化外传的序幕。《华裔学志》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此。

《华裔学志》的另一个学术意义在于，从晚明开始，中国的历史已经纳入世界史，传教士汉学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属于西方汉学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其中有不少人长眠于中国。他们的著作，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文的，都已经构成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研究西方汉学史，做中国文化西传的研究，同时也是在做中国近代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传教士汉学和当代那些学院派的职业汉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职业汉学家和中国当代的实际生活与发展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书本上的中国；而传教士汉学家，中国对于他们就是生命，他们已经深深卷入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之中，因此，他们既是中国的研究者，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西方汉学刊物中只有《华裔学志》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它的学术价值。

谈到《华裔学志》，我们必须提到《华裔学志》丛书，这是《华裔学志》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就是在这套丛书中出版的。从1986年Roman Malek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后，一批传教士汉学家的专题研究著作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例如《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P.Joachim Bouvet 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84]，《柏应理——中西文化的桥梁》（Jerome Heyndrickx ed.Philippe Couple，S.J.（1623—1693）.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汤若望：中国传教士、皇家天文学家和顾问》（Alfons Vath S.J.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y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Ein Lebens und Zeitbild），《道德启蒙：布尼茨与沃尔夫论中国》（Julia Ching Willard G.Oxtoby.Moral Enlightenment Lebniz and Wolff on China），《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内容、翻译、注释》［Noel Golvers.The“Astronomia Europea”of Ferdinand Verbiest，S.J（Dillingen 1687），Text，Translation，Notes and Commentaries］，《南怀仁：耶稣会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和外交家》［John W.Witek ed.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Jesuit Missionary，Scientist，Engineer and Diplomat］^[85]，《中国礼仪之争：它的历史和意义》（D.E.Mungello.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its History and Meaning），《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汤若望的贡献和影响》［Roman Mlek ed.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tianity in China.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西儒艾儒略（1582—1649）及其中国与基督宗教的对话》［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Scholar from the West”Giulio Aleni S.J.（1582—1649）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国文化——根据朱宗元（约1616—1660）中介绍欧洲文化内容》（Dominic Sachsenmaier.Die Aufnahme europä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ca.1616—1660），《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Roman Malek ed.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李九标的〈口铎日抄〉一位晚明基督徒的日志》（Kouduo richao.Li Jiubiao's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ds.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i）。

（4）《华裔学志》始终与中国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汉学期刊中，《华裔学志》有着鲜明的特点，它仍然保持着欧洲汉学的传统，而不像美国中国学界的那些学术期刊大多都转向了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的研究。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其诞生起就与中国学者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这样的学术特点，在一般西方汉学期刊中也很少见到。创刊后陈垣先生是《华裔学志》的主编，编委会中，中国方面的编辑成员除陈垣以外，文学院院长沈兼士（1887—1947）、历史系主任张星烺（1881—1951）、西语系主任英千里（1901—1969）、编辑助理方志浵等学者也在其中，他们对杂志的学术水平保持和杂志的出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兼士在每期《华裔学志》中所做的“刊物简评”review of reviews，他在第二期的征稿说明中说：

“应来自各方的要求，我们打算今后在‘刊物简评’这一部分中，不仅包括汉语和非汉语的汉学文章以及相关期刊的题目，而且包括用汉语和日语写就的文章的英文概要。由此，我们希望使海外的学者同步了解这里进行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扩大的‘刊物简评’最终可能成为一本独立的出版物，以中文的或外文的模式。它将扼要地涵盖一些边缘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种族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然而，由于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即评论者可能只抓住一些枝节的东西，而忽略了文章作者本人认为是本体的和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向文章作者建议给他们的文章加上‘作者概要’，也就是一个大约5到20行或100到300个字符的综述，可以用小号字体印在文章的开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本人必须保证不被误解，不使自己通常长篇而费解的文章被错误弄得面目全非，或者使其完全被忽视，或者使其只能被相当有限的读者所了解。这些优点比起一篇浓缩的‘作者概要’所花费的些许功夫来说，是完全值得的。”^[86]

可以说，《华裔学志》开设的“刊物简评”栏目对当时汉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学者不仅仅参与了《华裔学志》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是它的重要作者，任大援教授对中国学者在《华裔学志》上所发表的论文做了个统计。

从1935年《华裔学志》创刊，到1949年，共有14位中国学者发表了22篇文章（详见下表）。^[87]

《华裔学志》第1～13期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列表

在西方汉学界《通报》是第一份学术刊物，《华裔学志》虽然比起那些在中国创办的西方传教士主导的杂志成立得晚了一些，但它一亮相就表现出其学术的追求，从而和那些有较强宣教色彩的刊物有了区别。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汉学史上，《华裔学志》在中国文化的西传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