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史的角度总结19世纪中国典籍的西译初步结果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1793年最后一名在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的去世，18世纪的来华耶稣会汉学时代结束了。1807年马礼逊入华则开启了19世纪西方汉学新的一页。如果我们从汉学史的角度对19世纪中国典籍的西译做个初步的总结，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1.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认为19世纪汉学方面最杰出、经久不衰的成果是在翻译、词典和其他参考工具书等领域。^[359]他认为法国汉学家沙畹所翻译的《史记》至今仍然可用，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系列今天也是一部标准的译著代表，而儒莲、雷慕沙、伟烈亚力、顾赛芬、翟理斯等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在西方汉学史上都应有其地位。从考狄书目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19世纪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翻译已经大大超过了18世纪传教士汉学时期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在数量上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在内容上，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对儒家的著作翻译和研究，他们已经开始注意道教、佛教的文献和研究。例如，在《中国丛报》中就刊登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关于萨满教和佛教的研究。正如马礼逊在《中国丛报》上读到雷慕沙的这些文章所说的：“我们将欢迎这一出版物在中国的出现。迄今为止，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我们所知道的仍很少。因此，任何有像雷慕沙这样对佛教的语言如此具有学识的学者提供的这些信息，都是很受欢迎的。”^[360]

2.译者队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8世纪中国典籍的翻译基本上完全为来华的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修会所垄断，19世纪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的译者队伍则大大扩大了，由来华传教士垄断中国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由此，职业汉学家和业余汉学家成为19世纪中国典籍翻译的基本队伍，这些业余汉学家由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共同组成，而这样一支中国典籍的翻译队伍的身份是变动的，这成为19世纪汉学史的重要特点。

专业汉学诞生于法国，法国所以领军于欧洲专业汉学，恰恰是17—18世纪以来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份丰厚的学术遗产，由此，奠基了19世纪前半叶法国汉学在欧洲的领袖地位。“在该世纪的整个上半叶，汉学研究将在法国组织起来，并在那里成为学院和书本中的一门学科……”^[361]在上面第一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雷慕沙、儒莲及他们的弟子们等这些法国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上的贡献，这些欧洲本土的专业汉学家的翻译范围和翻译质量都足以和此前的来华耶稣会士相媲美。

业余汉学家的翻译队伍是由欧洲本土的业余汉学家和在中国本土的业余汉学家共同组成。在欧洲19世纪东方学的很多贡献是由业余的东方学家完成的，汉学研究也是如此，一些人完全出于兴趣展开汉学研究，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他们不必为一份工资而工作，翻译中国典籍的时间也全部在业余时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汉学家毕瓯，“他是著名物理学家巴斯蒂特·毕瓯（Bapiste Biot，1774—1862）的儿子，后成为儒莲的学生，原来的专业是铁路工程师，放弃工程师职业后，毕生致力于汉学，他第一个把《周礼》译为西方文字”^[362]。

而在中国的这些业余汉学家则十分混杂，王国强提出“侨居地汉学”的概念，他认为这些侨居在中国和相邻国家的汉学研究者和在欧美本土的汉学家有自己的特点，“与‘本土’的汉学研究相比，后两种类型的汉学研究者有更接近或直接生活在中国的便利条件，故而在研究内容、材料甚至方法上均与‘本土’的汉学研究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由那些远离‘本土’，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事传教、外交和商贸等活动的而暂时或长期侨居在远东或者中国的侨民来完成。鉴于此，我们把后两种汉学形态统称为‘侨居地汉学’，这是西方汉学研究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扩散、延伸和发展”^[363]。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概念，其实不仅仅在19世纪，在17—18世纪也存在，例如，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是长期侨居中国，最后葬于中国。他们的汉学研究自然和在欧洲的业余汉学家像基歇尔、傅尔蒙有所不同，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侨居地汉学研究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这点在下一章我们还会涉及到。

这些侨居在中国周边的西方人中既有传教士，也有外交官，还有商人等，以《中国评论》为例，王国强将在该杂志上发表3篇文章的骨干作者为对象做了统计，结果是：传教士作者20人，占31%；外交官19人，接近30%；海关人员9人，港府职员7人，学者4人，医师3人，编辑和商人各1人。^[364]以《中国丛报》为例，19世纪这些在远东的业余汉学家的水平是参差不齐，有些有较好的专业水平，有些基本处于业余状态。^[365]段怀清将这些汉学家分为：“文化道德驱动型”“适应中国策略型”“求知好奇兴趣型”“学术专业型”“混合型”。其实相当多的汉学家是混合型的，很难将其研究中国的特点分得过细，“几乎大多数汉学家对于汉学研究都经历了从最初的兴趣、好奇到稳定的、理性的、专业的、科学的研究，乃至成为终生研究方向的发展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多数汉学家，也都属于混合型的汉学家”^[366]。

19世纪是西方各国专业汉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起来的年代，德国汉学家傅海波说：“直到1860—1880年间，希腊文和拉丁文杂交的‘汉学’一词才转化为通常意义上的词汇，这个时期，中国研究和中国本身才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学术上一个专门的课题。”^[367]这样，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返回本国后转身就变成了职业汉学家。理雅各从中国回去后创立了牛津大学汉学系，翟理斯从中国返回后到了剑桥汉学系做教授，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1849—1926），从中国返回后担任了曼切斯特大学教授，卫三畏从中国返回美国后创建了耶鲁大学东亚系。19世纪欧美的中国研究是一个变动的世纪，是各国专业汉学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世纪。因此，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这些汉学家们的身份也是变动的，这成为19世纪汉籍西译中非常独特的现象，从而和18世纪与20世纪的译者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区别。19世纪西方汉学是一个从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逐步过渡的时期，从而在中国典籍翻译队伍上呈现出一种过渡性和混杂性，此时的译者虽然不少是传教士出身，但已经受到19世纪西方各种新兴社会学科兴起的影响，如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等，这样他们的研究已经不像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那样对中国的研究和翻译基本上在传教学的框架中展开，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但此时这些业余汉学家们旧的思想仍未完全消除，新的思想同时又呈现在他们的翻译中，因而，19世纪对中国典籍的翻译的这种过渡性和复杂性是它的重要特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理雅各，他在香港所出版的《中国经典》和后来返回牛津后在《东方圣书》中的译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理雅各个人的翻译风格和思想前后的变化绝非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19世纪西方汉学在翻译中国典籍时的基本特点：他们已经在努力走出传教学的立场，但那个旧传统的影响仍深深地笼罩着汉学家的思想；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用19世纪西方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翻译和研究中国典籍，但尚未娴熟地掌握新的方法。这就是19世纪西方汉学的特点，前者使他们区别于17—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后者又使他们不可与20世纪的专业汉学同日而语。(www.xing528.com)

3.俄罗斯汉学家在中国典籍西译中的重要地位

以往的研究往往不能将俄罗斯汉学史放入整个欧洲汉学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在近代的世界汉学史上，西洋汉学、东洋汉学和俄罗斯汉学，本来是鼎足而三的。后者那种摈弃烦琐、经世致用的倾向独具一格，引人瞩目。可惜，限于语言和资料，俄罗斯汉学在我国学人心目中长期疏离，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368]在本章中我们对俄罗斯汉学家的汉籍西译成就做了初步的梳理，从而发现他们在19世纪对汉籍翻译的数量和品种都在西欧汉学界之上，尤其是对中国北方历史文献的翻译上，更为突出。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说，与近几个十年的情况相比，必须承认俄国汉学在19世纪已达到令西欧汉学家感到惊讶的程度。^[369]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巴拉第，这些19世纪的俄国大汉学家在汉籍西译上的成就值得我们为其大书一笔，实际上只有将俄罗斯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的汉籍西译成果纳入整个西方汉学的中国典籍的翻译图景中，欧美汉学研究的共同体才能建立起来。^[370]

4.中国典籍翻译语言发生变化，英语译本明显增加

在本章开篇时我们已经指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国强，语言胜，国弱，语言衰，作为文化标志的语言是随其国家的强弱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当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拉丁语被称作‘世界语’，在亚历山大大帝后继者的时代，希腊语被称作‘世界语’，从17世纪至19世纪，法语也曾经是欧洲宫廷、贵族和外交家的语言，但是，真正影响整个世界并得到广泛传播的语言却只有英语。在世界各地，在欧洲、美洲、澳大利亚、非洲和亚洲，英语都安家落户了。”^[371]

由于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是代表罗马梵蒂冈教廷来传教的，葡萄牙对东方拥有护教权，这样在将中国典籍翻译成欧洲语言时，首选的语言自然是罗马教廷的官方语言——拉丁语或者对东方拥有护教权的国家语言——葡萄牙语，而西班牙则是从墨西哥横跨太平洋进入东亚，当他们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后，汉籍西译的西班牙语也就出现了。但在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除葡萄牙人外，意大利人居多，这样意大利语也是常用的中国典籍翻译语言，像上一章所研究的罗明坚和利玛窦。到18世纪中叶，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法国人逐步增加，法国传教士入华的方式与传统耶稣会士来华有了重大区别。法语在当时欧洲成为上层社会的流行语言，特别是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都是“国王数学家”，在研究能力上天赋很高，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用力也勤，这样将中国典籍翻译成法文的著作就多了起来。

19世纪英国势力逐步进入亚洲地区，由此也推动了英国汉学的发展。“英国人所主导的与汉学研究有关的期刊与其殖民势力的扩张也有着极为合拍的一致性，19世纪初期有在马六甲所刊发的《印支搜闻》，到了19世纪中后期则以香港的《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为主，进入20世纪前半叶又以上海的刊物如《新中国评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为主要阵地。”^[372]当英国人开始成为主导东亚的主要力量时，他们对汉学的研究也自然高涨起来，以英语为主的关于中国典籍的翻译著作和论文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这表现在早期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研读早期在华英文报刊，以及这一时期英美作者关于中国的其他论著，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共同鼓励或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转向，即从17—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中国叙事，转向以英美商人一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中国叙事”^[373]。

阚维民根据考狄书目做了一个汉学家国籍的统计，这个统计很有说服力，他写道：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汉学文献目录〉索引》统计，从16世纪至1924年，西方汉学家共有7737位，其中113人至少发表或出版了20篇（部）以上论文（著作），笔者称他们是多产西方汉学家，其中英国为37人，法国29人，德国12人，美国9人，其他国家7人，不明国籍者19人。而在所有37位英国高产汉学家中，仅有2位逝世在1850年之前，6位逝世于1925年之后，在华时间和汉学研究最佳年龄时段均在19世纪的占极大多数。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19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队伍成为左右西方汉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之一。^[374]

17—18世纪西人的汉籍西译从以拉丁语、葡萄牙语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法语为主，反映了17—18世纪期间欧洲各国实力的消长。而在19世纪英语最终成为汉籍西译的主要语言，这反映了英国在19世纪的国家实力和地位。汉籍西译语言的变迁实际反映了当时这些西方国家在欧洲实力的强弱与他们在中国利益的大小和在东亚实力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