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翻译西传的历史发展及文化交流摘要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两大重要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大文明的相遇、相识经历了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西方在认识东方、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认识的不同阶段，西方汉学——作为西方对中国精神文化了解的核心学科，经历了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再到“专业汉学”的漫长阶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精神形态上相遇与交融、磨砺与递进发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陆续被翻译成欧洲文字后，也是在此之后，中国文化的精髓才开始在西方产生了精神性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在欧美西方国家的传播就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西方汉学史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部分。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与在欧美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传起源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充当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和传播的主体，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第一次以文本的形式展现在欧洲人面前，并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是中西精神文化相识的第一阶段。19世纪是西方人主导世界的世纪，但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介绍从未停止，其精神魅力仍是思想文化精英们想象的“乌托邦”，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中国古代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博物馆的文明来欣赏的，现实的中国已经败落了。这是第二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从20世纪初，中国学人和欧美的汉学家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的两大力量，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探索独立翻译自己文化经典向西方传播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呈现出多彩的局面。

面对这复杂、多彩的中国经典翻译西传的历史，在这样一本导论性著作中是根本无法完成对其详尽研究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译与传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书作为一个导论性著作，并不奢望在这本单薄的著作中完成需要几代人方能完成的宏大使命。只祈盼本书能成为后来研究者的一个小小铺路石子，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为此，在“历史编”中，笔者将以20世纪为重点展开研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吉尔斯（Barry K.Gills）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少一段5000年的历史。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也许是短暂的——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主张人类中心论”。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从突破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来讲的，从贸易和经济角度来谈，全球化史的确也可以说是5000年。但就中国和欧洲的精神交往史而言，则主要始于4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20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精神交往史，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欧洲的传播只不过是从16世纪以来的中国和欧美精神交往史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因此，为了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欧美的传播展开研究，我们必须从16世纪开始，进而演进到18世纪和19世纪，只有在这样一个长时段中，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欧美的接受与影响史才能整体呈现出来。^[1]

这样，在“历史编”中，我们将分别从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时段梳理中国和欧洲的精神交往历史，^[2]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西播历史。即便是这样，面对这样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的精神交往史，我们仍无法将其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楚，因为，这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尤其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西译角度展开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作为导论，作者在每一个时段只选取一个人物、一个机构、一本刊物或著作作为研究的支点，以期大致勾画出一个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特点，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这大体符合作为导论的立意。(www.xing528.com)

【注释】

[1]关于16世纪中国古代经典在西方的翻译传播，参阅拙著：《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关于16—18世纪儒学在欧洲的传播，本人将另有专著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