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国防新论》

《国防新论》，是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杨杰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全书3篇。1942年由军方刊行，次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继蒋百里的《国防论》之后又一部研究当时中国国防的专著。全书由战争与国防、近代国防的形式及其组织、如何建设中国国防等三部分组成，主要论述当时中国国防的形式和组织以及国防经济问题。

该书之所以命名为《国防新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区别于刊行不久的《国防论》，二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国防理论的新认识，三是为了驳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出现的对战争与和平的不准确判断和认识，提醒世人树立新的正确的国防观念。

《国防新论》

作者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保定北洋军官学堂。1911年（清宣统三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毕业回国后，任黔军团长、旅长和重庆卫戍司令等职。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任护国军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纵队司令，转战川东，屡建战功。1920年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4年回国任国民军第3军参谋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17师师长、暂编第6军（后改称第18军）军长等职。1928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办公厅主任。4月任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参加第二期北伐。1929年1月任宪兵学校校长，旋任洛阳行营主任，随蒋介石参加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5月被蒋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蒋冯阎战争。1931年12月任陆军大学校校长。1933年2月任第8军团司令官，指挥所部参加长城抗战。9月赴德、法、英、苏等国考察军事。1934年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旋兼陆军大学教育长，努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撰写和修改了《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战争抉要》《总司令学》等，其内容涉及作战指挥、军事教育和建设现代国防诸方面。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负责组织苏联援华抗日物资运输工作。10月由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8年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此间，他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勃勃生机，也研究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程。因赞扬社会主义制度，极力主张积极抗日，而触怒了蒋介石，于1940年被蒋介石免职。被免职后，又系统地研究国防问题，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对现代战争特点、现代国防建设形式与内容，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见“杨杰的军事思想”）。1945年10月与谭平山、王昆仑等人，为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推动国民党内部民主运动，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后派人到贵州、云南等地策动反蒋的国民党军将领起义。1949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绕道前往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昆明途经香港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站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只要战争存在，就不能没有国防。”他针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有些政论家认为法西斯武装被解除，侵略战争就会自然消弭的错误观点，他强调指出：“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还有阶级存在，要是这一种文化还歧视排斥并企图消灭另一种文化，要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还进行着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榨取……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仍旧是不会从此消弭的。”杨杰认为，和平有暂时和永久两种存在方式。永久和平只能在国家衰亡之后才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可能出现暂时性的和平。但国家组织并没有在战争中毁灭，阶级对立现象并没有在战争中消除。在一定条件下，和平还会转化为战争。杨杰认识到，历史终会将国家推上衰亡道路，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要战争威胁还存在，国防建设就不能终止，中华民族就不能不集中力量从事国防建设。这种从分析战争本质入手，论证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方法，尽管有些概念使用得还不够准确，但正确地回答了法西斯侵略战争失败后，还需不需要继续加强国防建设的现实问题。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强调积极地、独立自主地建设适应总体作战的现代国防。主张中国必须立足于独立作战，自力更生，集中真实之科学人才，在实现农业国家工业化的前提下，建设立体化的现代国防。他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化力量的增强、新式武器装备的大量涌现，战争必须向着总体方向发展，只有从事总体国防建设，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才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他指出，“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军事是结晶体的顶点”“经济是结晶体的基础”。国防建设必须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同时并进，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军事建设有赖于国家建设，但军事建设必须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轨道上来，以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来强化国防力量，以强大的国防来保证国家建设的安全有序和顺利发展。就军队本身而言，军事与其他方面的建设亦应同时并重，在军队建设中，应着眼于部队素质的全面提高。杨杰充分认识到了政治素质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政治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因素，并积极主张建立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国防政治。杨杰还特别强调依靠政治工作的“亲和力”，依靠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去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国防，关键要建立合理的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使国家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投入国防建设。另一方面，杨杰强调指出，要注重发展实业国防，建立主要和辅助两种方式的独立的兵器工业系统，有些兵工厂平时制造商品获利，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战时从事兵工制造，走生产国防的道路。为了提高军事工业水平和武器制造能力，杨杰指出，国家应不惜以巨资设立实验室，发展国防科研，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在《国防新论》中，作者还认为，文化建设既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又是加强国家战斗力的手段，必须“在人民的脑袋里设防，以防御敌人文化队伍的进攻”。这一思想，体现了杨杰国防理论对以往国防理论的新突破，不仅对当时的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现代国防建设也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www.xing528.com)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强国才能强防”的主张。他认为，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业已抬头的今天”，发展到“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的时代”，富国强兵不能光靠发展农业经济，主要应依靠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人才开掘物质资源，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如果中国不能迅速转变落后的传统观念，不能集中力量迅速发展民族工业，落后的农业国面貌就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变，国防现代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强兵就无从谈起。他从中国当时的现实条件出发，深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工业国基础太差，困难重重，但又坚信“总会有一天，论富论强，中、苏、美将在世界上鼎足而三”。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明确提出了人民国防观点。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使战争和国防与人民的关系日渐密切，建立人民国防是必要的，而实行人民国防的前提，必须是消灭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阶级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它的国防形式上虽有人民参加，但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消灭这种阶级对立现象，使人民能自觉自愿地参加国防建设。所以说，“真正的人民的国防，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组织的特色”。要建立人民国防，必须向国民不断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培养新型的“国防人”。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还提出了独立自主建设国防的思想。指出，中国既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又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历史证明，资源丰富只会引起列强的垂涎。敌人绝不可能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国防。即使是盟国的支援也是有条件的。因此，形势“逼着我们独立作战，自力更生”。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去建设国家，建设国防，舍此别无出路。他还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条件作了比较，结论是别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同样能办到。他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亦主张接受国外技术援助，有限制地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必需的机器制造设备。

在《国防新论》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战略战术原则。认为，中国国防属战略防御性的守势国防，必须立足于持久战。坚持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平时积蓄“战争潜力”。他把潜力解释为人力、物力加入军事并在战争中发生效用的全部力量。他说，有了潜力，一旦遭敌突然袭击，初期能支持得住，拖得时间久了，抓住时机转入反攻，就会由被动转为主动。但战略进（反）攻必须慎之于始，切不可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而在战术行动上又必须迅速突然，快速集中，快速展开，从时间上不给敌以喘息之机。杨杰在书中还主张建立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亦称国防中心）。在攻防作战基本战术上，他强调进攻应用优势之兵力和优势之火力，选择敌之弱点而攻击；至少要有正、侧两面攻击，兵力不足时应采用包围迂回战法。防御作战应利用时机，变更防御，而转为攻击。反对“徒博战胜之名”的击溃战，主张举强敌而尽歼灭之的歼灭战。

杨杰在《国防新论》中的观点，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因而适应了当时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形势，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对于动员人民群众抗击侵略，加强中国国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给中国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