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对《曾胡治兵语录》赞不绝口

《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中国近代论述治军作战问题的语录体兵书，中国近代军事家蔡锷（1882～1916）辑，共12章，约1.4万字。

《曾胡治兵语录》

清宣统3年（1911）春，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时，受镇统钟麟同委托，编《精神讲话》，遂摘取晚清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辑纂《曾胡治兵语录》，每章后加评语，以阐发其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于“厉兵秣马，驱逐列强”，以实现从军事入手救国救民。1917年此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后多次重印。

作者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1882年，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入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899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陆军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其间曾参加拒俄义勇队，发表过《军国民篇》，强调普及国民军事教育、习兵尚武、实行军事救国。1904年回国，在江西、湖南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05年7月至1910年（宣统二年）年底，历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陆军第1标标统、龙州讲武堂监督等职。在广西期间，着手组织撰写《军事计划》，主张军队体制应编成野战军、守备军、补充军、国民军和特种队，便于平、战时进行不同任务；义务兵役制必须实行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即至的“五要件”；军事训练应做到人与器、兵与兵、军与军、军与国的四个一致等。1911年春赴云南任暂编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为加强新军建设，选摘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阐述治军必须慎重选将；用兵应以安民爱民为本；战守之法应因时制宜，审势以求当；每战必须周密准备，战必制人，以及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上等重要思想。10月30日与同盟会员李根源等在昆明举行反清武装起义。11月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在任职期间，针对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南地区，主持制定《五省边防计划》，确定先集中兵力消灭力量较弱的法军，并准备对英、法军同时作战。《计划》对滇黔桂粤川五省任务区分、兵力部署等均提出具体方案。1913年被调往北京，先后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1915年12月19日由北京潜抵昆明，25日与开武将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旋即组织护国军，任第1军总司令。次年1月抱病率所部主力入川，在川、黔护国军配合下，依靠人民支援和士气优势，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等战术手段，击败数倍于己的北洋军，赢得战争胜利（见“护国战争”）。1916年7月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病故后被北洋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行世。朱德曾高度评价他：“思想敏捷，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当时，“在西南，还没有人能赶得上蔡锷的才华”。蔡锷病逝后，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曾胡治兵语录》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www.xing528.com)

前10章专门论述治军问题。认为将领应选有“忠义血性”、智勇兼备、能耐劳苦、严明号令之人；大帅统驭将领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将领对统帅应“听号令，一事权”。相互之间应和衷共济，相顾相救。只有选好各级带兵之人，使他们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把各自管辖的部队带好，才能使整个军队建设好。强调治军应明赏罚，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管理部队要以勤为本，久弛必难应敌；练兵要“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术”。同时，一定要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军队平时的一切活动，包括内务生活、教育训练、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以战争需要为前提，以能效命疆场为归宿。

后2章论战略战术。强调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无充分准备不轻言战。凡战要“战挟全国，稳扎猛打”。以全军、破敌为上，得土地、城池次之。重视“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整御散，奇正结合”。既讲究以后发制人为主，又注意抢占险要以求先制，重视以主待客，持久待变，提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强调战法要重奇正，认为“有正无奇，遇险而复；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故注重“附其背、冲其腰、抄其尾”。同时，“备策应，防抄袭”。防守要掌握重点，认为“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故选择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不处处设防。进攻要重视机宜，必审敌情、地势，“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在防御上，强调“掌握重点，于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不处处设防”。在进攻上，强调“先审敌情地势，以整攻散，以锐蹈瑕”。在部队机动上，强调“行军要谨慎，每住必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挖壕筑垒，坚不可拔；戒贪小功而误大局，进军重后路，悬军深入而无后继乃兵家大忌”。行止要重谨慎，强调“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总之，他强调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为蹶也”。因此，他既不死守曾、胡二人“主守不主攻”的现成见解，又不为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说法所左右，而是根据清末中国兵力不如邻邦雄厚、军队不如外国精练和军费匮乏、交通落后的特点，指出战略战术须一切从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因敌、因地制宜，不可一味仿效，否则将会如跛子狂走必定跌跤。例如，外国强调进攻作战，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则应取诱敌深入方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这一战略设想在当时能否付诸施行姑且不论，单是这种从本国实际出发研究军事学术的“因时以制宜”的思想方法，就是非常可贵的。

《曾胡治兵语录》反映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某些精华，对于治军作战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因而深受后人重视。蒋介石对《曾胡治兵语录》佩服得更为五体投地，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然而，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中有诸多封建、落后的糟粕。而蔡锷本人一方面在评语中对曾、胡的言论或加赞同或予颂扬备至；另一方面，也有所发挥。因此，在研读此书时，应注意加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