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肤谈》是明代的一部阐述军事理论的兵书,2卷。原题两湖逸士撰,何守法撰音点注。二人生平事迹均不可考,有人认为实为一人。现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汝忠弘锡堂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
明代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新知识、新技术、新兵器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尤其是随着明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矛盾相互制约的影响日益深刻,使得中国古代战争理论的发展终于敲响了近代战争理论的大门,《投笔肤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特定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古代丰富的军事理论遗产,使作者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军事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考察。因此,《投笔肤谈》在某些方面的论述就显得更加充分、更加具体、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对古代军事理论的撞击力和近代军事思想的雏形。
《投笔肤谈》
从该书的体系上看,《投笔肤谈》全书分上下卷,分列13篇(上卷:本谋第一、家计第二、达权第三、持衡第四、谍间第五、敌情第六;下卷: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第十二、天经第十三)。自《本谋》第一至《天经》第十三,大体按所述问题在战争指导中所处的地位,依次排列,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联系。作者以《孙子兵法》的理论为指导,总结了中国历代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战争指导的各个侧面,提出了一般的军事原则和策略,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思想体系。除正文外,篇篇有题解,条条有批注。
从该书的内容上说,作者在《本谋》中就开宗明义地明确指出:战争之旨在于除乱去暴,用兵之本在于事先谋划,强调师出有名、仗义而战是用兵的关键,旗帜鲜明地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重申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主张。《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要做好战争准备、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作者提出,平时要提高警惕,防止遭敌袭击,“行虑其邀,居虞其薄,进思其退,外顾其中”;战前要“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周密部署,使敌无计可乘;战时要“敌虽寡,我亦举众以待之。敌虽弱,我亦紧阵以迎之。其未战也若见敌,已会也若不胜,既胜也若初会”。强调只有首先具备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然后才能考虑取胜问题。同时,作者还强调,取胜的关键是要了解敌情,明辨虚实,乘敌之隙,并提出了“乘疑可间,乘劳可攻,乘饥可困,乘分可图,乘虚可惊,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未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退”的作战原则。另外,作者还强调,在作战指挥中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强调作战指挥要正确地处理好进攻与防守的关系,恰当地掌握“分合”的时机,既不要单纯地强调进攻,也不要片面地一味防守;既要有相对的分散,更要有必要的集中,二者不可偏废,为宜偏重,要求权衡轻重,正确处置。《谍间》集中讲述了离间敌人的策略和方法。《敌情》集中讲述了了解敌情的方法和艺术。在该书的下卷中,《军势》阐述了选拔将领、治理军队的原则和方法,认为对将帅的任用要选德才兼备者,将帅贤能,就应放手使用,并通过将帅教育、训练、团结士卒,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兵机》论述了用兵的机巧在于变化莫测,强调兵力使用和战法变换要灵活机动,“虚实之机,变生于敌”“出没变化,敌不可测”,运用隐匿和佯动等各种“示形”之法迷惑敌人,达到“韬其所长”“暴其所短”的目的。《战形》论述了正确认识运用交战双方的形势,以达到因形措胜的目的,认为“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诸篇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强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在作者看来,由于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士兵的训练素质与士气、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军队建制与部队管理、将帅素质与指挥策略的运用、地形与天候的选择等因素构成的,因此,与其认为战争是力量之间的较量,还不如认为战争是谋略运筹之间的较量更为准确。正因为如此,“以谋为本”的思想贯穿于作者对战争问题诸方面的论述过程之中。为避免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夺取尽可能大的胜利,作者强调指出“谋乃行师之本,非谋无以制胜于万全”。作者按照我国古代兵学“内谋于庙堂,外谋于战场”的基本思想,将谋略运用作为核心,逐一展开全书的论述,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强调战争的目的是除乱去暴,保民康国。反对给民众带来灾难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主张师出有名,仗义而动;以兵销兵,以战止战,用兵而不病民。
二是重视治军,强调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认为军队治之有素,则军势强实。重视将领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兵之权,不握于主而握于将”,应该给将领处理军务的全权,不中制,不外监,不分权。
三是主张备己乘人,即《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兵以谋为本,谋划应不先料敌而料己,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是侥幸之道。所以,行军要防敌人截击,驻军要防敌人逼近,前进要考虑退路,国外作战要照顾国内。强调防守,“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强敌,要注意防守;弱敌,有隙可乘,也要注意防守。败要防敌,胜也要防敌。总之,只有自备不虞,然后才能乘人。用兵贵在乘人而不为敌所乘。
四是重视精神因素在作战中的作用。认为“攻守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人心士气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得士心者胜”。为此,应该让士兵知己之仁、敌之暴,以“激吾气”“安吾民”。
该书理论性较强,在《孙子》观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军事见解,并基于新的时代特点,阐释了当时新技术、新兵器、新知识对军事领域的深刻影响,可谓是一部叩击近代战争理论大门的中国古代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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