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总要》是宋代官方编修的一部兵书,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据考证,这也是我国古代由官方组织编修的第一部军事类著作。由于此书是官修之书,所以得到比较好的管理与保存。现有影宋手抄本,明刻本、抄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前20集卷本等。
这部书的编写,有着比较深刻的历史背景: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武备日见松弛,将帅多不学无术。为此,仁宗皇帝赵祯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命令由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和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二人负责,组织一批学者编撰《武经总要》,供将帅学习。曾公亮与丁度接受任务以后,便精选各路人才,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编写班子。他们广采博录,花了三年半时间,才完稿成书。宋仁宗对此书大加赞赏,亲自为之提笔作序,称该书“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著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从仁宗皇帝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出,《武经总要》确实被推崇为武学方面的总要。
那么,此书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武学方面的“总要”呢?这还要从该书所涉猎的内容中寻找答案。
该书作者鉴于将帅学习古今兵法战策泛览之难,便将几乎所有的军事理论和兵家要事收集到《武经总要》之中,使之成为一本几乎包罗万象的军事百科教科书。全书共有40卷,约25万字,图330幅,分为前后两集,各20卷。多数卷内分目,目下列有若干子目。其前集20卷,分制度15卷,边防5卷。其第1至第15卷,重在论述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战、武器装备等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基本理论、重要制度和必备常识;其余5卷,介绍了沿边的河北路、北番地、河东路、陕西路、西番地、成都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的路、州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兵力配备等,并对河北、陕西、广南等沿边少数民族的发展始末、风土人情和边疆政策进行了论述。后集20卷中,前15卷为故事,选取古兵法中的精言粹语为标题,以古今典型战例为佐证,总结有关计谋方略、将帅修养、治军原则、常用战法、特种条件下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人彰往察来”;后5卷集中讲述军事行动中王相孤虚、阴阳占候之类问题。
《武经总要》所汇辑与阐述的军事思想相当丰富,既包括战争和作战指导问题,又含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许多论述反映了宋仁宗时代重视武备及军事思想上的若干变化,和“庆历新政”时期“欲更天下弊事”的革新变法思想。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8个方面:
一是针对当时军队缺乏训练的状况,强调“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这里的“治”指的就是教育和训练。作者充分认识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革力率之过也”,“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强调部队只有严格训练,才能有战斗力。这与我们现在提出的“向教育训练要战斗力”是基本相通的。对教育训练的基本原则,它主张要立法,指出:“法制未立”,则“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行伍虽列,不问稀密;部阵虽立,不讲圆方”,也就达不到预期目的。关于教育训练的基本方法,明确提出要“约”“繁”并举,循序渐进。因为“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只有二者“交相为用”,才能把军队训练成“折冲靖难之具”。
二是针对宋代骑兵建设落后于辽和西夏的情况,充分肯定了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分析了骑兵“能合能离,能寇能追”,“击首则应尾,备前则冲后”的优长,以此来论证加强骑兵建设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三是鉴于同宋对峙的辽、西夏政权均为少数民族所建,它还要求将帅必须了解周边特别是北边、西边少数民族风情。强调指出:“北方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战争指导者只有“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才能“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
四是鉴于太宗时将领要按皇帝所授阵图布阵作战的呆板作法,在具体地介绍宋朝阵制和古代兵书战策的同时,一方面重新强调了古代军事理论中的“兵贵知变”,“不可以冥冥决事”的思想;另一方面提出了变通古今阵法的正确主张,要求对古今阵法“或因或革”,以“便于施行”为原则,要“度宜而行”“沿古以便今”。
五是针对当时选将用将中的种种弊端,明确提出了选将用将的原则和方法。认为将帅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如果君不择将,等于是把自己的国家让给敌人。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及知人善任的思想,指出“所使人各当其分”是“军之善政”。在论述选将标准时,除强调“智、信、仁、勇、严”“五才”必须具备之外,还强调须具备“五谨”的修养,即“理、备、果、戒、约”。理,是指谋划有方,指挥若定;备,是指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果,是指临敌果敢,临机果断;戒,是指胜而不骄,持身严谨;约,是指军令简明易懂,不搞繁文缛节。怎样对将领进行考核呢?《武经总要》提出“九验”之法,即:把考核对象派到偏远的地方去单独执行任务,以此考验他是否忠于职守;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观察他对上级是否尊重,对左右是否谦恭;频繁地使用他,了解他的才能;突然地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测验他的反应能力和智谋;限期完成某些使命,考察他是否守信遵时;委托他管理货物钱财,考验他是否廉洁;在危难时注意他的气节操守;当喝醉时,观察他是否举止失态、言语无礼;最后一条是平日通过一言一行去考察将领。《武经总要》还提出要量才用人:“兵家有人,贵随其长短用之……精锐者使斗,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执者使处险阻,智而善断者可使与谋,轻健者使诱敌,刚愎者使当锋,利口喋喋者使用间。”以便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六是为提高将帅的作战指挥能力,阐述了“审己”“察彼”“团一”用奇的作战指挥原则。《武经总要》在强调“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提出“善制敌者,必先审于己”,再“察彼之形势”,这样在“兵出于境”的时候便能够“以理击乱”,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军队内部的团结,《武经总要》也非常重视,认为“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注重以奇取胜,主张用兵时要正确认识正兵和奇兵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指出:“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胜”,以正兵作后盾,善用奇兵,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
七是根据当时攻城作战的实际需要,论述了攻城作战的具体方法。《武经总要》指出:“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生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能相求。”这就是说在攻城作战中,首先应准备好攻城的器具,然后抢占有利地形,集中攻击敌人要害部位,断绝敌人的粮道和退路。
八是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在军队战斗力中的重要作用,在提出“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主张的同时,具体介绍了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前集的第10到第13卷中,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军事上的“器械名数、攻城之具、守拒之用”,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悉以训释”。这些图形和文字说明,不但形象具体地展现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而且还收录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这些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武经总要》在中国军事思想史和军事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问世后,对它的评价甚多,南宋藏书家晁公武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也比较公允。他在所著的提要目录书《郡斋读书志》中,对《武经总要》有这么一些评论:“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意思是说,《武经总要》关于行军布阵和兵器形制构造的记载是十分详尽的,不过牵强附会的地方也很多。又说:“至于诸番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谬。”晁公武在提出其不足之后又肯定此书说:“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武经总要》广辑军事资料,内容浩瀚丰富,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注重战术和技术的结合介绍兵器、火器、战船等军用器具,并且在营阵、器械等部分大量附图;军事理论和战例故事结合,既言法而又言事与人,“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著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武经总要》确实是我国宋代的一部武学方面的“总要”。此书在中国军事思想史和军事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中国军事学术史和兵器技术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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