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先秦兵家学派大成者

《尉缭子》这部兵书，在北宋就被收入《武经七书》，成为武学的必读之物。《尉缭子》和《孙子》等书一样，都具有自己独有的特色。正如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所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埔洽，首推尉缭”。

《尉缭子》片段

《尉缭子》到底是一部系统的战略学著作，还是一部主讲战术的著作？自古以来，说法不一。

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曾把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并把《尉缭子》划分到了“兵形势”一类著作之中，并引用班固在《汉书》中为“兵形势”所下的定义：“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也就是说，兵形势家讲究军队的威势、行动的迅速，强调高度的机动能力、巧妙的战术变化，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兵形势”中所涉及的这一系列问题，用今天的学术观去判断，都是属于战术范畴里的问题。如此套用概念并演义推理，而断定《尉缭子》应是一部战术类的兵书。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研读一下《尉缭子》这部著作，就可以发现，推断此书是一部战术类兵书的说法，实际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事实上，不论是从此书的写作宗旨上说还是从书中所包含的内容上看，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此书是一部系统的战略学著作。

从此书问世的时代背景和宗旨上说：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后元元年），梁惠王（即魏惠王）“数被于军旅”（即连续遭受军事打击），而图谋中兴，挽回败局，便“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果真“招”来了一批“贤者”，尉缭就是这批“贤者”之一。在接受梁惠王召见时，尉缭不仅给梁惠王讲解理政之道、论述用兵之法，而且还为梁惠王分析了之所以“数被于军旅”的四条重要原因：一是治国治军的措施不力，二是执法者贪赃枉法，三是依赖名不符实的“助卒”（援兵），四是迷信“祥异”而不修人事。由于尉缭见解精深，论述精辟，深得梁惠王的赏识和器重，因而，梁惠王经常召见尉缭并与其探讨一些军政要事。《尉缭子》这部兵书，实际上就是梁惠王与尉缭几次谈话的一个记录。由于当时的历史发展形势迫切需要富国强兵，实现封建统一，梁惠王也迫切需要尉缭对他进行战略思想的启发和指导，需要尉缭就一系列的战略问题拿出对策。《尉缭子》正是在这种需要下产生的。也可以说，《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为企图挽回魏国的败局、图谋中兴的梁惠王开列的一剂药方。从此书的产生过程和背景来说，《尉缭子》应是一部系统地回答战略问题的著作。(www.xing528.com)

从此书的内容来看：它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全书共24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前12篇（从天官第一至战权第十二，即：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主要是对战争观和政治观的论述；后12篇（从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即：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主要是论述军令和军制。这两部分在内容上紧密联系，互为补充，互相渗透。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考察战争与国家的关系，从而说明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好坏互为影响的道理。《尉缭子》初步透过当时军事上所面临的问题，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作者首先指出，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即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行是靠战争来保证的，是用战争来达到的；国家法令的实施也是靠武力作后盾的。他强调农战、富国强兵，认为只有国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在战争观上，《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反复阐明政治好坏对战争的影响，认为政治清明是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尉缭子》还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战争胜败同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明确指出：经济是治国之本，战争是靠经济作保证的，经济是战争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强调只有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它坚持在富国的同时切实把强兵放在首位，把强兵作为根本，并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认为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在起兵作战上，作者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确定看出，书中所讲均为治政安邦、强国富民等重要的战略问题，由此可以断定，《尉缭子》就是一部系统的战略学著作。

《尉缭子》不仅重视从战略全局研究和揭示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且还研究探索了战略权谋的一些原则。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在运动战中出奇制胜。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他从先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和使用奇兵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主张。他强调做好周密的战争准备，讲究“廊庙”决策，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认为只有迅猛、坚决果敢，才能达到必然取胜和速战速决的目的；强调使用奇兵，注重变通，出其不意，争取主动。在治军方面，《尉缭子》也有其高瞻远瞩的独到见解：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主张治军必须先建立法制，以法治军，并要执法严明，强调严明赏罚，“刑上究”“赏下流”。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并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作者十分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的“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要与士卒关系融洽，做到像“心”和“支节”一样协调，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耳聋”“盲目”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尉缭子》反复强调在治军和作战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论述了重视“人事”的道理，反对迷信做法，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言之所及，均为治国治军、强兵固防的战略策略。

《尉缭子》的后12篇中，从各级军吏战败逃跑的惩处条令到基层组织的连保制度，从营区划分到战场上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从战斗编成到信号指挥，从将帅受命到各部队任务的区分，从单兵训练到大部队演习，都有明确要求。它还保留有着装、徽章、从军、戍边、宿营以及车阵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这些零散的内容，看上去并非战略之研究范畴，但是，它确实是为构成军队统一指挥、达成军队战略行动的基础因素。因此，从这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否认《尉缭子》是一部战略方面的著作。

尉缭观察了当时争鸣百家的学说，特别是云集大梁的各派人物思想的社会效果，明确提出了“用天下之用为用，制天下之制为制”的原则，正因为他提出了要利用天下有用的思想和办法为自己所用，要效仿天下的好制度和好措施使之成为自己的措施、制度的思想和主张，他才有可能打破门户之见，克服各执一端的片面性，从而使《尉缭子》这部书，在形式上表现为兼收并蓄。它杂取法、儒、墨、道等家哲学思想而论兵，对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该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大致反映了战国时军队和战争的情况。在先秦的兵书中，像《尉缭子》这样一开篇就紧紧抓住鬼神与人事、唯心与唯物这些当时哲学上的重大问题在军事领域中的表现进行议论，使兵书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确属罕见。《尉缭子》全书从第一篇到最末一篇，反复论述了求神求鬼不如重视“人事”的道理，反对那种“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祝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尉缭子》对于阴阳家迷信占验的批判，维护了“兵圣”孙武奠定的军事唯物主义传统，是对《孙子兵法》以来兵家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无论在军事史上还是在哲学史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尉缭子》还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治军的十二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认为，按照十二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这十二条讲的是：①将帅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造成悔恨于优柔寡断；②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招来祸害在于屠杀无罪的人；③当机立断在于随机应变，不能公正处事在于私心太多；④战胜敌人在于鼓动士兵的斗志，战败在于团结不好；⑤进攻获胜在于出奇制胜，给养危机在于耗尽民财；⑥防守牢固在于阵容坚不可摧，听信奸佞就会堡垒不攻自破；⑦不犯错误在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⑧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准备，孤陋寡闻在于嫉贤忌能；⑨谨慎在于防微杜渐，罗织灾祸在于贪得无厌；⑩明智在于能决断大事，危害来自任用奸人；⑪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丢失领土在于没有良好的防守措施；⑫众人拥护在于谦恭待人，指挥不动在于将帅无威信，反复无常。这十二条经验，不仅适应于军事方面，也适用于其他方面，具有哲学世界观的普遍指导作用。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高度重视，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1972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尉缭子》竹简的残卷，说明《尉缭子》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汉书·艺文志》对其著录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特别是纳入《武经七书》后流传更为广泛，各种注释繁多。《尉缭子》很早就传入日本和朝鲜。1606年日本出现校定过的活字刊本，以后又有三十余种刊本问世。在世界军事学术界，对《尉缭子》论著很多。《尉缭子》享有盛誉，是因为它的许多思想“不在孙子之下”（黄礼漫：《续述记·尉缭子注》）；也有人说“尉缭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尉缭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徐勇：《尉缭子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