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相当神圣的,“武经”就是军事学的经典。
公元1080年前后,大宋皇帝宋神宗从浩如烟海的兵书中选出7部,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钦定为《武经七书》。从此,这7部兵书如同儒家的“五经”、道家的《道德经》一样,成为中国历代武学的必读之书和最高经典。
我们知道,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他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绝妙的谋略运用而闻名于世。尤其是他赛马谈兵、围魏救赵、减灶设伏的故事,更为历代军事家所赞颂和称道。作为一个军事舞台上的“千古高手”,孙膑所撰写的《孙膑兵法》为什么没有入选“武经七书”,《孙膑兵法》逊色于《武经七书》中的7部兵书吗?
应该说,《孙膑兵法》内在价值毫不逊色于《武经七书》中的某些兵书。之所以没有入选《武经七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东汉之后《孙膑兵法》失传了,直到1972年人们才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出土文物中重新发现了这部兵书。
那么,《孙膑兵法》究竟是怎样一部兵书,它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呢?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共“八十九篇,图四卷”。非常可惜,由于自然腐蚀和出土时发掘等原因,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的竹简,损坏十分严重,已经不能恢复原貌。经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整理,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公开出版了《孙膑兵法》,分上下编,各15篇,共收364简,11000余字。后来,有关部门和专家又对1975年版《孙膑兵法》做了重大调整,移出了原来难以肯定为孙膑或其弟子作品的下编,修正了上编,并增补《五教法》1篇,定《孙膑兵法》为16篇,共收222简,近5000字。
经过整理后出版的《孙膑兵法》虽然远非原貌,但通过仅存的内容仍然可以看出,它在继承《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战国中期和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www.xing528.com)
在战争理论方面,《孙膑兵法》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重战、慎战、备战思想,强调战争胜负关系社稷安危,“不可不察”;“乐兵者亡”“利胜者辱”,不能不慎;必须做到“有义”“有委”“事备而后动”。另一方面,针对战国中期七雄并立、诸侯割据、混战不已的现实,充分肯定统一战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明确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思想,主张用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分析了黄帝战蚩尤、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历史经验,认为在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依靠仁义礼乐无法“禁争夺”,只有“举兵绳之”才能解决问题。
在建军思想方面,《孙膑兵法》发展了前人富国强兵的理论,认为在诸侯纷争的形势下,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因而主张变法革新,发展经济,提高生产,以此建设强大的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促进统一的事业。它把提高人的素质视为强兵的关键,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对将帅修养不仅提出德、信、忠、敬等一般要求,而且提出要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同时,十分重视士兵的质量,反复强调“篡卒”和“篡贤取良”,即严格选拔,组建精兵。对治军,不仅强调赏罚严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而且提出要按“五教法”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政治教育(“处国之教”)、队列训练(“行行之教”)、行军训练(“处军之教”)、阵法训练(“处阵之教”)、战法训练(“利战之教”),以全面提高军政素质,适应各种条件下作战的需要。
在作战原则方面,《孙膑兵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客观规律)制胜的命题,认为正确指导战争的最高要求就是“达于道”,指出“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求其道,国故长久”。遵循这一思想,他提出一系列克敌制胜的原则,诸如己强敌弱时要“赞师”,即示弱藏形,诱敌出战,聚而歼之;敌强己弱时要“让威”,即先退一步,疲敌困敌,后发制人;势均力敌时要“营而离之”“并卒而击之”,迷惑、调动、分散敌人,然后集中兵力,逐一消灭;攻击走投无路的穷寇时要“待生计”,虚留生路,瓦解其斗志,引而歼之;在各种复杂地形上要“料敌计险”“居生击死”,分析敌情,研究地形,使自己处于有利的“生地”,迫敌处于不利的“死地”;兵种运用要扬长避短,适应地形,做到“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强调要把正确布阵、有利态势、灵活变化、掌握主动巧妙结合,认为这是“破强敌,取猛将”的必要条件。它从战略指导的角度提出“必攻不守”的重要原则,认为“赏”“罚”“权”“势”“谋”“诈”等手段都是战争中的“益胜”条件,但最重要的是坚决攻击敌人要害和虚弱之处,从而夺取主动,克敌制胜。由于强调以“道”制胜、“必攻不守”,创造有利的态势,所以古人有“孙膑贵势”(《吕氏春秋·不二》)之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膑兵法》通篇充满了军事哲理,对于战争中的一系列辩证范畴比以前的兵家认识得更为全面和深刻。例如,他提出了敌我、主客、攻守、进退、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险易、强弱、治乱、祸福、阴阳、奇正等战争中的众多矛盾及内在关系:积(兵力集中)胜疏(兵力分散),盈(力量雄厚)胜虚(力量薄弱),径(捷径)胜行(大路),疾(迅速)胜徐(缓慢),佚(逸)胜劳(疾劳)。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些战争的对立双方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发展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孙膑兵法》在修辞方面也颇具特色。它善于把深奥的道理用形象的事物作比喻,浅显易懂。例如,它以剑、弓弩、舟车、长兵比喻军事上的阵、势、变、权,生动而具体地说明了军事上这四项原则的性质、特点和运用方法;以首、腹、手、足、尾比喻义、仁、德、信、智,使这些抽象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功用具体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孙膑兵法》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他用动物界的“喜而合,怒而斗”来类比人类社会的战争,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夸大“明王”“贤将”的作用以及宣扬“五行相胜”的迷信思想,更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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