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对外政策：战略高见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美国前国务卿、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基辛格博士的早期著作，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基辛格于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迁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并于当年参加了美国陆军，赴欧洲作战。1947年退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年在该校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至1969年。1969～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1977年任美国国务卿。曾先后于1973年和1977年分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自由勋章。

作为美国及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基辛格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外交战略的论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麻烦的伙伴关系：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美国外交政策》《白宫岁月》《动乱年月》等。其中《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基辛格的代表作之一。尽管《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并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但该书对核武器、战略、外交政策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还是较为深刻的。该书1957年6月在美国首次出版之时，即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并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关注，曾被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为所属官员的必读书之一，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过很大影响。

该书共分三大部分，12章，这三部分分别为：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包括核时代的课题，难以解决的美国安全问题）；科学技术与战略（包括普罗米修斯的火，神秘莫测的战略——全面战争的原则，威慑的代价、有限战争的问题、有限核战争问题，外交、裁军和对战争的限制）；战略与政策（包括战略对各盟国和不承担义务的国家的影响，美国的战略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场考验，不可捉摸的战略——中、苏的战略思想，苏联和原子，理论的需要）。(www.xing528.com)

基辛格在书中着重论述了美国在核时代应采取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其基本观点是：1.面对核困境，美国政府的任务是争取一种能给予美国外交以最大的行动自由的战略理论，使美国的力量和所追求的目标平衡起来。2.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使全面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其历史的意义；核僵局可能防止全面战争；在核僵局时代，最好的战略也只能追求相对安全。3.有限战争将成为核时代推行政策对外的可能手段，成为美国从其工业潜力中得到最大战略利益的一种战争形式。4.战略理论比选择武器系统的问题更为重要。美国安全的基本要求是要有一种理论，以使美国能在挑战面前有目的地采取行动。

在该书中，基辛格还具体地指出：现代武器的极端残酷，使人们一想到战争便发生厌恶之感；但是，不愿冒任何危险的做法，无异于给苏维埃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正当我们空前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与所服务的目的没有明显关联的力量，只能使意志陷于瘫痪，使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看来最需要坚持的问题平衡起来。这是美国政策所面临的最为紧急的任务。为此，他强调：“战略理论的任务是把力量转化为政策。”在一个“主权”国家的社会里，一个国家只有甘愿最后诉诸武力，才能支持它对正义的见解，或者维护其“重大的利益”。人人都知道，即便是在看来极端和谐的时期，当谈判失败后，并不是再从头谈起，而是可能施加其他压力。解决国际争端的背后动力，总不外乎对和谐的好处的信心和对顽固到底的后果的戒心这两种东西的结合。通过对不妥协不加制裁的做法来摒弃武力，国际秩序势必受到国际社会中最冷酷或者最缺乏责任感的成员的蹂躏。基辛格分析道：拥有原子弹并没有能够使我们阻止一个敌对的国家扩张其势力范围，阻止它发展到足以给予美国致命的一击的能力。这是怎么回事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把原子弹列入了军械库，而没有把它所含的意义同我们的思想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只把它看作这样一种战争概念中的一种工具，即除了全面胜利以外不接受其他目的，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不承认其他作战方式。认为战争与和平、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是彼此隔离而相互对立的这种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们的战略理论中颇为普遍，这使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发觉，由于自己没有能力按照核时代的冒险程度来调整政治目的而使本身陷于疲弱无力。我们不能使军事和国家政策脱节，我们的军事理论必须为新武器寻找中间性的用途。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根据任何战争都可能成为核战争这个不幸的假定来规划战略。基辛格强调指出，一场使用现代武器的全面战争将产生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经验的后果。热核爆炸所产生的暴风和热力的效应能使现代城市生活的紧密的相互关系陷于瘫痪。近期沾染能使广大地区居民的生活降低到勉强度日的水平。遗传的效应能对整个人类造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空谈“纯”军事的理由是无益的。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轰炸飞机场、破坏港口设备或消灭交通中心，最有效的莫过于使用一枚百万吨级的武器。不过战略上的难题是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愿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政策的、物质的和心理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热核战争的这种后果，决策人对于制定战略将感到空前的踌躇，因为这种战略很可能造成社会崩溃的恶果。因此，恰恰是在我们承担的义务最大的时候，新的科学技术加大了我们的危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面临遭受敌人直接攻击的危险。在工业和技术的优越条件方面，没有任何余裕足以从决策人的头脑中排除他们所意识到的我们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事实。这些决策人必须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加以抉择。可是我们的危机同时也给我们指出一条走出窘境的道路。只要我们的对方也像我们一样真正看出全面的热核战争的后果，他们可能避开灾难，不是通过利益的调合，而是通过相互的恐惧。我们把威慑和报复力量视为一事，无论这在历史的类似情况中如何错误，或许终于能够成为获得持久和平的基础吧。他指出：军事力量决定着实力的斗争，可是政治目的却决定着应付的代价和斗争的强度。全面战争远不是一种“正常”形式的战争，它构成一种特殊情况。全面战争的发生是由于政治领导人放弃职责，或是由于敌对双方裂痕过深，似乎只有将敌人全面毁灭才是值得斗争的唯一目标。这样战争只是在较短的时间里才是以“单纯的”军事理由为根据的；例如在16和17世纪历次的宗教战争期间，当时宗教分裂使得双方都企图毁灭对方；在法国革命的战争期间，当时在思想上发生分裂，双方都企图用武力将他们对于正义的见解强加于对方；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争循环期间，这是从政治领导人放弃职责开始，而从那时以后，便转入了一种革命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都是以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为基础：国民经济除维持最低生活以外还能生产很多剩余物资；武器的毁灭性较小，因而一方的力量有任何程度的增加，就能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使现代战争的总体动员成为可能的，是产业革命以及因而产生的职能的专门化。即使在那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目前所谓的常规技术毁灭性较小，寻求全面胜利也会是自取失败。因为只有在战争结束后，胜利者还保持充分的物资资源足以使敌人屈服，全面胜利才具有意义。总之，有限战争的战略不能被用来作为要强迫对方无条件投降的低廉的手段。不能把武力和外交的关系作为全面战争的另一种面目而建立起来。全面安全的可能性已经随着美国的原子独立的消失而告终了。有限战争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外交政策为避免以下两种情况提供了出路，那就是：徒劳无益地追求绝对和平，它之所以不能是由于希望的渺茫；徒劳无益地追求绝对胜利，它之所以不能是由于后果的无限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