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早在克劳塞维茨之前，就曾有一些军事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并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但他们的认识和论述都还是不自觉的和肤浅的。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则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其主要观点是：

（一）“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克劳塞维茨认为：“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也正是由于战争的政治动机不同，战争才会是各不相同的。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基于这种认识，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强调指出：“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由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

（二）“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从目的和手段的层面来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关系，克劳塞维茨还从政治支配、使用和操纵战争的角度，把它们比喻为头脑（手）和工具的关系，并多次强调指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他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又写道：“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他还说，政治可以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既可以把它作为一把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把轻巧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的佩剑或比赛用剑。鉴于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强调指出，战争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具体说来，第一，政治目的，既应“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应“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第二，在战争中，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第三，“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三）“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克劳塞维茨批评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而出现了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在他看来，“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以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是表达他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学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之所以说“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其含义正在于此。总之，“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有鉴于此，克劳塞维茨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离开政治因素去考察、认识和指导战争，否则，“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www.xing528.com)

（四）“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克劳塞维茨在深入探讨战争对政治的从属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的高度一致性。他写道：“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像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当然，必须把战争“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

（五）政治必须适应战争手段的性质。克劳塞维茨认为，尽管战争从属于政治，但战争也有其自身的“语法”；尽管政治决定着战争，但战争手段也影响着政治目的的确定和实现。因此，政治目的不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政治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据此他得出结论说，在从事战争指导活动时，政治家和统帅需要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就是，“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面最广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12日写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还特别指出：“军事艺术的任务和权利主要在于不使政治提出违背战争性质的要求，在于防止政治使用这一工具时因不了解工具的效能而产生错误。”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空前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使人类对战争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些见解，曾得到了众多军事理论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列宁把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称之为“至理名言”。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是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学说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他把政治理解为超阶级的“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只是揭示了战争产生于政治，但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其战争的根本动因（经济利益矛盾没有提及）；他只是强调了政治目的对于战争方式的影响，但对政治目的与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的关系也只字未提。所有这些，客观上影响了他对战争与政治相互关系，尤其是战争本质的更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