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现在，一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到处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不托人情、不找关系的是少数。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发生这种问题，关键还在政法机关。如果通过正常程序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群众对政法机关不托底、不信任、不放心，那光说加强法治观念也没有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法机关，不能搞成旧社会“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进行研究，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15]

从国家治理效能来看，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即依法治理，形式上包括依法办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及其运行体制机制，实质上强调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程序公正和良法善治等价值原则。法治的最大优越性在于能够保持执政理念、路线和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是紧密关联的。这是因为，国家治理能力，既指不同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执行力，也指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运行力，其与国家治理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方法有着直接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在治理体系完善、结构优化和重点突破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20日召开的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从我国具体国情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凸显，党风政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相关，必须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既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谋划。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所谓“依托”，就是制度载体，没有法治作为依托和载体，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上，就是要把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律制度贯通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法律体系为依据、以法治体系为保障、以法治化为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国家治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轨道。这里所说的“法治轨道”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第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和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境界是良法善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立法、执法、司法之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进而为国家治理体系注入了良法善治的基本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与重心，是在国家治理各个方面充分体现良法善治的要求。第三，加快推进国家治理制度化法律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是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这“三化”对应着科学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法治化首先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增强其执行力和运行力。第四，大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国家治理能力，既指各主体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执行力，又指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力，还包括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建设息息相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二者融为一体、同步推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法治是治国基本方略、法治是执政基本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等，这些科学论断和丰富实践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6]

【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页。

[2].参见秦前红：《宪法至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载《清华法学》，第2期，2021年3月15日。

[3].参见杨建军：《西方法治的文化成因》，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第3期，2017年5月10日。

[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求是》，第1期，2015年1月1日。

[5].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页。(www.xing528.com)

[6].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求是》，第1期，2015年1月1日。

[7].参见张晋藩：《中华法文化的传统与史鉴价值》，载《求是》，第7期，2019年4月1日。

[8].参见张晋藩：《中华法文化的传统与史鉴价值》，载《求是》，第7期，2019年4月1日。

[9].参见张晋藩：《中华法文化的传统与史鉴价值》，载《求是》，第7期，2019年4月1日。

[10].参见张晋藩：《中华法文化的传统与史鉴价值》，载《求是》，第7期，2019年4月1日。

[11].参见何勤华、王静：《法治：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抉择与使命》，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11期，2021年6月1日。

[12].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2018年2月26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1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2月28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14].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2014年1月7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0—51页。

[15].《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6日。

[16].参见张文显：《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核心命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1期，202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