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鲜卑拓跋部族由蒙古南下，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当拓跋部族还在漠北的时候，与佛教并无关系。至道武帝拓跋珪（386—409）与后燕攻战中，看到过佛寺和僧人。《魏书》卷114《释老志》有载：“（道武帝）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道武帝本人“好黄老，颇览佛经”。道武帝刚迁都大同，就认为应当尊重盛行于中原的佛教，准其流传，不仅把佛教作为国家公认的宗教，而且还大兴佛寺。尝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盖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魏书·释老志》）道武帝还敬僧，曾遣使去泰山，向高僧僧朗致书献礼。又召赵郡沙门法果至平城讲经说法。法果尝说：“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魏书·释老志》）并说“我非礼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明元帝拓跋嗣在位（409—424）期间，也崇佛法，还授予沙门法果“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法果固辞不受。至法果寂后，还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之号。
北魏的第三个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即位之初，亦是崇信佛教的，“每引高德沙门与谈论”。太延五年（439）平凉州后，其舅杜超就请玄高一同返平城。玄高“既达平城，大流禅化”，并为太子拓跋晃师。此时太武帝已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于太平真君三年（442）“亲至道坛，受符箓”。（《魏书·释老志》）太武帝时的宰相崔浩（381—450）当权，他与寇谦之勾结起来，常在太武帝前诋毁佛教。太武帝见凉州沙门人数大增，便诏令年50以下的沙门还俗。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诏令王公以下至于百姓不得私养沙门、师巫等，有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魏书·世祖纪下》）又于同年九月，杀害太子的老师沙门玄高及凉州僧慧崇。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按照崔浩的建议讨伐盖吴，一进长安城被城内寺院的沙门胡作非为所激怒，于是采纳崔浩灭绝佛教的进言，下诏废佛，沙门被杀死，佛像经卷皆被烧毁。所幸因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延缓宣布诏书，佛教和沙门才未遭灭顶之灾。《魏书·释老志》有载：“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太武帝的带头灭佛，致使整个北魏坚决地展开了激烈的废佛运动。《梁传》卷十一《昙始传》记载：“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则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对于如此废佛灭佛，连一开始主张废佛的寇谦之也表示反对，“苦与浩争，浩不肯”。
崔浩煽动太武帝灭佛，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企图将自己编纂的魏国史刻石表功，哪知编写的内容有蔑视胡族的言辞，激怒了胡族出身的太武帝，在发布废佛令的第四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全族及其僚属以下128人被诛杀正平二年（452），太武帝被宗爱等人虐杀了，灭佛活动也随之结束。
崇尚佛教的太子晃之子高宗文成帝（452—466）即位之后，改年号为兴安即位后就下诏恢复佛教，把太武帝灭佛说成是“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接下来便是狂热的兴佛运动。据《魏书·释老志》载：“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今存的大同云冈石窟，也是文成帝时开凿的。
虽然献文帝（466—471）亦好老、庄玄言，但仍是崇信佛教，“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至传位与孝文帝后，遂多与禅僧为伴。
孝文帝（471—500）在北魏诸帝中最崇信佛教，度僧建寺无数，于承明元年（476）八月，在永宁寺剃度僧尼百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还为西域沙门跋陀（即佛陀禅师）在少室山建少林寺。
宣武帝（500—516）也崇信佛教，他亲自在宫廷中给僧侣和朝臣宣讲《维摩经》。在景明（500—504）初下诏在洛阳南面的龙门建造石窟，这就是如今有名的龙门石窟。
北魏自文成帝冯皇后（即文明太后）信佛后，后妃多有信者。冯皇后之兄冯熙的二个女儿先后为孝文帝皇后，小女被废后，即在瑶光寺为练行尼，大女儿也曾返家为尼，后又重返宫中为皇后。武泰元年（528）尔朱荣带兵渡河，灵太后（孝明帝尊为皇太后）便与孝明帝后宫嫔妃落发为尼。北魏后妃为尼的还有宣武高皇后，孝明胡皇后，皆为瑶光寺尼。
永熙三年（534）七月，北魏孝武帝（532—534）为躲避高欢的权势奔赴长安依靠宇文泰建立东魏。同年十月高欢拥立孝静帝，改年号为太平元年，迁都于邺，建立东魏。至此，洛阳已丧失了帝都的地位，那里的佛寺也就荒废起来了。(www.xing528.com)
从佛教历史讲到书法史上，这个北魏时期，由于人们酷信佛法，广造石窟，于是在繁荣佛教文化的同时，使得书法中为造像而题记的楷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龙门石窟是名闻中外的石窟艺术群，在这群石刻艺术中，除了造像艺术之外，这里又是一座书法艺术的宏伟宝库。后来的不算，其中单就北魏时期的书刻的楷书造像题记，就不少于2000块。而从这2000块中选出20块，就是现称的“龙门二十品”，尤为驰名中外。“龙门二十品”的时代特色在于：“笔法方便而有棱角，笔画起始和结尾的地方往往笔锋崭露，并且有的还在横画的末端稍许的挑起那么一点，带有较多隶书‘燕尾’的遗意；字体结构则有的朴素，有的野逸，有的高古，有的诡奇，显示了我国早期楷书较少规矩的束缚，犹多天真的流露。”（《点击中国书法》，洪丕谟著，2004年1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康有为曾把魏碑的书法艺术分为三个大类：一是“龙门造像”，这是方笔的最高准则；二是“云峰石刻”，这是圆笔的不二法门；三是“冈山、尖山、铁山（葛山）摩崖”，这是“通隶楷，备方圆”的擘窠书（径尺大字）的古今典范。
北魏楷书瑰宝，还有一块《张猛龙碑》，全碑笔法挺朗，笔致流美，在峻整中寄寓变化，于逸宕中跃出朗爽，从而把原始质朴的北魏碑刻，推进到了一个奇正相成的纯美境界，并与当时刚健中正的《高贞碑》等，同启初唐欧、褚诸家的先声。
再有，被康有为誉为“质峻偏宕之宗”的《张玄墓志铭》，集质朴高远、骏利圆折、疏朗静密、清远淡雅于一炉，为北碑中一笔绚丽的姿彩。
以上北魏楷书洪流，并由此而足以与后起之秀的唐碑分庭抗礼，成为我国楷书发展史上两个重大的里程碑。
北魏为佛教的弘宣时代，图画佛像为弘道的第一方便，帝王将相盛兴建塔造像，这自然于绘画上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书法造像题记多不留书家之名，尽管北魏书法名迹辈出，但有载名姓的书画家不是很多，佛门书画家仅从资料中查出三位：
杨乞德 里籍无考。封新乡侯。皈心佛门，施身入寺。善画佛像。《历代名画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载。
灵询 渔阳（今北京密云）人。俗姓傅。少年入道，综贯群经，并及世典。能文，工书画。初为国都，后为并州僧统。北齐（550—577）初寂于晋阳，寿69岁。著有《成实论注释》、《维摩经疏记》等。《续高僧传》、《释氏六帖》、《六学僧传》有载。
摩罗 一作昙摩罗。西域乌阳国人。好学不倦，聪慧利根，能通三藏。至中国未久即通汉语，复能隶书，凡所见所闻，无不通解。洛阳法云寺为其所立。《洛阳伽蓝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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