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高山之灵神宣告：“江东有将军应受天命。”宋的开国元祖武帝刘裕（420—423）是受命于这个瑞符而成为天子的。（《梁传·慧义传》、《宋书·瑞符至上》有载）那时，按照武帝的意思来解释“瑞符”的意义，天命与佛命是合而为一的，意味着外来宗教的佛教作为中国的公认宗教而出现了。（板野长八《刘裕受命的佛教性瑞符》，刊在日本东京《东方学报》1940年第十一册之三。）
还在东晋末年，宋武帝就与佛教僧侣关系密切。《高僧传·释慧严传》有载，晋安帝（397—419）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出兵后秦，就随行带着高僧慧严。《高僧传·释僧导传》记载，当攻下长安，俘虏后秦主姚泓后，刘裕撤回建康（今江苏南京），留子义真留镇关中。临离长安时，刘裕请关中高僧僧导关照义真，说：“儿年小留镇，愿法师时能顾怀。”后来长安被大夏赫连勃勃攻占，刘义真逃出长安，而赫连勃勃军紧追不舍，僧导便率弟子数百人于途中阻挡追兵说：“刘公以此子见托，贫道今当以死送之，会不可得，不烦相追。”（《高僧传·释僧导传》）刘义真安全南返。
刘裕代晋建立宋王朝后，对佛教自然崇重。他还由沙门道照陪同，在内殿设斋仪，斋毕又赠钱三万与道照。接下的刘宋第三个皇帝文帝刘义隆（424—454）曾与臣下谈论佛教的社会作用，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的确，佛教能使各类人安分守己，在佛教看来，人们今生的苦难，就是前生作恶造业的结果，只有今生行善积德，来生才有好报。
宋文帝还重视佛教义理，对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倍加赞赏。在竺道生寂后，宋文帝还亲自讲顿悟成佛义。文帝时，佛教寺院和僧尼都有较大的增加。
宋孝武帝（454—465）也信重佛教。其宠妃殷氏卒，宋孝武帝于四月八日为殷妃设“建斋并灌佛”，殷妃子新安王子鸾的僚吏便纷纷捐资。宋孝武帝还为殷妃建寺，以妃子新安王之封号为寺名，称“新安寺”。
宋明帝（465—473）也崇尚佛教。当其为湘东王时，孝武帝就敕僧瑾为师，湘东王遂从僧瑾受五戒，又对道猛深崇之，《高僧传·释道猛传》记：“（对道猛）深相崇荐。及登祚，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泰始（465—472）初，又在建康建阳门外建兴皇寺，以道猛为寺主。又将湘东王宫改为湘宫寺，极其奢靡华丽，还对臣下说“起此寺是大功德”。(www.xing528.com)
南朝刘宋之时，还出现了以书法写经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书法家。当时有陶贞宝其人，学习羊欣，萧思话书体，擅长稿隶书法。陶贞宝是陶弘景的父亲，其时陶家穷得揭不开锅，于是陶贞宝便凭借着自己的一手好字，以为别人抄写经卷作为职业，每写一纸，“价值四千”，而家里人的生活，也就从此柴米无忧了。南朝宋有擅画人物、佛像的画家袁倩。绘画曾拜陆探微为师。谨守师法，较少创意南朝宋有载的方外书法家有四位。
昙迁 （384—482）本月氏支氏。寓居建康（今江苏南京）。笃好玄儒，游心佛义，善谈老、庄。后皈依佛门。初住祗洹寺，后移乌衣寺。与范晔善。及晔被诛，无敢近者，迁抽货衣物，为之营葬。孝武帝（454—465）闻而叹赏。工书法，善转读。著有《十地注》。《梁高僧传》、《释氏六帖》有载。
昙瑶 建平中僧，善《净名》、《十住》，旁及《老》、《庄》，又工草隶。住宋熙寺名著于世。《梁高僧传》、《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有载。
法护 （439—507）山东东平人。俗姓张。师事道邕。年十三，即擅草隶宋孝武帝孝建（454—457）中至都，住建元寺。博雅好古，多讲经论，常以《毗昙名家，从学者百余人。《续高僧传》、《释氏六帖》有载。
僧饶 建康（今江苏南京）人。住白马寺（今河南洛阳）。善尺牍及杂技，而偏以音声著称，擅名于宋武文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与道宗齐肩。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寺有般若台，绕常绕台梵转，以拟供养。行路闻者，莫不息驾踟蹰，弹指称佛。宋大明二年（458）卒，年86岁。《梁高僧传》、《释氏六帖》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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