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与两汉佛教：《中国佛门书画家图典》第一章

第一章　佛教传入和两汉佛教

从两汉（前206—公元220）之际到东汉（25—220）末年，约200多年，印度佛教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西汉时所指的“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包括今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及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一带。广义上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葱岭以东的西域，西汉（前206—公元25）时城邑小国星罗棋布，原有36个，后来分裂为50多个小国。张骞（？—前114）通西域前，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在那里设“僮仆都尉”，对西域各国征收各种赋税。统治着西域各族人民。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传说很多，难以统一。但公认的说法，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滥觞。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汉文帝（前179—前156）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左右，遭乌孙攻击，又西迁大夏（今阿姆河上游）。约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张骞出使曾到过这里。

公元前3世纪以后，由于印度阿育王的支持和帮助，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在公元前2世纪，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已流行佛教，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时，大月氏由于受大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已开始信仰佛教。西域各国派往汉朝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就可能有佛教信徒。日长月久人们对这种信仰看得多了，也就渐渐开始感兴趣了。

关于佛教的传入史实，《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372—451）之注所引用的鱼豢撰《魏略·西戎传》是现存关于佛教东传的最早记载。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所谓“曰复立者其人也”的“复立”，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的注，系“复豆”之误。所谓“复豆”是Buddha（浮图）的音译。由此可见，传入中国的早期佛教是以口授方式译经的。传的什么经？内容如何？有哪些人信仰，不可知也。

东汉明帝（58—76）的异母兄弟楚王英据记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后汉书·楚王英传》载：“建武十五年（39）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又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宴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绢）赎，英献缣三十匹，英遣郎中令诣国相说：“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不计过失，下诏安慰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在信仰儒教黄老的同时又信仰外来佛教的佐证。又，楚王英供养优婆塞和沙门这件事表明，西域僧在楚王英的领地已经有传教活动了。后来楚王英广泛结交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废，次年，在丹阳自杀。自此，诸侯王作谶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之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记载。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中，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的说法最为著名。此说最早见载《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后者云：“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中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示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刘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等正史所记与此大致相同。《后汉纪·孝明皇帝纪》首先记叙明帝永平十三年（70）发生的楚王英谋反事件，然后记述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情景：“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感梦”本身颇具神话的意味，所以一些人据此认为明帝求法是纯属虚构。

虽然汉明帝求法有虚构成分，但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可信的，都包含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法，此后佛教得到流传的内容。

东汉桓帝、灵帝（147—190）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又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147—168）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不问世事的冷淡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谶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的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使佛教广为流传。

东汉两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进入多数，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颍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东汉末年献帝（190—220）时的苲融（？—195）崇信佛教，在受任督管广陵（今江苏扬州）、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三郡粮运，并任下邳相时，他擅断三郡钱粮，大造佛寺。《后汉书·陶谦传》说：“初，同郡人苲融，聚众数百，往依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苲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重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悉课读佛经。”虽说桓帝时代就已经有佛像了，但真的铸造佛像应该是从苲融时才开始的。苲融建造的佛寺，也当为中国佛教最古的寺院。并且苲融告示天下，举凡愿意信仰佛教的，一律免去其徭役，以此方法前后招来远近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会，“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在中国佛教史上，苲融可以说是早期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而有记载最早的汉人出家僧侣，则是严佛调。《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载：“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梁慧皎《高僧传·支楼迦谶传》也附载有严佛调出家为僧。汉灵帝（168—190）末年，安息商人安玄来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因为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世称“教尉玄”。安玄与严佛调友善，他俩合作，由安玄口译，严佛调记述，翻译了不少佛经。有名的《法镜经》就是他俩共同翻译的。此经是一部大乘佛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其主要内容是劝告人们信仰大乘佛教，其中还谈到大乘出家，即戒律的问题。(www.xing528.com)

严佛调不但译经，还撰有《沙弥十慧章句》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僧佛教名著。这是一部宣传小乘佛教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的著作。

汉人出家为沙门是从严佛调开始的，但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梁慧皎《高僧传》虽然记有严佛调“出家修道”，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依什么人出家皆没有记载。可能严佛调没有受具足戒，只是剃掉须发，披着袈裟而已。再说他仍还是一个在俗之姓，所以严佛调也只能是一位具“僧相”的僧人。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美术亦传入中国。汉代书画艺术已十分发达隶书在我国书法史上的真正崛起，当数两汉时期。其时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上升，文化的发展，人事的繁复，人们对于书写的速度，便有了进一步的要求。由此往来回环的篆书写起来实在太费时间，于是，简单易行的隶书，便理所当然地崛起了，并无情的取代了篆书，成为两汉时期的官方文书并大行天下。两汉隶书端凝典雅，多具庙堂之气，为最具成熟和具最高的审美的隶书，成盛极一时的局面。

另外，汉代隶书碑刻之外的简牍隶书墨迹，活泼灵动，篆意未脱，质朴无华，古趣盎然。再者汉代篆书名碑如《祁山公山碑》、《袁安碑》、《袁敞碑》、《开母庙石阙铭》等，也备受研究汉代书法者的注目。

篆隶之外，作为草书的一帜，汉代书坛扛大旗者，当推古今闻名的大书法家张芝。张芝，字伯英，出生年月史书失载，大概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他勤学好古，精通经学，当时朝廷曾经征他为“有道”。“有道”是汉代选举科目之一，一般都推举乡里有道德文章的人来担任。虽然淡于荣利的张芝终于没有接受下来，但是人们还是乐于用“张有道”来称呼他。

在书法上，张芝学习书法极用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学习书法叫做“临池”。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由于他有着扎实的“楷则”作基础，所以他的草书往往写得龙飞凤舞，极为精熟，远远超过他的隶书和行书，以致到了后来，三国魏国书法家韦诞称张芝为“草圣”。王羲之论汉魏书迹，首先推崇钟繇、张芝，认为“其余不足观”。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张芝的字好比“汉帝爱道，凭虚欲仙”。梁朝庾肩吾《书品》说他的字和后来的钟繇、王羲之一起列为“上之上品”，并评说：“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

还有东汉灵帝（168—190）时大书法家、文学家蔡邕。蔡邕篆隶均擅，隶书更佳。他的书法，能够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的独到风格。此外，蔡邕在书法理论上影响亦大，他所撰《笔论》、《九势》和《篆书势》对后世书法创作颇具指导作用。

两汉有关佛教书法遗迹和方外书法家都未曾有载。

来说两汉绘画。两汉时期，壁画盛行，当时宫殿的白壁，无不画有大型壁画，其中不乏明君贤臣的人物形象。把这一风气带进墓葬，就是两汉墓室也一时壁画盛行，举凡伏羲、女娲、君臣、烈女、宴饮、游猎、傩戏、打鬼等等，都可以作为壁画的题材。

与绘画并辔而行的是，两汉时期，《淮南子》还提出了颇为耐人寻味的绘画观：“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画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忘焉。”又说：“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这就足以证明，《淮南子》的观点在于画人物最要从大的方面进行总体的把握，要是斤斤计较于面目和皮毛的细部描绘，那就往往失掉对于精神形貌的把握，这是非常可惜的。”（《点击中国绘画》，洪丕谟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佛教的传入，自然而然地也传入了佛教绘画。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人赴西域求佛法，三年后，蔡愔等在大月氏国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一同前往洛阳。帝见众归，心中大悦，即下令建寺院给他们居住，并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中国佛教寺院自此起源。由于白马寺的建立，同时也推动了佛教绘画艺术的发展，从白马寺现存的壁画即可看到汉代佛教绘画发展的景观。

不过汉代所有的佛教绘画均由当时画工完成，这在寺院的壁画作品中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当时的艺人在艺术上还欠法度，技艺也显粗糙，表现手法还未尽善尽美，但是，这个时期的绘画都为以后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绘画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对中国佛教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开启后来的作用。

遗憾的是，汉代佛教绘画的作者未有名传，更勿论方外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