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艺术家，真正能影响大众的是精英的文化，中国文化崇尚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如果绕开精英，我们拿出的东西都是大众化的甚至快餐型的，就不能在一个量级上竞争。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化中，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重视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责任的人，从而个人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联结于他和他人的关系。从夏商周以来，在中华文化中“刚健有为”的精神传承不断，使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稳定统一；而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儒家人格精神的基础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正是中国士大夫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儒学的人文精神，使儒学的人文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大众的文化心理。
舜尧“禅让”图
儒学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但其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点:崇德尚义、群体优先、刚健有为、文化自觉。首先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将被逐渐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精英文化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原有的社会地位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受到了挑战，因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都有所表现。
启笛精书《国学经典》书影
吴元全玉雕
《中华传世玉书·毛泽东诗词手迹》
对立主要表现为:其一，价值取向上的对立。精英文化往往是社会生活恒常价值的体现者，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宣扬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传播文明、弘扬社会正义、阐扬人生信念是精英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大众文化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文化追求，是文化实践的多角度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它以关注当下的感受状态为目的，不必过多关注价值的恒常性和超越性。其二，审美趣味的对抗。一般说来，精英文化是优秀规范和标准的当然继续者，它所关注的是审美的永恒价值，讲求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和个性风格，因而形成了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而大众文化则是取悦于大众的，旨在创造短暂的流行时尚，这是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必然要求。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的文化，它追求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只求新奇刺激，而不必留意什么风格技巧。总之，精英文化追求的是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大众文化则追求短暂的流行效应。
（唐）张彦远撰《明汲古阁刻本·历代名画记 》书影
汉字书写作为文人之必备，作为一种高尚艺术行为，发展到东晋时代，已经是诸体皆备，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气质。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集众体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465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 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 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王羲之而已。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2]
然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除了冲突和对立，也有相互融合和借鉴的可能，二者的分野也不是绝对的。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说，精英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精英”的地位的，也往往经历了从“后台”到“前台”、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才逐步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中间要通过各种途径去与其他文化形式交流、沟通，去传播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就大众文化说来，出于满足大众消费这样一种根本目的，它并不对其他文化形态有什么“心理设防”，甚至说，只要能流行，大众文化可以无所顾忌地借鉴任何文化素材得以滋养自身，尤其是从精英文化中吸取各种成熟的文化成果来为我所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转型促使着各种文化形式检讨反思自身，以确立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应有位置的情形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一定的文化实践层面上可以“握手言和”，达成谅解，共同推进文化生活的繁荣。
从孔子“述而不作”，整理经书，到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中国学者开创和发展了成熟的国学整理研究方法，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国学与现行西式学术分科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其一是综合性的优势。我国高等院校现行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体制，人文学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显现。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慨叹知识面狭窄，博士不博，一代不如一代。国学与文、史、哲分科相比，具有综合性的优势。但国学绝对不是文史哲的简单综合，就经、史、子、集与文史哲的比较而言，传统的经学与子学不等同于今天的哲学，传统的史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等于今天的史学，传统的集部之学所涉及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今天的所谓纯文学。只有综合性的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国学基础厚实、适应面宽广的新型人才。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要培养出“鸿儒”型的通才，必须走国学提倡的综合性道路。
《史记》书影(www.xing528.com)
小卡片
司马迁，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念，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马迁是有大志、有能力、道德高尚的人，是历代史学家、文学家及仁人志士效仿的人生楷模。《史记》记载了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
（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
其二是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国学既是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基础，又是三科的综合与超越。我国高校经过几十年的文史哲分科教学研究实践，应当承认，文、史、哲分列，也有学科范畴清晰便于与西方学科体系接轨的优势。所以，国学学科的建立，并不是要用国学来掩盖和埋没文史哲各科的特长，而是要弥补缺陷，发挥互相补充的优势。国学主要承担奠定基础、横向综合的学科使命。没有对立，只有合作；合则双美，分则两伤。
[译文]
“道”是什么？是大智慧，大境界。得 “道”就是在人生的各领域获得高层次的领悟、智慧或意识境界。
其三是沟通古今的优势。国学诞生在中国新旧社会转型之际，从它立名之日起，就担负着沟通古今的特殊使命。国学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曾起到一种“中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已经由民国年间的“整理国故运动”得到证实。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国学承担着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掘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指导理念的任务。例如，“以人为本”就是一个既古老又时尚、可以沟通古今的概念。所谓古老，这个概念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子就曾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的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所谓时尚，是因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这个概念无所不及，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政府管理以人为本，企业管理以人为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在倡导以人为本的概念。
《孟母教子图》
其四是沟通中外的优势。在中国本土之外，有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化圈，呈现出三重结构:以中国内地和港台为内圈，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中圈，以欧美为外圈。海外有一大批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事业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被称为“海外汉学”或“海外中国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供国学研究借鉴，并帮助中国国学研究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国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携天时、地利、人和与厚重的学理基础，国学学科必定会在当代和未来的学者手上，拓展开一片美好的前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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