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作品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墨以行草为主，时间在1960年以后，作品即在“艰苦朴素”之后，可以从1961年9月，毛泽东为宁夏同志嘱书《清平乐·六盘山》开始。
此期书法艺术的特点是:
一是行草取大草或称狂草的气势，故不少人误认为毛泽东此期的行草为草书或狂草；
一是行草取小草的气势，这是此期中其成就的两个高度。
笔者认为，后者是更高一层的成就。如果说此期的作品从《清平乐·六盘山》墨迹开始了行草取狂草的气势，到《忆秦娥·娄山关》墨迹，则发展到了此种书体最高水平，成为中国书法历史上最高成就的行草取狂草气势的作品。从手书《清平乐·六盘山》到《忆秦娥·娄山关》中间尚有《七律·长征》(1962年)，《满江红·和郭沫若》(1963年)（上图），也就是说，手书《忆秦娥·娄山关》当在1963年之后，那么可以把《西江月·井冈山》墨迹，看做是行草取小草气势的第一篇尝试（后图），而到《沁园春·长沙》墨迹，则达到了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书法历史行草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
把墨迹《忆秦娥·娄山关》看做是毛泽东书法艺术发展中的第三座丰碑，墨迹《沁园春·长沙》则是第四座丰碑（设专题在后面叙述），都是炉火纯青，随意挥就，自然而成，天衣无缝，耀古烁今，前无古人的神品。
毛泽东第四期的书法作品中，最高的成就表现在他的诗词手迹上，而不是信札、题词，或手抄古诗词。这也许是因为诗情、书意互相交融、相互辉映的结果。毛泽东在书写他自己的诗词时，会引起往事的记忆，激发起不同的情感，心手相应，笔到意到。此期的手抄诗词书法作品，都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很高境界，如果我们借用姚鼎《惜抱轩集》卷四中《海愚诗钞序》的话，把其中的“文”字改为“书”字，则是对毛泽东此期书法艺术作品很好的评述了: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矣，则其书(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运，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书(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呼其如瑾，邈乎其如思，
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姚氏所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均反映在毛主席书法作品之中，即表现出了“形”“神”“意”的刚柔共济。
有的书论者把毛泽东行草作品，甚或行楷墨迹，认为是“狂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草体有草书的规范，书体应以字体的形质来区分，而不以笔墨的气势来区分。例如，楷书的形质，一笔不少，也没有应用草书的符号，笔画虽然长枪大戟，任意恣肆，但仍不是草书，更不是狂草。正如康有为所描述的:“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细心求之，则真行相参耳，以其真行连缀成册，而人望为狂草……”(《广艺舟双楫》)。关于什么是行书，什么是行楷、行草，什么是草书、狂草，我们将在中国书法艺术综述中论述，此作为雏议。
毛泽东手书《西江月·井冈山》
在毛泽东此期的作品中，我们把《沁园春·长沙》墨迹放在了《忆秦娥·娄山关》之后，我们推断，不仅《沁园春·长沙》书写在《忆秦娥·娄山关》墨迹之后，从书法风格上来看，《西江月·井冈山》也书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之后，这两种书法风格，即行草取狂草气势的《忆秦娥·娄山关》及行草取小草气势的《沁园春·长沙》，哪一种书体写得更高一些，确实让人费些思索。因为古代的书论家，无论对何种书体或书体气势的评说，都离不开以刚为主，还是以柔为主的审美观念。
（唐）张怀瓘《书议》中也认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清）笪重光《画筌》中论说:“气势雄遒，方号大家，神润悠闲，斯称逸品。”
（清）王昱《东庄论画》中也强调:“大气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画外，为上乘。”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也称:“合观诸论，则古人盖未有不尚峻劲者矣。”
以上诸家的美学观点，都侧重在阳刚之美。
（唐）李世民《指意》中则强调:“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
（元）夏文彦则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谓之神品。”
（明）项穆《书法雅言》也唱出:“会于中和，斯为美善”。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
范温《潜溪诗眼》:“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
赵孟頫《论书》中亦称:“法度端严中萧散为胜耳。”以上诸家所论的实质是侧重阴柔之美，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上则为刚柔相济，外柔内刚。
毛泽东也曾说过:“唯至柔者至刚。”
从以上所引用的书家论述，书法艺术审美成分中，大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感。
1.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迹
我们把《沁园春·长沙》放在毛泽东书法艺术作品中的最高位置，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其难。如朱和羹《临池心解》中所论述的:“小楷难，小草尤难”。“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半致萧远。”朱氏没有说出小草难的原因。毛泽东所书《沁园春·长沙》，行草取小草气势，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创举。这样，行草可以明确地区分出两种派生的书体，即行草取狂草的书体，以及行草取小草气势的书体。我们也只能借用小草和狂草两种书体，来比喻毛泽东两种不同风格的行草，即以小草取势的行草《沁园春·长沙》和以狂草取势的行草《忆秦娥·娄山关》。
书写小草难的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大草(或狂草)如奔骧、驰骥，骑手可任其驰骋，手虽持缰，却毋庸鞭策，便可达到奔驰的目的；书写小草则如高超的骑手，胸怀驯马的绝技，或急、或缓、或疾、或徐、或奔、或停、奋蹄高低、凌空踏地，皆须精确指挥。可使所骑骏骥踏出诗歌般地旋律，音乐般地色彩，沉着而痛快，惬意而酣畅淋漓，轻盈自然，潇散虚和，风雅流妍，挥遒不乱。
如苏轼《客台别集》中所述:“笔势峥嵘，辞守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东坡居士很有感触地诵道:“谁知简远高人意，一一笔端百卷书。”
毛泽东此期所手抄诗词墨迹，可均视为行草，其情感强烈，神采照人，运笔结体雄强多变，气象万千，结构向心，笔法强劲，对比强烈，节奏鲜明，激情昂扬；又具风流姿媚，雄秀和悦，抒情流美，飞动飘逸，淋漓酣畅，结体舒展。每幅作品都有爽爽生气，气势恢宏，豪放雄浑，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用笔圆转，方中有圆，筋骨强健。线条流畅宛如钢丝，挑踢峻峭好似银钩；字体飞动，如鹰击长空，大鹏展翅；布局奇险，腾跃跌宕，字体大涨大落，如潮升潮退;用笔重按轻提粗细相间，笔墨动若激流湍瀑一泻千里，静若处子高峰峻立……此期手抄诗词，可谓件件神采照人，字字摄人心魄，诗情、书意、音韵、精神，尽随笔墨洒于纸上，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书法艺术遗产。
这首词是毛泽东1935年10月的作品，正值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来到了甘肃省的南部。在十月初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击退了敌人的骑兵队伍，胜利地跨过了六盘山峰与陕北红军会师，也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征途。这首词，大概也是毛泽东曾说过的，在马背上哼吟出来的（后面有介绍）。
目前能够欣赏到的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手书共有五幅，但被书法界誉为经典之作的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应宁夏同志嘱书”的《清平乐·六盘山》（前图）。欣赏这幅作品可以看到，整幅作品气势磅礴，刚柔共济，字体瑰丽，参差错落有致，笔势浩畅飘逸，宛若行云流水。
毛泽东在1961年9月手书这幅作品时，可以想象，在书家的脑际天幕上，会重现二十六周年前的深秋，中央红军跨过六盘山时的情景。重温壮丽史卷，毛泽东一边书写，可能还会一边吟诵，把诗情笔意结合在一起，把诗的旋律也融于笔端，变成书法作品的旋律和节奏，并在笔下，把“旄头”改写成了“红旗”，赋予了更加简明的形象。从字体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写时的激荡心情，流落在笔下的字体，跳跃飞动，激流湍湍，秋风劲拂，红旗舒卷；又似乐章时强、时弱、时快、时慢的演奏。白居易的《琵琶行》虽不足比这幅作品的音乐感，但尚可拿来形容这幅作品的部分气势，看那大小字体的错落、跌宕，宛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毛泽东似又登在于六盘山顶，激起了澎湃的思潮，抒发博大的情怀了。
整幅作品成横卷式，竖写，从右至左古式写法，为行草书体，主导字体高耸成长方形。中锋、藏锋为主运笔，通篇气势磅礴，流畅瑰丽，圆润宏伟，筋骨深涵，刚柔共济；字体大小参差、错落，反映了书家的心潮激荡起伏，字体形质舒展，也正说明了书家挥毫时的心情舒畅、惬意。这便是书家所论:“临石侧之水，使人神清，登高万仞，自然意远……”((唐）张怀瓘《书断》)。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不仅所书写的诗情意远，而且笔法、结体、章法也都神清意远，轩昂之志，气吞广宇，思逸神超，宏伟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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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字抑左升右,促右展左,是否失去了平衡呢？没有。从他的书法作品看, 他大量运用了对比照应的方法, 如粗细、轻重、截露、方圆、刚柔、润燥、高低、长短、疏密等, 使其点画字形结构成鲜明对比, 互相照应, 成为间架结构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而我们品味毛泽东书法作品时, 不只是欣赏到耐人寻味的形体美, 还有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平衡所造成的动态美。
此幅作品词文字体顺写，成横幅共十四行，加上落款，注语五行，成奇数共十九行，每行字多者八个，少者两个，字体大小错落，展缩跌宕。落款时的注语，用最小的字体书写:“—九六一年九月应宁夏同志嘱书”，分为两行，一行八个字，一行六个字；“清平乐”的“清”字抬高到作品最高水平线上，形成了整幅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落款放到最低，与作品的底线平行，更增加了整幅作品布局起落、扬抑、顿错之势，极有兴致。如果没有这样安排的注语和落款，作品的布局则会大大的逊色，如无注语和落款，作品就会显得板滞了。此幅作品行间紧密，似有一般强大的力量，把每行字体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给人一种强烈地团聚态势。
行趣生动、布白巧妙、疏密错落、应接协调、起承转合，随着诗人、书家的情感起伏，笔下的字体大小参差，错落跌宕，在作品中如大珠、小珠自然散落。行气又松动、流畅，变化万千，纵有字体奇大奇小的变化，但却又相辅相成，冲合有致，韵味协调，别有风趣。“古帖字体大小，厥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包氏所论，为毛泽东此幅作品作了部分的评说。
毛泽东此幅书法艺术作品，充分地表现了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反映了书家旷逸神远、博大的胸怀，飘飘然有凌云九天之志，有风旋电曳之势，用笔结体自然流美，舒展处如行云流水，激荡处如瀑泄千里，顿挫处如高山凝云。用笔疾涩徐迟，点画轻重粗细，尽随书家的情意流荡而挥洒，诗人吟诵的韵律，化作成笔下的字体，龙飞凤舞；随着诗韵，阴阳顿挫起伏，字体也在笔下飞腾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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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法帖》为清乾隆时期搜集刻印。清乾隆皇帝得到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珍贵墨迹三种, 很是喜欢,将其收藏处称为“三希堂”。乾隆将这三种法帖与内府收藏的自魏晋至明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340余件, 各种题跋200余件, 汇集刻印, 而以《三希堂法帖》命名，这是我国一部书法巨制。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青年作家奔赴延安的途中, 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4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法帖》各两卷,千辛万苦带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获得《三希堂法帖》自是珍贵无比。此后, 这套《三希堂法帖》与他形影不离, 即使出国访问也要将它带上。1958年, 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中仍有《三希堂法帖》。
书家随着诗情的高低音韵，用次强的笔墨写出了“天高”二字；弱笔写成了“云淡，望断”四字，重笔写了“南飞雁”三字。在“高”字与“云”字的接应处，书家把“云”字的第一笔写进了“高”字的腹部，形成了词连，使人遐想，此云亦高接天际，随着诗词音调的低缓，“云淡”二字用笔淡而轻抹，委婉疏浚，并形成首行上重下轻，上密下疏的格局。轻笔书写的“望断”，与右侧第一行的次强音“天高”二字形成疏密、弱强的对比，也与左侧第三行的“飞”“雁”两字部分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与下面的“南”字也形成轻重的对抗。从音响效果看，“望断”二字处于音阶的谷底，继而以强音强笔的“南”字，把“望断”二字轻轻地托起。“南飞雁”三字字形加大，笔著加重，每个字都大约为第一行字的一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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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文》书中，周宏让记录了一则学书趣事。1959年当毛泽东得知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处有一本王羲之（拓本）真迹时, 便急切地借了过去,并说好一个月归还。那一个月里, 毛泽东一有空就展卷赏玩, 爱不释手。据他身边的卫士回忆, 常见他对着墨迹琢磨, 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练到兴头上, 吃饭也叫不应。真正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毕竟是晋人真迹, 太过珍贵,况且古有唐太宗巧取豪夺《兰亭序》的前车之鉴, 因而借出不到一周, 黄炎培便开始打电话催问。同样觉得王羲之真迹珍贵的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一个月的约定时间, 对于黄炎培的频频“催债”不免有些愠恼: “到一个月不还, 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 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整整一个月到了, 毛泽东才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 并嘱咐卫士: “零点前必须送到。”按事先约定的一个月时间, 计时计到了“零点前”, 可见毛泽东对王羲之真迹的痴迷达到何等程度!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心胸开阔、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领袖,尽管他十分喜爱王羲之的真迹, 却没有让《兰亭序》的悲剧重演。
“南”字的第一横笔，藏头起始，起笔和落笔稍向上翘，中间略凹。弓背向下的笔势，这一横鳞，内蕴力强，与以下的竖笔形成了意连的接应，减免了因环绕连笔所形成的“忌圈”，继而增添了笔趣；并在此处，与上面的“断”字末笔，似触未交；“断”字又与邻行的“天”字长撇末端相触，左侧又与“飞”字的末笔相触，形成了三种不同力量的牵制，把“断”字拉了起来，造成“断却不断”的形式。（唐）孙过庭《书谱》中提出:“连而不犯”，于右任《标准草书》一文中解释:“犯即触”，孙氏和于氏所讲，是指点画在一个字体中的关系，牵丝，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触”，但未提及字间的相触问题，毛泽东在此篇作品中，一个“断”字就与三个方向的字相触，造成了奇异的接应效果，是有意地犯“触”，还是书家任情意的发展，心手相随，手笔相应，形成自然的犯“触”，造成特殊的效果，让读者的思波联翩，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开阔旷逸和紧密的布局，凝聚力感，形成鲜明对比。“断”字与三个字触而未交，真可谓险笔，如果哪怕有一处与相邻的字相交，就会破坏了气势。假设，“断”字末笔与“南”字呼应时，“南”字上部的横笔与竖笔，如不采取意联的笔法处理，也将会大刹风采。
“南”字第三和第四笔形成的连笔，在横行时，利用左肩的下垂和右肩的环屈，形成了弓背向上的形式，这样与“南”字的第一横笔，便形成了
的外抱笔势，笔力惊人，“南”字右侧的竖笔细而断，意连，形成长而细的虚笔，与对侧壮而短的竖笔对比强烈，但取得了“重量”平衡。“南”半围内的
，上部两点重联成一笔，并与相邻的横笔相触、融，造成了极强的“密”；只是在两点连笔的右侧尚带一短钩，与下笔顾盼，才形成了洞达之意；如一缺此小带钩，则情意全无，既失去了洞达之意，也失去了顾盼之情。这样。“南”字下部疏朗，空白加大，致使“南”字突出了上密、下疏的对比，也可以说“南”字力结中宫，向上向下伸展，形成“南”字的威严之势。“南”字的上部竖笔高耸，如六盘山峰。
“飞”字保持了繁体“飞”字的形质，欹斜开势，“飞”字上下两个“飞”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第一个“飞”第一笔着纸后，即斜飞向右上方插去，然后强展右肩，形成了一个锐角，后屈而向左下方运笔，到一定深度回笔右上，环转后向右与第二笔相连，相连的侧笔又与“飞”字的两竖相连笔，并在上端形成最密处的笔墨。第二竖笔收笔时向左提笔带出呼笔的小钩，与第二个“飞”起笔意连。为造成“飞”字的强烈的飞动感，“飞”字的两竖笔都移于中宫，而且第二个“飞”的起笔很低，形如左脚，然后向右上斜勒而去，并与第一个“飞”的横笔成背向
外抱的姿势，加强了笔力，第二个“飞”横笔之末环转而下，强拉到最低点后盘行向右上，形成了一个大的三角空白区，真可谓计白当黑，与其左上密集的笔画形成了疏密对比，极富笔趣。左上洞达，右下茂密，第二个“飞”所形成的空白三角，因其下垂深而大，与左上浓密的笔画处，得到了“重量”上的平衡。
虽然，“飞”字的竖笔交叉很多，又加上环转、牵丝、带钩所形成的交叉也较多，形成了数个“眼”。书论家认为:“字中之圈谓之眼，眼多则如绳萦蛇绾，令人生厌。”(于右任《标准草书》)但是，毛泽东所书“飞”字，因字势险峻，用笔强健，并且在第二个“飞”部的横笔上采取断笔意连方法，减少了交叉，而且，所出现“眼”的大小跌落极大，形态多变，聚于一隅，不但没有使人产生厌烦的感觉，却产生了意外的奇趣。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有时“病”可转化成美。
六盘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境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登临六盘山主峰，心潮逐浪，畅吟一阕《长征谣》:(www.xing528.com)
“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气势磅礴的辞章，前后经毛主席八次修改，成为他诗词中的得意之作和书法神品——《清平乐·六盘山》。
姜夔论道:“当行草时，尤当泯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续书谱》)。毛泽东所书“飞”字的第一个“飞”，横笔勒后，没有采取环转而下的笔法，而是斜插竖笔，与横笔形成尖锐的右肩，这样，才与第二个“飞”环转的屈曲形成异态对比；这是一险笔，书家既没有用草书环转的笔法，也没有用楷书一般的顿笔而下的方法书写屈曲，而是提笔过渡而下，并且违反一般的“书道”，留下了尖角的右肩；从整个“飞”字看，神采照人，未能察到“缺陷”，这大概也是“书法本无法”的规律在起作用，（清）郑板桥说:“不拘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
继之，“不到长城”四字一行，次强用笔，“长”字草写，字小但用笔力量未减，与“城”字笔断意连，宛如是一个字；“非好汉”三字一行，“汉”字左旁“氵”上一点成竖笔形点，且不平直，用笔三折，成一弱“S”状，真可谓是一点之内寓含三转，并且与右侧上部草头的第三笔，遥遥相对，成钳形顾盼，似蠏目相对，挺拔有力。
“屈指行程二”为一行，“屈”字用次强笔著，“行程二”三字均为轻笔弱写，形成了字体大小的跌宕。“万”字另起一行，以下留有大的空白，以达神远的目的；“六盘”两个轻而小的字体，置于大“万”字之下，布局险奇；此行上下形成黑白对比，神秘神远相映。“山”字虽置于行首，但因笔轻字小，似成山的高峰之顶；“山上高峰”四字排为一行，都用轻笔，结果“六盘山上高峰”都用提笔轻写，而且字小。这可能说明，毛泽东书写时的高阔心境，六盘山峰尽在中央红军脚下，在毛泽东同志和红军战士的眼里，这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峰，被看做是脚下的“泥丸”了；同时因章法的要求，“行程二”“六盘”“山上高峰”形成疏弱的部分，与右、左、上的较密强的字体形成对比。
《红军长征会师》雕塑
“红旗漫卷西风”六个字分作两行书写，中强用笔，以下“今日长缨在”五字为一行，为弱笔书写，于是便形成了行与行间的字体强弱相映，行内也有强弱错落，布置巧妙，“手”字位于行首，其下为“何”字，均为强笔，“手”“缚”二字各为一行，强笔书写，于是“手，何时缚”四字竟成了这幅作品中最强大的字体，也是此词的最强音了，也是词意最浓郁之处。以下“住苍龙”三字用笔轻提弱写，可能是书家对“苍龙”的蔑视吧；而且“龙”字向右侧倾移，“龙”字像尾巴一样的横戈向右拖去，伸在了“缚”字之下。从“龙”字的位置来看，占据在两行之间，行间发生了巨大的争让。“缚”字如缚，字形大而笔画较细，且多环绕，如带如绳。“龙”字的长尾又伸“缚”字之下，巧妙的布局，奇妙生焉，使人马上联想到“苍龙正在缚下”，“何时缚住苍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好像是诗人的预言，书家书写到此时，似是有意的安排，或称戏笔吧。当毛泽东同志在六盘山唱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之后，才一年有余，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便捉住了蒋介石。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永远飘扬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信念的象征。
橘子洲头伟人肖像
橘子洲就在长沙市区的湘江中心，是一个长约十华里的长岛，现在耸立的一块巨形汉白玉纪念碑格外醒目，镌刻毛泽东主席手书“橘子洲头”四个大字和他1925年秋所作《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全文，是长沙市的重要名胜。
2.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手迹
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填于1925年，此时诗人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正是“风华正茂”之时。
此幅手迹未注明年月日，从运笔、结字、布局来看，我们认为是毛泽东诗词墨迹中最晚的作品，也是最成熟，最高的作品，是毛泽东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第四块丰碑，也是我们所见墨迹中最后的丰碑。《沁园春·长沙》为行草书体，小草取势，其中仅有三处两个字的词连，字体基本上个个独立，整篇温和淡雅，疏朗流畅，字字珠玉，启下承上，左顾右盼，尽得自然之美；脱尽剑拔弩张之势，却筋骨老健，艳美洒落，映带安雅，结字小疏，字间多不连，但气脉通畅，墨润有余，瘠肥合宜，无奇大奇小之字，无奇重奇轻之笔，无欹斜取势之墨，如百侣少年，风华正茂，风度翩翩，漫步缓行于湘江之岸，却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字字润美，飞逸奇雄，骖鸾跨鹤，飘飘欲飞。
此幅作品圆笔兼用方笔，藏锋为主，兼施露锋，结体用笔潇洒古淡，极尽江左风流，囊括北碑筋骨，精能疏淡，典雅悠然，处处含蓄，耐人寻味，布局疏密有致，有行无列，行间紧密，几与字间空白相当，结体用笔外柔内刚，“标拔志气，辅藻情灵”，“使观者玩迹探情，循由察变，运思无已，不知其然，瑰宝盈瞩，坐若东山之府，明球耀掌……心存日想，欲罢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书断》)此幅作品简洁疏荡，峻逸而又潇闲洒脱，高秀飘逸而又润韵清淡，真可谓:“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范温《潜溪诗眼》)满纸字体跃动，如秋风轻拂，如湘江清流荡起的漪澜，细浪抚岸可闻轻拍之声。“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简静为上，雄肆次之”(包世臣《艺舟双辑》)，也如宋曹《书法约言》所述:“笔意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不贵露。”
毛泽东所书《沁园春·长沙》，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与他老人家的阅历、知识，以及他的雄才大略有关:“必精劳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绋天下之变……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则自高古闲暇，姿睢徜徉”。(郝经《临川集》)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
[释文]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沁园春·长沙》墨迹，骨态清和，不激不扬，巍然端雅，清正闲疏，温尔淡润，天然逸出，如（宋）蔡襄所述:“书法唯风韵难及……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为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求觅也”。(《蔡襄书法史料集》)
《沁园春·长沙》手迹，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和瑰宝。小写行楷《致萧子昇》，大字行楷《艰苦朴素》，行草取狂草气势《忆秦娥·娄山关》和行草取小草气势《沁园春·长沙》《清平乐·六盘山》，都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至宝，尤其后二者行草作品，使行草书圣的王冠，非毛泽东莫属了。这里我们仍还把行楷书圣的王冠留给王右军，狂草书圣的王冠留给张旭，这叫做留有余地吧。毛泽东所书《沁园春·长沙》无论是诗情还是书法艺术的字韵，可看作是抒情之作，同时也不难看出诗情、字韵的明志抱负，正如诸葛亮所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是说，可以作为毛泽东手迹艺术造诣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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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与支持[2]
毛泽东一生除精研王羲之法帖之外, 对王羲之的生平事迹也作过较深的研究, 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59年初夏的一天, 毛泽东在杭州与秘书们聊天时, 引发了一场关于真伪《兰亭序》的学术讨论。田家英说: 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 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陈伯达坚持说: 《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 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林克则说: 古籍中有萧翼赚《兰亭》的传说。显然支持田家英的观点。毛泽东开始观而不语。稍许, 他讲了一个“入木三分”的故事, 接着又讲了“一笔鹅字”“墨池”等王羲之刻苦勤练的故事。末了才说: 《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 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又说: 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如果说毛泽东参与这次有关真伪《兰亭序》的学术争鸣因范围太小、影响还十分有限的话, 那么他于1965年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 对新中国书坛可谓意义深远。
1965年5月22日, 郭沫若先生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后在《光明日报》连载, 又在《文物》上发表。他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上是隶书体的考证, 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依托。本来,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 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来了, 只是未引起更多的注意。由于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又是书法界巨擘, 地位显赫, 因而他的“依托说”一提出, 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 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对李文田、包世臣直至郭沫若以及康生等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他将文章寄给报刊, 本想引起争论, 也许是因为郭沫若在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同时还涉及康生等人, 相关报刊均以退稿处之。高二适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 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也许基于同样原因, 章士钊亦感到为难, 于7月16日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处理。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 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 。专攻章草, 颇有发明, 自作草亦见功力, 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 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 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 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 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 觉论据都有来历, 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 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 百花齐放, 知者皆应有言, 郭公雅怀, 定会体会国家政策。) 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 惺惺相惜, 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 欲得我公评鉴, 得以公表, 自承报国之具在此, 其望虽奢, 求却非望。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 钊乃敢冒严威, 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 酌量赐予处理, 感逾身受。此籍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 不须赐还。
毛泽东于7月18日即复信章士钊, 信中说道: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 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 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 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 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 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 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 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 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 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 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 请阅后退回。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过问下, 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1965年第7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高二适文章的发表, 即激起讨论的高潮, 《文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
尽管这场论辩迄今亦无结果, 但由于有毛泽东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 从而使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 毛泽东直接介入一场公开的纯学术论辩活动是极其罕见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对许多学术问题发表评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或被人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 如评《水浒》等。相对而言, “兰亭论辩”的学术意味更浓一些。尽管如此, 这场论辩却因有毛泽东的直接介入而永载书法史册, 成为书坛佳话。
第二, 在这场论辩中,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显地偏向某一边, 但是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说: “草书不会书碑, 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 尚待地下发掘证实。”南京博物馆迄今已收藏出土王羲之同时代的墓碑30余通, 虽各体兼备,唯一缺的就是草书, 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毛泽东的观点。这表明毛泽东不仅对王羲之及其所处时代极为熟悉, 而且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
第三,“笔墨官司, 有比无好”。毛泽东对待“兰亭论辩”态度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这场论辩本身, 对中国书法以及其他学术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见, 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积极鼓励和支持, 这场论辩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通过这场论辩, 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书法的兴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此外,其他一切学术争鸣亦可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这也是“兰亭论辩”最大的意义所在。
启笛行书扇面 《毛泽东词 沁园春·雪》
【注释】
[1] 本讲的主要内容改编自:王鹤滨.毛泽东的书法艺术［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并参考了学者侯万福教授的《毛泽东书法艺术评述》（2000），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 节选自:胡学举. 毛泽东与王羲之[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2年7月: 第19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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