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钱杜
钱杜是道咸时期杭州金石书画群体中辈分较高的一位，与桂馥、刘大观、改琦、蒋宝龄、陈鸿寿、蒋因培等交好，陈鸿寿对其极为推崇。《墨林今话》及《清代画史增编》记其曰：
家世鼎盛，君独览胜好游，足迹几遍天下，生平屡致千金，不为家计，随手辄尽。幼工诗，深通画法，人物仕女花卉靡不精，而尤擅山水。尝寝馈于令穰、松雪、山樵诸大家，神与之合，间为金碧云山，尤妍雅绝俗……以元人笔运宋人丘壑者。[138]（图10.38）
图10.38 钱杜《意临沈周山水》
山水花卉远绍停云之气韵，近仿瓯香之妍雅，梅复清劲秀逸。[139]
这些评论十分恰当，所以钱杜书画属文征明、恽南田风格而又与宋人相近。他所在的群体中有金石书画家，传说钱杜和桂馥论画，认为画中点苔为难，桂馥便以老苔为号，可见钱杜之影响。钱杜的弟子程庭鹭和程祖庆父子道咸时在江浙一带有名。[140]
◆赵之琛[141]
赵之琛师承陈豫钟、陈鸿寿，曾为阮元摹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金石。陈鸿寿非常赞赏赵之琛，《墨林今话》论赵曰：
精心嗜古，邃金石之学，篆刻得其乡陈秋堂传，能尽各家所长，曼生司马首推之。兼工隶法，善行楷，画山水师大痴、云林，以萧疏幽澹为宗，亦足媲美铁生。兼作虫草花卉，无不佳。[142]
其实西泠八家的书画水平都很高，（图10.39）这是因为他们能援书入画；但以金石入书画，赵之琛之前，惟有黄易带有主动性的表达，其他成员在金石与书画的融合上做得不多。赵之琛的花卉，尤其画梅有金石气。魏锡曾在《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论他的印曰：
图10.39 赵之琛金文立轴
始学求是斋，材力实远胜。继法种榆仙，横厉辟门径。安得三万卷，润彼四千乘。（赵之琛次闲）[143]（图10.40）
图10.40 赵之琛“文字饮金石癖翰墨缘”印
约道光丙午（1846）
再看同治三年（1864）的《吴让之印谱》跋中，魏锡曾认为赵之琛和浙派在金石学大发展时，没有在发掘自身艺术语言的同时保留浙派原有创作动力：
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目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144]
这种缺乏对金石书画大的发展方向领悟的学习创作，导致在金石入书画兴起的道咸时代，靠金石起家的西泠学者没有在书画上面获得应有的成就。
◆释达受
释达受有《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刊于道光三十年（1850）达受60岁时，此书记载了在此之前他的书画经历，也对道咸金石书画的背景有所描述，让人感受到金石潮流之盛。达受由画而入金石，20岁左右就开始寻道访友，并始终坚持访碑寻古。在达受40岁左右，风气有转折，北碑渐被关注，达受也不像过去轻易将拓本赠送人。
达受34岁以自己某些拓本换《散氏盘原拓》（上有陈鸿寿等人题跋），38岁得绢本《怀素小草千字文》（王诜家藏），这是他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并自号小绿天庵僧。[145]而达受最厉害的绝技是拓手，道光十年（1830）他在南京附近拓碑，自记：
拓《周无鼎》全角及《瘗鹤铭》全石，以了金石夙愿。[146]
道光十二年（1832）他42岁时称六书广通初竣，在他所著书中感受不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外敌入侵，金石书画依然，政治环境对其影响很小。52岁见杨无咎《梅》，叹自己未得画之皮毛。所以总体来看，达受一直朝着自己的某种书画目标在前进，外部世界对他几乎没有影响。《墨林今话》论其曰：
耽翰墨，不受禅缚。行脚半天下，名流硕彦无不乐于交游。精鉴别古器及碑版之属。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间写花卉，得青藤老人纵逸之致，篆隶飞白铁笔并妙，拓手尤精绝，能具各器全角，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尝拓古铜器二十四种，同人各缀以折枝花卉装成巨卷，古雅绝伦。[147]
从他的作品来看，书法形式感比较强烈，并具金石的装饰感（图10.41-1、图10.41-2、图10.41-3）；他对工艺的领悟能力较强，把金石直接搬入画面，这是他的独创性设计。吴昌硕1902年所作《鼎盛图》中所拓古鼎不知是否为其所拓，其艺令人叹绝。（图10.42）
图10.41-1 达受篆书楹联
图10.41-2 汉双鱼盘
图10.41-3 汉双鱼盘
图10.42 吴昌硕《鼎盛图》
此图尺寸与释达受所拓彝器尺寸相合，且拓工精绝。
◆龚自珍[148]
龚自珍以清代后期重要思想家和诗人见称于世，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受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以及刘逢禄宣扬的“公羊学”影响，而成为此学术最重要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他是段玉裁的外孙，从小得段氏训诂学真传，因此在金石书画方面得风气之先。正是这两种学术内容的结合，使得龚自珍表现出时代先驱的大觉大悟的思考能力。而龚自珍与金石书画家群体的联系和他有这样的学术基础关系密切，交往频繁的师友有：赵魏、何元锡、阮元、王引之、吴荣光、包世臣、梁章钜、陶澍、王筠、潘锡恩、汪喜孙、吴文征、林则徐、达受、魏源、吴式芬、许瀚、陈庆镛、何绍基、何绍业、陈介祺等，基本都是和金石入书画潮流的兴起有关系的人物，所以自然龚自珍的思想体系中有金石入书画的思想成果。而1839年《己亥杂诗》是其思想的升华，最能体现其观点，在此选录与金石书画内容有关的三首：
藏书藏帖两高人，目录流传四十年。师友凋徂心力倦，羽琌一记亦荆榛。（吊赵晋斋魏、何梦华元锡两处士，两君为予提正《金石墨本纪》者也。）
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数此权舆。（泾县包慎伯赠予《瘗鹤铭》，九月十一日，坐雨于羽琌山馆，慢题其后。）
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再跋旧拓《瘗鹤铭》，谓《北魏兖州刺史郑羲碑》郑道昭书。）[149]
诗中清楚地表达了北碑地位的上升和审美观念的根本转变。龚自珍的书画是金石入书画的一种表现（图10.43），而所论则反映了道咸金石入书画兴起的历史真实性。
图10.43 龚自珍《己亥杂诗》墨迹
◆戴熙[150]
戴熙曾为道光皇帝近臣，太平天国战争中，城破投水，和汤贻汾一样，[151]清廷称殉难，所以二人并称。戴熙在北京和杭州书画群体中名望很高，所交金石书画家有许瀚、刘喜海、何绍基、何绍业、吴廷康等人。戴熙自己也刻印，研究金石并著有《古泉丛话》，还和何绍基合撰前辈诗人张九钺《陶园年谱》。但他以传统观念来作金石研究，在与金石书画家的交流中并没有受到金石入书画的影响。他擅长四王画风，他的书画友蒋宝龄《墨林今话》言其曰：
诗书画并臻绝诣，而画尤兼山樵、仲圭之长……与余获晤于西湖寓楼，见赠《云山》长卷，气势雄健，笔墨古厚，非近人所能。花卉人物松梅竹石靡不佳……（诗）皆有幽隽闲逸之致，知其得于画理深矣。[152]（图10.44）
图10.44 戴熙《东郭联吟图》
这应为对戴熙40岁前后所作之评。时人对其评价极高，俞樾为其《习苦斋画絮》作序称：
公之画自公之殁，而寸缣尺素珍逾球图，便面一握，购之兼金，小幅一帧，其值百镒。近代以来，以书画得名未有盛于公者矣。[153]
在清代，戴熙享有很高的名声。
◆钱松[154]
钱松为西泠八家殿军，印学成就较大，（图10.45）后人辑其印谱有《钱胡印存》、《未虚室印赏》、《钱叔盖印谱》、《铁庐印谱》。魏锡曾在《钱叔盖印谱》跋中论其曰：
图10.45 钱松“纸阁双声之印”
咸丰己未（1859）
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盖钱先生。先生善山水，工书法，尤嗜金石，致力于篆隶，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蒋、黄、陈、奚、邓诸家。同时赵翁次闲方负盛名，先生以异军特起，直出其上。庚申（1860）之变，阖门殉义。……自先生殇十数年，手制零落，而声誉益振。[155]
钱松为浙派殿军，魏锡曾对其特别推崇。他与胡震、杨岘、达受等关系密切，胡震篆刻学钱松，他们曾结伴来往上海。钱松书画受到金石的影响明显：
兼画山水，设色苍古，有金石气。[156]（图10.46）
图10.46 钱松《梅花石竹图》
黄宾虹把钱松画称为“金石诗文家之画”，他的金石入书画风格类似黄易。（图10.47）
图10.47 钱松隶书条屏局部
咸丰丙辰（1856）
◆魏锡曾[157]
魏锡曾的书画作品不多见，主要的影响在印学理论，他辑有《吴让之印存》、《砚林印款》、《绩语堂论印汇录》、《西泠六家印存》等，其中《吴让之印存跋》、《吴让之印谱跋》等为印学评论方面的重要文献，引发后人对印学的理论思考。魏锡曾的金石友有俞樾、胡澍、赵之谦、沈树镛、谭献等，他与赵之谦的关系很密切，赵之谦曾为他刻印多方，两人也曾一起研究金石书画，所以他的理论中包含了他们相互影响的成分，与道咸金石入书画的思想潮流切合。
但是时代的动荡，生活的流离，使得魏锡曾花费一生心血撰成的主要著作没有刊出，谭献记载：
同治初年，稼孙校录之书盈数寸，钞纂阙疑，而献心目所及，助之读定者数十事，盖于先正翁、王之书，颇能讲去其非而求其是矣……有欧、赵以来未当著录，西汉齐梁所遗留，一二千载始布人间，遂得见古人未见，亦厚幸矣。[158]
可见魏氏金石书乃是非常精核的重要著作，俞樾在为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所作的序中也称对其著作亡佚感到可惜：
余于同治中至福州晤钱塘魏君稼孙，见其收藏金石文字繁富夥够，欲于王氏《萃编》之后别成二书，一曰《订误》，一曰《补遗》。乃至今十有五年，稼孙已作古人，而其书卒亦不出，一生心力付之尘蠹，余甚惜焉。[159]
魏锡曾去世后，到光绪九年，有人在羊城出版《魏稼孙全集》，汇集了《绩语堂碑录》、《绩语堂诗存》、《绩语堂题跋》等魏锡曾的主要著作。魏锡曾是赵之谦的金石友中对金石考证最具功力的一位，其应该对赵之谦的金石考证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图10.48）
图10.48 赵之谦《稼孙多事跋》
同治甲子（1864）
蔡鼎有《翠云草堂金石近存考略》稿本藏上海图书馆，成书约在1880年左右，此书直接以金石碑版为学书的基础。基本不录王昶《金石萃编》所录，只收新近发现的金石资料，反映了金石入书画潮流对金石书的影响。蔡鼎的金石友有谭献、魏锡曾等，其论道咸末期金石书画的兴衰有一定的代表性：
值金石之学于时中兴，风会所趋，莫知而至。于是秦中碑估四出，穷收古刻，靡不复显，而墓碣志石更岁有出土，新本所至，群焉争购。风雅附庸，南北一辙，莫不案列碑册，壁悬墨本，以为时尚。……自庚午辛未（1870—1871）以来，所得遂多……一以书迹为断，不求备也……迩来风气渐改，碑估绝踪，翻刻杂出，各碑原本复不易得，因急编次成帙，略加考识，颜曰“近存”，所以识宝也。尚希博雅君子垂教焉。光绪癸未十二月蔡鼎叙。[160]
从道咸末期金石书画遭兵燹之灾，到同光逐步恢复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确定道咸为金石入书画兴起时段的原因之一。
从清初到清末，嘉兴的金石家最多，乾嘉后期有吴东发这样对黄宾虹有影响的金石书画家，也有张燕昌这样的金石书画家。但到道咸时代，嘉兴金石考证的学术倾向于黄宗羲一派，使得嘉兴地区的金石书画群体中以数量众多的金石学者为主。
◆朱为弼[161]
朱为弼是阮元的得意门生之一，《墨林今话》评其曰：
少耽坟籍，通六书，尤嗜吉金文字。阮芸台相国最重之，相国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皆属君审释编定，书成，撰序文二千余言，博综淹雅……诗尤敏捷，兴会高远，奇崛如昌黎，超逸似东坡……写意花卉，涉笔便古，虽学青藤、白阳，而书卷之气盎然溢于楮墨。又见其《寿星》一帧，寥寥数笔，古致可掬。能者固无所不可也。[162]
他和阮元的其他门生故吏关系密切，又与汤贻汾、阮常生等交好，嘉庆二年（1797）参与修辑《经籍纂诂》，并参与阮元的金石研究，为阮元编定《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以在学术体系上，阮元对其影响明显。朱为弼的书法以大篆为擅长（图10.49），他是紧接吴东发之后又一个较早擅长石鼓文书法者，在他的画中具有明确的金石笔墨表现，（图10.50）但水平不够深透，摹金石之形，未得金石之神韵。
图10.49 朱为弼摹《龚父铭》金文
图10.50 朱为弼《梅花》
◆张廷济
张廷济是道咸时期嘉兴地区金石书画群体中的前辈，他延续了乾嘉时期的金石书画传统：
工诗词，精金石考录之学，收藏鼎彝碑版及书画甚夥。能篆隶，精行楷，初规摹钟、王，五十后出入颜、欧间，晚年兼法襄阳（图10.51）。游戏作梅，颇多古趣，平生止数本而已。[163]
图10.51 张廷济临米芾书
道光壬辰（1832）
张廷济称翁方纲老师，所以和翁方纲为首的群体中人员关系密切，如黄易、赵魏、宋葆淳、赵秉冲、翁树培、阮元等人，也与何元锡、文鼎、[164]李遇孙、戴熙、刘燕庭等为金石友。对于张廷济来说，阮元亦师亦友，道光二十三年，76岁的张廷济还到扬州祝贺阮元80岁寿辰。而在嘉兴的金石友中，张廷济和文鼎关系密切。总的来说张廷济交往广泛，在全国都有金石友，他的清仪阁是道咸时期著名的金石收藏处。正因为有名，咸丰十年（1860），清仪阁毁于兵燹，其中的金石书画基本为他的外甥徐同柏和学生鲍少筠所得。
徐同柏年轻时撰《古履仁乡金石文字》，[165]仅12页，为记录秦汉古瓦的稿本，反映了乾嘉后期对瓦当的关注。他在学术风格成熟后则明显地带有道咸时代的金石入书画倾向，只攻篆籀，精于篆刻，有《清仪阁古印考释》。（图10.52）
图10.52 张廷济、徐同柏合书《诸暨县重修太平桥记》
鲍昌熙得清仪阁所藏之半的金石，[166]凭此即可立足于金石书画群体，他和徐同柏一样，工书印。其著《金石屑》有名于时，民国十一年（1922）金蓉镜所辑《鲍少筠所藏金石文字》中有多人题跋，有徐同柏释文《史颂敦盖》之一，又有王国维题《显叔钟海外拓本》等，其中王国维题跋《汉双鱼洗》（大吉昌宜侯王）对道咸嘉兴一带的金石收藏情况作了说明：
嘉道以后，收藏彝器以吾浙为盛，吾浙尤以禾郡（今嘉兴）为盛。其时竹里叟外，如文后山鼎、张季勤沅、郭止亭承勋、方莲卿维祺、姚六榆观光、金兰坡传声等并有藏器，与仁和夏松如、钱塘瞿颖山、何夙明、方榖兄弟等声气相应。因其时古器出土尚少，每得一器，必拓数百本并征题咏以广其传，故器虽亡佚，而拓本流传者尚多，则传拓之功不可诬也。赭寇乱后，风流歇绝，北方诸大家乃起而代之。藏器愈多传拓愈难，与道咸以前风气迥别，兹事虽细，亦学术得失之一也。[167]
所以道咸之后，金石研究和之前不同是一个明显的学术现象。
王福田有咸丰二年（1852）《竹里秦汉瓦当文存》，书前有达受以《天发神谶碑》篆法的题签，又有同里徐同柏等一批嘉兴金石友题诗。书中多引程敦（勉之）《秦汉瓦当文字》为论据，并论及道咸时期对汉代瓦当书法的看法：
盖初建必极意经营，如萧相国治未央宫，自题“苍龙”、“白虎”二阙，而凡瓦之出善书手可知。[168]（图10.53、图10.54）
图10.53 汉瓦当集锦
陕西省博物馆藏
图10.54 急就砖
这种说法和阮元等人的观点一致，认为这些瓦当文字一定来自当时有名的书法能手，而不是匠人的随意刻画。这样就可以证明瓦当等是“匠人书”的文字，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书风，这种观点支持学习王书风之外的书法，代表了道咸时期对瓦当文字的崇尚，是一种对金石中表现出来的原始创造力的肯定。
◆李富孙[169](www.xing528.com)
李富孙与堂兄李超孙、堂弟李遇孙皆金石学者，他游学于钱大昕、王昶、卢文弨、孙星衍、阮元门下，与同乡冯登府以金石交好且兴趣一致，按梁启超说法为黄宗羲一派：
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170]
嘉兴一带的金石学者受黄宗羲一派的影响较大，李氏家族的成员在金石研究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李富孙是其中成就较著的：
同里冯登府称其详核奥博，为诂异义者集其大成。又谓《说文》一书，保氏六书之旨，赖以仅存。自篆变为隶，隶变为真，文字日繁，讹伪错出。……援据经典以相证契，俾世之踵谬沿讹焯然可辨。……同里钱泰吉谓其书大旨折衷段注，而亦有段所未及者，读《说文》之津梁也。[171]
同时从事金石考证研究的嘉兴金石群体中还有鲍振方、王振声、潘宽、黄隘等，其名有显有不显。
◆李遇孙
李遇孙是道咸时期李氏家族金石学研究中最主要的人物，李氏家族在金石界的影响可以上溯到其祖父李良年，他在清初是和朱彝尊并称的金石学者。李遇孙为阮元弟子，曾入诂经精舍，其道光四年（1824）刊《金石学录》记古今五百余金石家，阮元为书作序：
两浙多留心金石之士，余于丙辰（1796）岁奉命视学兹地，如赵晋斋、何梦华、张文鱼辈，皆素所稔知。按试禾郡，复得吴侃叔、张叔未、李金澜数人，并嗜古好学，侃叔于石鼓文识解独有心悟，叔未博收周秦以来爵卣碑砖，其好亦可谓笃矣。金澜为秋锦征士之后，学有渊源……是书于古今之讲求金石，无不备载，则其专心于欧、薛诸家之学者，藉以不泯于后世矣。[172]
此书记金石家以是否有金石书著述为标准，不以长短繁简为录入的尺度。从此书对金石家的记录标准看，道咸时代对金石的看法基本是对金石本身的关注，而不再关注金石是否可以证经补史。到道光十三年（1833）李遇孙又刊《栝苍金石志》，其序言对金石志书作了重新分类：
（对此书有影响的金石书）毕秋帆《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翁覃溪《粤东金石略》，谢蕴山《粤西金石录》，朱竹君《安徽金石志》，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阮元《两浙金石志》……推之一州一邑有：朱排山《雍州金石记》，武授堂《偃师金石记》，钱易轩《嘉定金石文字记》，段襄亭《武功金石隅录》。[173]
李遇孙所编的金石书明显倾向于历史资料的收集，与前人区别较大，单就金石学的发展来看，李遇孙对一州一邑的研究无疑使金石学向史学方向发展，是金石研究的新趋向。而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一类的金石书事实上对金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没有作出新的贡献，虽然两人都是为了搜集更多的金石资料，但研究金石的目的完全不同，一个为了进一步为书画服务，另一个则为了单纯研究历史，道咸时期的金石研究从此按不同的学科功用来分类变得越发清晰。
戴咸弼在光绪三年（1877）刊有《东瓯金石志》，[174]就是仿李遇孙《栝苍金石志》而作，可见李氏的学术影响。
◆许梿[175]
许梿在外为官，和各地金石学者有广泛的交往，他的金石友有：吴振棫、叶名沣、何绍基、许瀚、王筠、李璋煜、陈介祺等，都是当时的名人，在何绍基的《东洲草堂金石诗》中，有“许（珊林）叶（东卿？）刘（燕庭）吴（子苾）亦自贤”句，许梿的地位十分突出，其同乡钱泰吉《曝书杂记》称其书法不俗，[176]可与欧体相媲美，他的隶书作品带有强烈的篆刻满红形式感。（图10.55）
图10.55 许梿篆书楹联
咸丰辛酉（1861）
沈涛和许梿相似，[177]在外为官结交外地的金石家，他师从段玉裁，与吴云交往密切，又入诂经精舍，与阮元的其他门生相交，亦有与达受交往的记录。因此他的金石著作和学术关注较为切合道咸时期金石研究的发展潮流。
从张廷济到许梿、沈涛，总的来说道咸时期嘉兴的金石学最为兴盛，形成全国最大的群体之一，这个地区的金石群体使道咸时期具有浓重的金石研究氛围。道咸间嘉兴并不缺少书画家，如有张金镛等，[178]《墨林今话》中就有对张氏书画特长的记录：
雅喜画梅，疏影横枝，得水边篱落之致。兼善分隶。[179]
《墨林今话》、《清代画史增编》所记的同时代嘉兴的书画家还有不少，他们或工篆隶，或善篆刻，但所记不够丰富具体。原因是咸丰十年 （1860），太平军占领嘉兴地区后，当地陷入清廷和太平军的四年战乱，当地的文化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众多金石书画家的著作和作品荡然无存。所以在金石入书画的背景下，嘉兴的金石书画群体的书画表现有后续不足之感。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金石研究在清代是通过家族、师友等群体而进行的，而金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书画有关联，即使金石研究的学术倾向注重于经史考证，但到了道咸时期，金石研究家或多或少都有了书画的功用意识。
绍兴
◆徐三庚[180]
徐三庚是道咸时期金石入书画的重要人物之一，所长在于书刻，张鲁庵所辑的《金罍印摭》在序言中介绍了其书刻艺术的精湛：
刻印宗垢道人，为邓完白、汪肇龙、巴慰祖、胡长庚、吴让之、赵悲庵后继起健者。篆法宗《峄山》，参以《天发神谶》，学古而不泥古，故能特倡一格。与胡公寿、张子祥、蒲作英诸辈相友善。东瀛金石考古家咸重徐氏之作，不远千里相求，如圆真大迂辈，皆师事之。其印篆刻流利，刀法飞舞。所刻皆逊清同光间名贤士夫，殊堪珍贵。[181]（图10.56、图10.57）
图10.56 徐三庚“千泉一尺室”印
光绪乙酉（1885）
图10.57 徐三庚隶书楹联
徐三庚早年宗陈鸿寿、赵之琛，所以也是由浙入皖。当时从《天发神谶碑》入篆书的人不少，徐氏是能融合其篆刻特点书写《天发神谶碑》篆书的大师，故能独树一格。但其未能跳出援书入印的方式，作品容易显得雷同，并具有纤巧流丽的风格。
◆赵之谦
赵之谦是道咸时期金石入书画的最重要的金石书画家，其书画生平历来多人研究，同时代有其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论其所见，近几年又有王家诚《赵之谦传》、赵而昌《赵之谦著作与研究》、张小庄《赵之谦研究》等先后出版，考证研究皆详尽有据，为研究赵之谦打开了方便之门。赵之谦是金石书画家的典型人物，简而论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金石书画群体的影响。在其学北碑前，以颜体加篆隶笔意，可见当时习金石书画的基本套路就是如此，类似何绍基的风格。后受到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论的影响，在其《章安杂说》有所论及。赵之谦34岁左右来到北京后，对北碑笔法有所领悟，开始形成自己新的书画风格。而在此期间金石友对其影响巨大，他曾刻“积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182]边款跋曰：
余与黄荄以癸亥（1863）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183]
这四人构成了最核心的金石友圈子，赵的金石友还包括了吕佺孙、潘祖荫、吴大澂、何澂、张鸣珂等。其中胡澍、魏锡曾对其篆刻影响较大，但本人认为赵之谦在篆刻上所得益最多的还是来自吴让之，最重要的证据是同治三年（1864），魏锡曾将赵之谦印蜕给吴熙载看，赵之谦印跋称：
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184]（图10.58）
图10.58 赵之谦“会稽赵之谦字
叔印”
赵之谦又为魏锡曾刻“巨鹿魏氏”印并作跋诗，其中写道：
老辈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昔赖君有书印，入都更得沈均初。[185]
这些都证明吴熙载对其有切实的影响，这种影响关系到赵之谦印学观念的形成，所以即使他的作品和吴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艺术思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从逻辑上推理，包世臣对其书法的影响也是无可替代的，而金石入书画从邓石如到包世臣再到吴熙载再到赵之谦以至现代四大家，达到中国书画成就的高峰。如此看来道咸金石入书画的兴起是书画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而沈树镛为赵之谦提供了金石考证的机会，他们合著《补寰宇访碑录》，考订金石扩大了眼界，为其金石入书画创造了条件。至于绘画，上海的周闲、任熊对其书画的商业化大有影响，由于赵之谦家境清贫，必须使自己的书画有好的市场才能维持自身的生活，但其作品还是采用了完整的金石入书画的笔墨语言。（图10.59）
图10.59 赵之谦花卉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二、金石书画的个性化追求。赵之谦不同于前辈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书画风格绝不拘泥于前人，所倡导的“印外求印”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图10.60）他虽然受包世臣、吴熙载的影响，但他能突破影响，不拘泥于前辈。魏锡曾评论赵之谦曰：
图10.60 赵之谦秋菊团扇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
叔谓手指皆实，斯称善鉴。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
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病未能也。[186]
而这也正是道咸时期金石书画和传统书画在个人艺术风格上的显著差别，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称其曰：
于诗古文辞、书画、篆刻无所不能，性兀傲。[187]
可见赵之谦具有恃才不羁的个性。赵之谦刻有“悲庵壬戌（1862）以后文字之记”印章（图10.61-1、图10.61-2、图10.61-3），正是这一年他家破人亡，故自号“悲庵”，因此这一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这一年后，他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北碑书画特色，也许经历了人生的苦难，有了对书画艺术的领悟。看得出来，赵之谦从这时起决心要与前人不同，自言要尽力开创书画新局面，他将金石的形式感运用于书画篆刻中，所以有金石的意蕴而又不拘泥于形似。到同治十一年（1872）“誓不操刀”后，就基本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印作。
图10.61-1 赵之谦“悲庵壬戌以后文字之记”印
图10.61-2 赵之谦“
叔壬戌以后所见”印
图10.61-3 赵之谦“赵之谦同治纪元以后作”印
总的来说赵之谦短短十年的成功实践，开启了后人金石入书画的门径，这与他善于学习，勇于开拓有着重要的关联。
三、金石书画的审美观点。赵之谦《章安杂说》有一段专门论书画之“拙”的观点：
画之“拙”与“野”绝不同，“拙”乃笔墨尽境。小儿握笔，动则瑟缩，然瑟缩中书，气能圆满，“拙”也。久而瑟缩生“野”，及瑟缩者去，则偏佻浮薄。天质一变，不复能“拙”矣。天地间凡尽境皆同始境。[188]
从傅山的“宁拙毋巧”始，金石书画家论“拙”从未有赵之谦所论这样专门而有针对性，他道出金石给书画带来的启示和艺术创造力的根源问题。从审美角度来看，小孩子代表着原始的稚拙，而“天质”的变化代表着书画的演变。所以很显然，书画停留在帖学的研究上不能寻求到“拙”的原形，只有深入篆隶和北碑，从较为原始的文化源头寻求创造力，这种寻求书画创新的目的和金石考证希望获得经史原本面目的学术动机是一致的。西方在二十世纪初，艺术界兴起向非洲原始艺术学习，向东方平面装饰性艺术学习的潮流，（图10.62）摆脱传统的束缚，寻找现代艺术创作的源泉，其实和金石入书画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金石入书画无疑在文化上更有系统性和说服力。
图10.62 ［奥地利］克里姆特《肖像》作品背景上使用了中国京剧的装饰元素。
赵之谦之后绍兴的又一位以北碑书法著名的书画家是陶濬宣，但将赵之谦和陶濬宣比较就可以发现，同光时期北碑书派的盛行，让陶氏丧失了对金石入书画本质的追求，虽然所写北碑书法比赵之谦更像北碑，但却没有了艺术的生动，而康有为的尊碑贬帖从某种角度看，是在碑的表现中引进了帖的传统评价体系，造成了碑学发展的迅速僵化；而研究赵之谦可以引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赵之谦是黄宾虹所提名的道咸时期金石入书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何澂与俞樾、[189]赵之谦、蒲华等为金石交，赵之谦先后为其刻印多方（图10.63）。何澂的《汉碑篆额》是对金石入书画的一种积极回应，书中对邓石如开始关注的碑额篆书类的金石作了研究，这也是在金石入书画影响下最早的一部以金石研究为书画服务的金石书。
图10.63 赵之谦为何澂刻“竟山所得金石”印
同治丙寅（1866）
湖州
严可均活到道光中后期，他虽然没有阮元影响大，但对道咸的金石入书画并向大篆方向进一步发展，特别对金文的系统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在上一章中相关条目中已经有所论述。严氏工篆书（图10.64），他是秉承乾嘉学派的理念到道咸的元老人物。
图10.64 严可均篆书楹联
◆张鉴[190]
张鉴为阮元弟子，所著《阮元年谱》多涉及阮氏的门生故吏，是较为标准的官员年谱，对阮元在金石书画方面的成就和活动内容记载较少，但从中可看到阮元和其弟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张鉴和同乡杨凤苞都曾是诂经精舍的弟子，后又与施国祁同被聘为讲习，所以受阮元的影响较大，金石学有《墨妙亭碑目考》，是研究宋代金石和清代当地金石的书籍。书中不仅有金石的考证，也显现了清人在金石研究方面对宋人的超越。《墨林今话》中有关于他的记述：
博通经史，工诗文。四十后即弃举子业，游心于山泽，已而病风痹，住林屋四载，避嚣著书。烟霞胜概，朝夕领略，时或寄兴毫素，作山水小幅，不以与人，取自娱悦而已。然好雅之士多持纸丐请，亦勿能辞。其画不主一格，工整萧散，随手为之，皆合古人意趣。[191]
张鉴画虽不主一格，还是基本以四王为其主要风格。
◆陈经[192]
陈经也是阮元弟子，爱好金石收藏并工于书画，《墨林今话》言其曰：
酷嗜金石，家藏三代尊彝及秦汉以下古钱、私印、古砖极多。所居鱼计亭为乡前辈郑子余读书处，竹垞题额尚存……更辟一室曰求古精舍，二三博雅之士日相过从。成《金石图》一书，仪征相国亟加叹赏。抱之嗜学出天性，鉴别既精，隶书大进，旁涉花卉墨竹，皆有古趣。[193]
可见其嗜好金石是着眼于书画功用。陈经刊于嘉庆戊寅（1818）的《求古精舍金石图》，（图10.65）以求古意为念想，有阮元、潘世恩、吴云、施国祁等九人为之题序。此书考文字为主，对时代有疑者略过。内容有彝器、兵器、刚卯、古印、瓦当、砖，解说详实，文字秀逸可观，拓绘尤古，透露出对器物形质的研究心得。同乡吴昌硕对其评述曰：
图10.65 《求古精舍金石图》选页
陈抱之先生画竹，为其犹子辰田世史属题：鱼计亭何处，菰城溪尽头。道人种修竹，古意接
洲。金石坐参考，阮嵇闲倡酬。烦忧苦今日，读画重句留。[194]
湖州在道咸时期是文化和经济较发达地区，但道咸后期清廷和太平军的战争对此地的破坏十分严重，许多金石书画家及其住宅都不知踪迹，吴昌硕还记得这位先贤，可见其影响。
◆姚晏[195]
姚晏是嘉庆状元姚文田的儿子，姚文田和严可均曾合著《说文校议》，可见姚氏家族与严可均之间的关联。使姚晏在金石书画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其嘉庆二十三年所著的《再续三十五举》，此书在印学方面的参考作用超过四十年前桂馥的同类书。很明显姚晏的著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撰成的，不过道咸时代的金石书画正因为有此种推陈出新的著书方式而得到加速的发展。
姚觐元为姚晏之子，[196]他的《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类似翁方纲的《九曜石考》，而他在金石方面的观念更近李遇孙之流，带有明确的分类化倾向。他比其父在书印上更为着力，篆书和篆刻都有名。从姚氏一家三代身上也可看出金石入书画的历史进程。
◆张度[197]
张度与潘祖荫、陈介祺等为金石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论其曰：
工隶篆，与潘伯寅尚书、陈寿卿太史研究金石之学，又喜作画……画笔高雅，予见其仿宋数帧，丹林碧嶂，萧洒脱俗。[198]（图10.66、图10.67）
图10.66 张度篆书楹联
图10.67 张度山水
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赵之谦那么富有个性，但亦能脱去金石形质的束缚，将金石意蕴化为自己的笔墨语言融于书画之中。而且其山水画确实笔墨潇洒，融入了金石的笔墨语言，在黄宾虹作品中也可见其影响。他是黄宾虹所提名的道咸时期金石入书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陆心源
陆心源是湖州书籍和金石书画收藏的登峰造极者，从他身上可见清末湖州文化的繁荣，这种繁荣也是严可均、杨岘、张度、吴昌硕等人出于此地的原因之一。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录》对之后的金石书画家有很大的参考作用，而他的《穰梨馆过眼录》中的书画评录表达了其对书画的见解，也可见清末金石书画在私人收藏家间的大量流传为当时的金石书画家拓宽眼界搭建了平台。
衢州
◆张德容[199]
张德容为金石家，金石友有潘曾莹、潘祖荫、陆增祥等，著有《二铭草堂金石聚》，前有同治壬申（1872）序：
自顾炎武、南原、朱竹垞诸老以金石佐经术，于是金石之学日盛……（金石书）莫如翁氏之《两汉》，至王氏《萃编》欲合众好而聚。
序中带有对清代金石学总结的意思，这种看法基本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金石学的意思相合，故可视作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前导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