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石书画群体及其研究

二、南方的金石和书画群体

通过“清初金石和书画群体分布图（1644—1736）”可以看到，清初的金石和书画群体以南方人数为多，群体错杂，大概论之，有以下几个群体：

1. 以四王为代表的群体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四王，清初四王群体的影响最大，代表清初书画家的主流。

王时敏（1592—1680）号烟客，是明末首辅王锡爵孙；王鉴（1598—1677），为王世贞曾孙，曾官廉州太守，故称“王廉州”，两人都是江苏太仓人。太湖水东流出苏州娄门至昆山再至太仓，古称娄江，因此太仓旧称娄东，故王时敏与王鉴开创的画派又称“娄东派”。他们的书画风格都直接继承松江的董其昌，尤其王时敏更是得到董其昌的亲自指点：

王时敏……工诗文。善书，尤长八分，而于画有特慧。少时即为董宗伯其昌、陈征君继儒所深赏。于时宗伯综揽古今，阐发幽奥，一归于正。方之禅室，可备传灯一宗。真源嫡派，烟客实亲得之。^[18]

王翚（1632—1717）字石谷，为离太仓80里处的常熟人。因受太仓王时敏、王鉴的指点和大力扶持，又因他出身于画家世家，所以画风较“娄山派”更为宽博，不时有表现实景的作品出现。因常熟有虞山，故称“虞山派”。

王原祁（1642—1715）号麓台，是王时敏的孙子，在祖父的精心栽培下，他不负前辈厚望，成为康熙朝书画艺坛上的官方领袖，他出任《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后又奉旨主持绘制《万寿盛典图》为康熙祝寿，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四王画风的影响。

另外常熟的吴历（1632—1718）也是王时敏、王鉴的学生，与王翚交善的恽寿平（1633—1690）一起，以典雅秀逸的花卉作品开创“常州派”。清人花鸟画风多受其影响，即使后来以金石入书画者也学其画作的基本构造。这些人形成了以四王为代表的书画群体，而且多数时间成为书画的主流。四王中，只有王时敏工于分书（图8.6），包世臣将其分书列为逸品下。王时敏的分书在明末很有名，但基本是一种书体式的分书，没有汉隶的沉雄博大的味道，更没有汉隶的野拙质朴之气。所以从总体讲，以四王为代表的群体以继承元明人的笔墨为主，倡导南宗，在笔墨的程式发展和摆脱被动地写景山水方面作出很大的成就。吴昌硕说“我愿学者宗四王”，黄宾虹早年也是师法四王的。四王虽然在金石和书画的关联上没有多少贡献，但对于以笔墨为主体的文人书画特点的深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在道咸时期的书画中亦有体现。

图8.6　王时敏隶书律诗

2. 南京和扬州群体的代表人物

周亮工的《读画录》、^[19]《印人传》和张庚的《国朝画征录》是了解清初书画家和金石家的第一手材料。^[20]清初的南京和扬州聚集了一批金石家、书画家，以本地和流寓此间的人员构成。总体来说，清初在南京和扬州的金石和书画群体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这和清初扬州所经历的兵燹有关，到扬州八怪兴起，扬州在长江下游的文化地位才得以大幅度的提升。

从清初总体的学术比较来看，江南的学者文人基本传承了明末的两种风格走向，一种是个性独立的带有文化抗争性的风格，如清初南京和扬州的书画家代表；一种是继承传统的风格，如四王及其群体代表。但在清初的江南，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与北方的顾炎武、傅山相比都有所区别：首先，在书画的精神情调方面显得更加颓废和失落，这和江南的大多数人在清廷的威逼下都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有关，他们的书画大多具有赵孟的情怀，周亮工和这些书画家趣味相合，因此才有撰写《读画录》和《印人传》的基础。其次，他们中许多人虽然研究金石味的书画表现，如郑簠、程邃等人，但在审美方面依然延续明人的审美趣味。只有随着南北的学者交流，在金石学新的基础上，金石对书画的影响才在审美上体现出来，使书画家们在创作交流中找到新的笔墨语言，而扬州的南北金石书画群体的学术交流的中心地位也因此凸显出来。

清初南京有程正揆、^[21]周亮工、髡残，^[22]又有龚贤为代表的“金陵八家”以及郑簠等人，与他们联系紧密的有扬州的程邃、石涛、^[23]查士标等人。^[24]

程正揆属于明末遗老，与周亮工同属仕明后又仕清的官员。按张庚的记载，程正揆曾得董其昌指授书画，从他的画论中可见其对书画理论的洞察力非凡：

端伯论画尝云：“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其言最精。其印有先代一人师。^[25]

程正揆……书法师李北海，而丰韵萧然，不为所缚。……然矜贵不肯轻以与人，惟于石和尚无所吝耳。……张瑶星题云：“长康、右丞诸公，皆以士夫作画，故能造入神妙。宋时画学，犹分士流杂流，俱令治大小经，仍读《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书，宜其下笔不苟也。子畏学画于东村而胜东村，直是胸中多数百卷书耳。此事故当让青溪独步矣。”^[26]

可见程正揆亦属于董其昌风格的书画家，且对印学有所体会，他与髡残交好，亦与周亮工、张怡等遗老有交往。^[27]但程正揆又和四王有所不同，（图8.7）这种不同也可从清初南京、扬州书画家的总体风格与娄东、虞山风格的差异上见到：南京和扬州的书画家对个人风格的追求更加在意，所采用的书画语言中，对于金石汉隶和印学语言的发挥比娄东、虞山的书画来得刻意。

图8.7　程正揆山水稿册页之一

程正揆论画直接来自对山水画的感受，虽然言辞不多，其中的理论含义却极为丰富，讲的是笔墨的要点，是针对龚贤融汇宋人画笔墨表现的艺术特点作精要的概括，并涉及画史和风格流变的观念。从程正揆的著述来看，他有比较完整和独特的书画理论，而且处于南京的遗老圈子里，也是入清时比较年长的一位书画家。清初的南京、扬州书画和金石群体可以说受到程正揆等人的影响并初步具有了地方特点，这种特点带有自成一家的满足和吸收更多种类的艺术语言的意愿。程正揆与髡残最为相投，周亮工通过张怡与髡残有些交往，为其作小传引张怡评云：

瑶星云：“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却故纸，摸着自家鼻孔也。介大师个中龙象，直踞祖席，然绝不作拈椎竖拂恶套，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颦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处。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耳。”^[28]

髡残性情与一般人不同，黄宾虹认为在书法与画的融合方面他是清初做得绝妙的书画家，其山水画正得力于他的书法。而髡残追求富于个性特色的书画语言，正是清初南京和扬州书画家的基本特点。

程邃为歙县人，在扬州寓居，对扬州和南京的书画群体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印学探索中的突破，为当时印学带来了新气象：

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穆倩于此道实具苦心。^[29]（图8.8）

图8.8　程邃“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印

黄宾虹有《垢道人佚事》为程邃传，^[30]所记较多。程邃早年曾师从陈继儒，后师黄道周等，与当时同寓南京和扬州的歙县同乡释渐江、査士标等友善，并与程正揆、曹溶交好，晚年又与龚贤有“白头交”，也与年轻一代的朱彝尊等有来往。程邃在南京和扬州书画群体中的交际很广，这与他涉及和关注的内容有关。他既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又是印学方面承上启下的人物，是清初印学徽派的开创者，也是清初“诗书画印”俱全的一位书画家。对他的关注不仅是书画水平，而且有书画价值观的考虑，是清人对文艺追求最终的定位。从这个角度讲，程邃在清初的书画家中有其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黄宾虹评程邃山水画曰：

垢道人下笔“润含春雨，干裂秋风”，非一时之功。^[31]（图8.9）

图8.9　程邃山水册之二

而道咸时期的何绍基亦对程邃印学有评：

过陈晋卿征君金菊巷寓斋，见垢道人印谱精古特绝，喜成一诗……减斋昔辑印人传，朱顾邱江万难见。（栎园云：数十年来，其朱修能乎，次则顾元方、邱令和，次则万年少、江皜亭、程穆倩云云，于穆倩尚非上取也。）近代丁金高邓陈，（谓龙泓、冬心、西园、石如、曼生，乾嘉以来作印名者。）隽理奇情各分擅。金菊巷前秋雨歇，商榷缪篆分正变。鼎彝气味腕底出，绝艺惊逢程穆倩。浪游自命垢道人，浊文秽迹古精神。诗奇画妙尚余事，平生尚友唯周秦。九沙八分接青主，孰似道人古外古。试从摹印叩书律，定追隶邈越前矩。姜（如农）周（栎园）施（愚山）梁（蕉林）孙（伯度）戴（道默）王（既亭），朱泥烂名字香。妙斲流辉二百载，华星夜照东洲堂。^[32]

何绍基肯定程邃印宗秦汉的追求，回顾清初金石书画的流变，觉得程邃在清初印学和书画界影响巨大。而和赵之谦相投的魏锡曾对程邃的印学也有佳评。魏锡曾《书印人传后》中言：

穆倩崛起文、何之后，真豪杰士。余于乱后得其所刻“一身诗酒债，千里云水情”十字印，其遗迹世间颇有存者。己未（1859）秋在荆溪晤王君立斋，得见所藏程谱三百余方，大观也。穆倩朱胜于白，仿秦诸制，苍润渊秀，虽修能、龙泓、完白皆不及，余子无论矣。^[33]

魏氏赞誉程邃印超出众人,并与何绍基所论相呼应，说明道咸金石书画家对程邃高度肯定。魏锡曾又有诗赞程邃：

蔑古陋相斯，探索仓沮文。文、何变色起，北宗张一军。云雷郁天半，彝鼎光氤氲。^[34]

黄易在印款中谓“穆倩北宗”，北方顾炎武在金石考证的基础上建立的对金石的认知，就是要将篆隶的朴质风格体现在印学之中，比起当时南宗只重表面的工整优雅，北宗的内美精神追求是超越性的。而事实上程邃替同时代的重要学者和书画家篆刻了诸多印章，这也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影响的确很大，从程邃印宗秦汉的实践与印学后来的发展结果来看，对他的推崇也是金石和书画整体发展的必然。

周亮工作为清初重要的汉人官员，在他周围聚集了大量的明朝遗老，因为当时许多书画家生活困难，又不愿仕清，所以必须要依附于掌握物质财富的新的统治阶级代理人，而周亮工就是清初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周亮工与上述书画家都有接触，也为这些书画家写下了基本评价。周亮工本身不是代表性的书画家，但通过他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初书画家的境况，也可看出清初书画家的流传家数与相互影响的原因。在周亮工的叙述中，对金石与绘画之间关系的揭示还不明显，与清初金石学和书画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但周亮工《印人传》本身说明了从印学角度的金石研究在江南的蓬勃发展，虽然缺少金石书的严密考证，但从印学的发展中也可看出金石学与书画的关联已在其中。周亮工的儿子周在浚受其影响，^[35]作《天发神谶碑考》，有王蓍、朱彝尊、高兆为序。

龚贤生活在南京，^[36]与活跃于南京的画家樊圻、吴宏、邹喆、叶欣、胡慥、谢荪、高岑等并称“金陵八家”。虽说八家，但真正对同时代人有影响的恐怕只有龚贤。他少年时曾受董其昌的亲自指点，虽与王时敏等同出于董其昌，但为王时敏后面的一代。龚贤受明末崇尚个性的影响，书画自成一体（图8.10）。如果和程正揆等同出于董其昌的书画家比较，龚贤无疑要走得更远，个人风格也更为明确。周亮工评其曰：

图8.10　龚贤《山水课徒稿》册页之一

性孤僻，与人落落难合。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不诬也。程青溪论画，于近人少所许可，独题半千画云：“画有繁减，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37]

同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所走的路子不一样，不能不说是董其昌的成功，但也是学生自身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所造成，而清初以外地迁入人员为主的南京和扬州画坛，崇尚个性、自成一体是其主流。

在学习元人上龚贤和四王不同，他以元人的笔墨技法来表现宋人的画境，与当时的书画家形成较大的差别，而且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山水笔墨样式，特别其发展宋人的层层积墨法对黄宾虹的墨法理论具有启迪作用。由于龚贤在南京和扬州书画圈子里的影响力，对年轻一代有直接的影响，例如石涛，所以可以把龚贤看成南京和扬州金石书画群体中代表了积极探索个人风格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为乾嘉早期扬州崇尚个性的画风的开创者之一。龚贤和孔尚任关系密切，因为龚贤极度贫困，孔尚任甚至全权代理了龚贤的后事。孔尚任是清初南京金石书画群体中除周亮工、张怡之外又一书画家之间的联系人。而孔尚任又与郑簠关系密切，曾为郑簠作《郑谷口隶书歌》。

郑簠对汉隶极为崇尚，一生单习汉隶，通过对汉碑的学习在书法方面有了重要的实践成果，在清初推动汉隶的研究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郑簠的具体成就，前文“崇汉碑”一节已有论述。而郑簠的实践也带动一批相关的友人研习汉隶的实践：

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趯，竹垞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38]

郑簠与朱彝尊基本属于一代人，又和苏州的顾苓最相投，顾苓为苏州重要的篆刻家。李崧《芥轩集》有《沈庄樗古隶歌》，其中写道：

国初顾苓与郑簠大江以南称两雄，苓也谨严手屈铁，簠也流宕徒横从。^[39]

郑簠和金石家来往密切，也影响了金石家的书画活动。如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曰“于汉隶则宗郑簠之评”。同时代的金石家和学者对其多有赞美，如他的好友朱彝尊写诗叹服其汉隶研习上的成就：

金陵郑簠隐作医，八分入妙堪吾师。朅来卖药长安市，诸公衮衮多莫知。伊余闻名二十载，今始邂逅嗟何迟。自从鸿都《石经》后，工者疏密无定姿。任城学官阙里庙，罗列不少汉人碑。簠也幽寻遍摹拓，羲娥星宿摭无遗。《合阳》、《酸枣》法尤备，心之所摹手辄追。……句吴顾苓粤谭汉，暨歙程邃名相持，未若簠也下笔兼经奇。绵如烟云飞欲去，屹如柱础立不移。^[40]

清初的一些著名的金石家和郑簠相交的，有顾炎武、曹溶、王弘撰、朱彝尊等，郑簠在金石书画家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声誉，这是因为郑簠的思想观念和当时崇尚汉碑、倡导汉学与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学术风气相合，而此种学风为乾嘉文坛和艺坛的主流。和清初大儒所不同的是郑簠通过书法的表现来宣告其思想。在访碑的方式上，郑簠和当时的金石家一样，都是亲力亲为：

郑簠……工八分书，得《曹全碑》法，好金石文章。东岱、西华、孔庙诸碑皆策驴远至，手自摹拓，构灌木楼以藏。^[41]

清初是复兴汉隶书法的尝试阶段，郑簠作为探索者和草创者，有其时代的局限，因此后人对郑簠的隶法多有嘲讽，亦有以为其“不古”。究其原因，汉隶笔法后来通过多年的发展考订，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回过头来再看郑簠等人的作品，就觉得其有所局限：（图8.11-1、图8.11-2）

图8.11-1　汉墓碑
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8.11-2　郑簠隶书楹联
郑簠书法和图8.11-1汉碑比较，可以看到郑簠书法虽突破时人对隶书书体程式化的书写，但与汉人的不受制约的表现手法比较还是“不入古”。

有《郭有道碑》，是国初傅青主重书，后郑谷口又书一碑，与傅书并峙，故顾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42]

其实郑簠在南京和扬州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如石涛的画上题隶书（图8.12），很明显受到郑簠的影响。将郑簠的隶书与明人的隶书比较，就会发现他努力突破明人的书法框架，以金石的意蕴入书画，而与道咸人比较，正可以说明清人在北碑和篆隶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努力和沉淀才取得了丰硕成就。

图8.12　石涛花卉册页所题隶书

总的来说清初南京和扬州的书画和金石家群体人员较为复杂，有当地人，更多的是来自外地的寓居者；他们有的为明末遗老，也有仕清的官员；他们的书画风格有的来自董其昌，也有来自金石学的新发展等。上文所述，南京和扬州的群体人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他们相互的影响比较多样，而且多数性情不羁，表现出来的作品个性突出，几乎都各自为一家。而这种追求自我个性发挥的风气也是促成乾嘉时期扬州八怪画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3.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群体

图8.13　朱彝尊隶书对联

从《曝书亭集》中可以看到，朱彝尊交游很广。在此书中看到的主要是作为诗人的朱彝尊，而在《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中，看到的是作为金石家的朱彝尊。（图8.13）在清初，最重要的金石家可能只有顾炎武和朱彝尊，这是从他们以金石考证经史来衡量的。刊行于光绪十一年（1885），朱懋之编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是从《曝书亭集》中摘录出有关金石内容的单行本，陈其荣在序中介绍了朱彝尊的金石资料来源和当时的收藏家：

当其时，吾郡收藏之富甲于东南，若项氏天籁阁，李氏六砚斋以及曹氏倦圃。菁英所聚，稍稍流散，先生或得而藏之，或观而识之。其闻见之广尤足以供审核分析者。

可见嘉兴在明末就有对金石研究的群体，这应该是朱彝尊年轻时金石研究的基本背景，同时朱彝尊年轻时主要受到同乡曹溶的影响。严格来讲，朱彝尊的金石考证是从康熙三年（1664）北游山西大同时开始，曹溶时为山西按察副使。翌年，朱彝尊撰《吉金贞石志》，这是其对金石深入研究的成果。康熙五年（1666）38岁的朱彝尊在太原结识了顾炎武。和顾炎武相比，朱彝尊属于年轻的一代，如果以结识顾炎武作为其金石学方面学术思想转变的开始，朱彝尊无疑是顾炎武的思想继承者之一，因此他起先也属于北方的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金石群体。^[43]

原本朱彝尊作为不仕文人的年轻一代，以布衣自居。但当朱彝尊举博学鸿词科（1679），康熙对一批与他类似的文人优厚相待，朱彝尊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其不仕清廷的布衣学者形象。由于朱彝尊在江南的诗文影响和在北方以顾炎武为主的群体中的地位，加上明末遗老相继去世，朱彝尊仕清后，实际上成为南北学术交流中共同的领袖。

所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金石和书画群体人员中有朱仕清前的顾炎武周围的友人，也有他仕清后结交的友人，还有在北游之前结交的师友。在朱彝尊仕清后继续与之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金石和书画方面的人物有王翚、潘耒、姜宸英、毛奇龄、查慎行、王士禛、徐乾学、徐元文、陈廷敬、屈大均、严绳孙、林侗、林佶等。

图8.14　昭陵六骏其中三件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其中福建侯官的林侗、林佶兄弟在清初金石考证方面特别活跃，^[44]林侗有康熙戊辰（1688）《唐昭陵石迹考略》（图8.14）和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来斋金石刻考略》，对后者《四库全书》评语称：

于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作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45]

此评可见当时入《四库全书》的文献标准，也可看到金石学何以蓬勃发展。而《来斋金石刻考略》中亦收录金文多种及瓦当文，和同时代主流有明显区别。所记石刻与《金石图》比较，多有重合，上卷与《金石图》卷一有重合，中卷、下卷与褚峻加刻的《金石图》二卷至四卷多有重合。可见清初至乾嘉早期关注的金石资料比较有限，林侗在书中加入北碑《张猛龙碑》、瓦当和金文多种，体现了他独具的欣赏眼光。而当金石考证经史的作用逐渐减弱，金石之书画趣蕴便开始受人关注。

朱彝尊家乡有李良年、^[46]李光暎，不知与朱彝尊具体关系如何，当时李良年与朱彝尊并称，李良年孙李遇孙，为道咸时期有成就的金石家，可证其家学渊源。李光暎作于雍正七年（1729）的《金石文考略》大部分取自朱彝尊的金石著作，与朱彝尊其他金石书比较，其中金石与书画的关联更为密切，故本人认为以此书为其二人对金石书画的共通态度未尝不可。从其书对各种碑刻评论中，可以了解其金石书画的观点及其意义：

其一，注重书学风格流变的主要特征。

《道因禅师碑》……王元美曰：“评者谓兰台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此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余谓兰台故学父书而小变为险笔，时兼隶分，自是南北朝流风余韵。李仲璇《孔庙碑》、赵文渊所书《华岳碑》可覆观也。（赵崡《石墨镌华》）^[47]

偏锋古未有也，小王即云滥觞，而其精神筋力仍在画中，未有全凭画之正背两边以棱芒见奇者。有之自大欧始，然亦因八分之余势稍出一二笔耳。而小欧乃全用之于主笔，峭厉激昂,几失古人冲和浑朴之致，开恶札之端。及宋人而笔笔皆偏，即以长公之习颜，非不厚重，而大抵只于笔两边见奇，右军以来之法蔑也尽矣。（安世凤《墨林快事》）^[48]

文中选取前人的金石评论，特别是书法方面，从集诸家之论的倾向中表达己识。此书对其所掌握的金石内容一一进行考略，着眼碑刻本身的来龙去脉，有选择地记录各时代金石家的评论，以考证来反映书学风格历史，这是此书主旨与同时代金石书的最大区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所引用的关于北碑的评论，即使到了道咸时代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且有对书法演变所作的某些探讨，只是在当时的金石学研究中还没有形成这种对北碑的审美意识潮流。(www.xing528.com)

其二，对汉隶中质拙风格的作品和《天发神谶碑》等（见图8.3）张扬个性的作品取录赞美之评。

图8.15　凤凰三年砖（公元274年）
浙江近年出土，书体与《天发神谶碑》近似。

如对《张迁碑》、《夏承碑》、《白石神君碑》，与之后的牛运震所评不同，所录以郑簠之评为主，并取洪适《隶释》、孙承泽《庚子消夏记》、顾南源《隶辨考》所评，一边倒地赞美汉碑，而对《天发神谶碑》也是从正面选取富于赞美之词的代表性品评：（图8.15）

《天发神谶碑》……黄长睿《东观余论》曰：皇象书人间殊少，惟建康有吴时《天发神谶碑》，若隶若篆，字势雄伟，相传乃象书也。戚光《续志》云：象书独步汉末，况体兼篆籀，诚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钟繇诸碑勿论也。(明盛时泰《苍润轩帖跋》)^[49]

朱彝尊的金石友周亮工之子周在浚在康熙辛酉（1681）就有《天发神谶碑考》，前有王蓍、^[50]朱彝尊、高兆为序，^[51]高氏言：

使吾将老，得及诵览，旦晚南归过秦淮，摩挲其下，生卧三日而去，以志乎愧且幸也。^[52]

言语中体现出布衣的情怀，这些人欣赏这种雄壮刚横的书风，这不能不说具有群体文化倾向。所以对《天发神谶碑考》的审美在该群体中早有定论。

清初对江南的《瘗鹤铭》也考评着力，前有北方张弨《瘗鹤铭辨》，而后王字体系中的书家汪士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有《瘗鹤铭考》，^[53]看得出来汪士书风明显受《瘗鹤铭》风格影响。但考证《瘗鹤铭》者多数为王书体系的人，且只立足考证。虽然这些金石对书画有影响，但评考者只在某些零星的金石作品上做文章，还没有形成金石书画完整体系的概念。

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有的论金石内容可直通道咸尚碑之风，几乎确立博大雄浑之金石书画审美观。考虑到李光暎所在时代并非以此为金石审美的主流，所以可以将其看做金石风尚的先驱。其书中所引多为明末清初偏向书画的金石学者所论，但此类学者对金石的学术作用的认识又非十分明确，远不及顾炎武辈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学术主张对学界的影响来得重要，所以附和者仅为少数。

其三，对石鼓文的考证超越时人。

《金石文考略》中所收石鼓考辨资料之翔实为清初之最。其“石鼓文”条目下有对文字数目记录的考证，有石鼓考辨的金石家四十多家，对于石鼓的年代考也比较深入。（图8.16）

图8.16　石鼓十图
（按褚峻《金石图》制图，目前故宫博物院展示古鼓次序按图中序号为：7、8、6、9、10、1、2、3、4、5。）

对石鼓的关注，证明此书对石鼓的书画功用有一种超时代的兴趣。此书主要为书律探讨，却对石鼓的年代考证不厌其烦。当时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是宣王时期。李光暎所属学者群的特点是多数人对于书画文艺有特别的兴趣，并且也有书画实践的记录。但同时也应看到，人数多不一定代表正确，而且这些学者在年代问题上也不是十分确定，如杨慎在《风雅逸篇》、《金石古文》、《丹铅总录》三本不同的书中竟然有三种不同的年代说法，杨慎可能有自己的认识过程，但从其判断口气来看，也不确定。所以李光暎在石鼓的评说上着重考证石鼓的年代。而到乾嘉中后期张燕昌的《石鼓文考释》和吴东发《石鼓文读》，重点则在其文字的解读，可见对金石文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注点。

《金石文考略》对石鼓评述之翔实超越同时代，直到《金石萃编》才有更详细汇编。而如曾朴《畿辅金石略》（手稿）所记石鼓考证，^[54]与李书多有相同处，只加入《金石萃编》新增加的内容。可见《金石文考略》已经是清初很深入的金石书籍，其影响十分长远。（图8.17）

图8.17　吴昌硕石鼓文
道咸之后，随着金石入书画的深入实践，清人在借鉴金石的书画功用上获得了更多的成果，吴昌硕从石鼓文而来的书画表现对金石入书画作出了生动的阐释。

以朱彝尊为代表的金石和书画家群体从特征和影响来看具有复杂的学术来源和实践内容：一、有从明末遗老来的对金石的书法功用的研究，如嘉兴李光暎《金石文考略》主要内容就来自曹溶和朱彝尊的佚著；二、有从顾炎武而来的以金石考证经史的运用，如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潘耒序就透露出学术渊源关系；三、有在与清廷官员的金石书画交流中产生的对金石考证的关注；四、有家乡友人的金石书画交流，范围涉及苏、锡、常一带，而朱彝尊老家嘉兴也是金石书画交流的中心之一，清初之后得到更大的发展，金石书画人才辈出。

然而，以朱彝尊为代表的金石书画家群体的特征随着金石书画家群体的发展扩大而变得不太明显，而代之以某几个主要人物为中心多方位联系的群体，金石书编撰和历史学术著作考证在乾嘉后期成为金石和书画家群体的主要学术活动方式。

【注释】

[1] 张弨（1624—？）字力臣，号亟斋，江苏淮安人。崇祯诸生。著有《张亟斋遗集》等。

[2] 刘青藜（1664—？）字太乙，号啸月，河南襄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著有《金石续录》。

[3] 刘青藜：《金石续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4]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号云林子，福建邵武人。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秘书省校书郎。善诗书画，著有《法帖刊误》。

[5] 戚光（生卒年不详），元代江苏南京人。四库馆臣评云：“《至大金陵新志》……虽郡人戚光于至顺间尝修有《集庆续志》，而任意改窜，多变旧例，未为详审。”

[6]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72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7]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73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8] 参见郑大华：《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0] 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顾亭林诗文集》第4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 白谦慎把傅山定位为碑学先驱，参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2] 戴廷栻（1618—1691）字枫仲，号符公，山西祁县人。建丹枫阁作为明遗民活动据点，撰写《丹枫阁记》，傅山题额并跋记。后任山西闻喜县训导、曲活县教谕。著有《半可集备存》、《枫林一枝》等。

[13]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渔洋山人，山东淄博人。顺治十四年 (165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著作有《渔洋精华录》、《渔洋诗话》、《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14] 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后主讲关中书院，以绝食拒博学鸿词。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

[15] 李颙：《二曲集》第十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16] 王宏撰（1622—1702）字修文、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工诗书，著有《砥斋集》、《周易筮述》、《正学偶见述》、《山志》。

[17] 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74册第320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18] 张庚：《国朝画征录》第2页，乾隆四年（1739）刻本。

[19] 周亮工（1612—1672）字符亮，号陶庵、栎园等。原籍河南开封人，后居金陵。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入清后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著有《全潍纪略》、《赖古堂集》、《书影》、《字触》、《同书》、《读画楼画人传》、《印人传》等。

[20] 张庚（1685—1760）字浦山，号弥伽居士等，浙江嘉兴人。擅画，著有《强恕斋集》、《浦山论画》、《国朝画征录》等。

[21] 程正揆（1604—1676）字端伯，号青溪道人，湖北孝昌人，居南京。崇祯四年（1631）进士，入清任工部右侍郎，后罢官，善诗书画印，著有《青溪遗稿》。

[22] 髡残（1612—1692）俗姓刘，湖南常德人，居南京。幼年丧母，遂出家。法名髡残，字石溪、介丘，号残道者、石道人等。与程正揆交善，工书画。

[23] 石涛（1630—1724）俗姓朱，名若极，为僧后，名原济、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遗人等。明宗室靖江王赞仪十世孙，广西全州人，原籍桂林，晚年居扬州。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24]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散人，安徽歙县人，寓扬州。工书画，著有《种书堂遗稿》等。

[25] 张庚：《国朝画征录》第20页，乾隆四年（1739）刻本。

[26] 周亮工：《读画录》，周峻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71册第30—31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27] 张怡（1608—1695）字瑶星，号白云山人，江苏南京人。诸生，荫锦衣卫千户。著有《志林》、《咨闻随笔》、《金陵私乘》、《蠡酌》、《读易私钞》、《白云言诗》、《史絮》等。

[28] 周亮工：《读画录》，周峻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71册第31—32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29] 周亮工：《印人传》，周峻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86册第306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30] 黄宾虹的《垢道人佚事》见赵志均编《黄宾虹美术文集》第325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31] 引自张振维：《浑厚华滋 刚健婀娜——回忆黄宾虹老师论画片断》，《新美术》1982年第4期。

[32] 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诗》第34页，《遯盦金石丛书》，杭州，西泠印社，民国木活字本。

[33]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书印人传后》，《魏稼孙全集》，光绪九年（1883）刻本。

[34] 魏锡曾：《绩语堂诗存·论印诗二十四首》，《魏稼孙全集》，光绪九年（1883）刻本。

[35] 周在浚（生卒年不详）字雪客，周亮工子，河南开封人。工诗书，著有《南唐书注》、《天发神谶碑考》、《云烟过眼录》、《晋稗》、《梨庄遗谷集》、《秋水集》等。

[36] 龚贤（1618—1689）字半千，号柴丈人等，江苏昆山人，寓南京。工诗书画，著有《香草堂集》。

[37] 周亮工：《读画录》，周峻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71册第38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38] 钱泳：《履园丛话·隶书》，《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76年版。

[39] 李放：《皇清书史》沈钟彦条，周峻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84册第327页，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40]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赠郑簠》，康熙丙辰（1676）刻本。

[41] 陈作霖：《金陵通传》，光绪刻本。

[42] 钱泳：《履园丛话·隶书》，《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76年版。

[43] 参见顾炎武：《朱处士彝尊过余于太原东郊》，《顾亭林诗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44] 林佶（1660—1720？）字吉人，号鹿原，福建侯官人，林侗之弟。康熙五十一年（1712）赐进士，授内阁中书。工诗书。著有《朴学斋集》。

[45] 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46] 李良年（1635 —1694）字武曾，号秋锦，浙江秀水人。与朱彝尊并称“朱、李”。著有《秋锦山房集》。

[47] 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32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48] 同上。

[49] 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20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50] 王蓍（1649—1734）字宓草，浙江嘉兴人，居金陵。工书画印，著有《芥子园画传》等。

[51] 高兆（生卒年不详）字云客，号栖贤学人等，福州人。庠生。与朱彝尊友，工诗书。著有《端溪砚石考》、《怪石考》、《砚石录》等。

[52] 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53] 汪士（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官中允。工书。著有《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等。

[54] 曾朴（1872—1935）字孟朴等，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入翁同龢门下。著有《补后汉书艺术志》、《孽海花》等，辑有《畿辅金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