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舟双楫》书论的特点
《艺舟双楫》原为包世臣文集《安吴四种》之一,其中论文四卷,论书二卷。论书部分亦称《安吴论书》,后单独印行。从《包世臣年谱》来看,按照道咸时期的书籍传播速度,大约从道光中开始成书的《艺舟双楫》,其中的书论真正影响“大播”,如康有为所说,应从咸同开始,所以黄宾虹认为“吴让之先得其传”,再加上他的老师邓石如这一层,也就是说包世臣对新的笔法体系的探讨是通过师友、学生的关系传承、发挥并逐渐扩大传播的。因此《艺舟双楫》中的书论是在实践中积累,并在师友传承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对时代文化和书画理论变革具有影响性。
1. 《艺舟双楫》书论的体裁特点
《艺舟双楫》之“双楫”为文论和书论,其中书论是本书讨论的重点,而此书编撰方法则体现了包世臣对书画艺术总的理解。正如包世臣所言:
第一要究文法,盖不深明古人文法,则无以测古人立言之意,而悉其指归。[3]
比较历代书论画论,体裁上有笔记体的,有语录式的,也有学术著作式的,却少有把文学理论和书学理论作为艺术的两面来编撰成书的。《艺舟双楫》使用这样的体裁把“文”和“书”作为文人艺术生活的两个方面。这种并置形式实际上把中国文人的理想有形地展现出来。
然而历来道德文章对于狭义的艺术常常在矛盾的心态中徘徊,常表达出某种传统的观念,如孙过庭《书谱》(图7.1):
图7.1 孙过庭《书谱》
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4]
又如本书前面所述,清代中前期,金石学兴起于考证经史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金石考证有排斥艺文的倾向。所以直到嘉道时,即使金石的书法功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在许多金石书中依然常常告诫人们勿流于“玩物丧志”。
包世臣《艺舟双楫》延续了道德文章中教化第一的观念,不同的是他把文章和书画作为艺术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艺舟双楫》的体裁安排,是故意将书艺扩大到了文人品第,借此展示包世臣文章与书法的双重能力。这也体现出包世臣书画品评的内在标准,文章与书法不相匹配的人不是艺术理想的人才。以诗文陶冶性情、增强书画意蕴也是文人画的特点。黄宾虹的书画理论继承了这种观点,所谓“道咸之间,(金石)考核精确,远胜前人。……(道咸诸人)皆以博洽群书,融贯今古”。(www.xing528.com)
《艺舟双楫》书论的体裁表明诗与书一体,并且诗总在书画之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书画界强调艺术的意趣、品位、内涵优先于有形的表现形式。这样的书画艺术有别于西方现代视觉体系下的艺术作品。[5]中国书画作品从造型角度讲同样有色彩,有构成(形式),也很讲究,但这些不是首位的,首位的是精神的传达,而精神的传达必须通过笔墨手法。因此书画作品讲究“诗画一体”、“书画同源”的表现原则,而这些关系在道咸金石学的浪潮中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包世臣提供了新的笔法原则,这些笔法的整合强化了“诗书画印”一体性的特点,使得中国书画的民族特征进一步明确。
2. 《艺舟双楫》书论的碑学特征
碑学是在北碑及篆隶书法普及推广后逐步形成的学术概念,《艺舟双楫》书论解释了北碑、篆隶的笔法笔势,所以此书论应为碑学笔法的揭示者,具有重要的碑学特征。而前文所述,没有从北碑朴质丑拙中产生审美感受的书家是很难想象从中汲取笔法的。这种新的艺术审美的觉醒后面其实是自我的精神觉醒,与此相关的可以追溯到傅山的“四宁四毋”的文化美学定位,但真正在民族艺术的主脉中体现艺术个性发展新动力的是金石中的书画表现形式。
《艺舟双楫》书论具有强烈的自我精神,是独特的文人思想的一种表达。历史证明,“趁帖学大坏”而兴起的碑学所以吸引无数的文人,就是因为这种书画理论中包含着自我精神,[6]冲破了当时以“四王”为主的正统艺术思想的框框,影响深远。
3. 《艺舟双楫》书论的经世实学文风
《艺舟双楫》书论具有明显的道咸学术的新气象,符合当时的经世实学的风尚。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使得学术的表达更为直白,并且关注和实践的结合,《艺舟双楫》书论也有此特点。
《艺舟双楫》书论两卷,上卷含《述书》上、中、下三篇,以及《历下笔谭》、《国朝书品》、《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与《论书绝句》等,下卷有《书谱辨误》、《自跋草书答十二问》、《十七帖疏证》、《与吴熙载书》、《记两笔工语》、《记两棒师语》、《完白山人传》以及诸题跋杂论等。《述书上》与《述书中》记叙作者自己学书的历程,《述书下》论述笔法要点;《历下笔谭》重点议论篆隶、北碑的笔法流变和笔法关键;《国朝书品》把清代书家分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五类,而妙品以下各分等级,从而提出了新的书学标准;在书信问答中则注重笔法意境的表达,是自我实践的笔法笔意分析;最后突出行草理论,用新的笔法理论,阐述如何使用行草笔法来超越古人。《艺舟双楫》书论前后有序,先述具体技巧,其次树立典范,之后融汇实践,最后形成系统的书论。
包世臣多年为幕宾,本书体现了包世臣在建设新的笔法体系时的经世实学的风格及超强的思辨能力。书论探讨的是前人未曾论及的笔法体验,经世致用的文风使得这种新的笔法体系清晰易懂且具说服力,易于使人接受。
金石学的兴起为晚清文人积累了大量书法考据资料,其中的碑拓资料更是蔚为大观。而前人在碑学的书法实践中多追求书体样式,缺少学习碑拓的理论总结。而包世臣书论总结了从金石而来的笔法对书法表现的影响,且与文化的总体要求高度一致,这不能不说是包世臣书论的一大贡献。而这种从书法实践到理论的确立摒除了过去书论中的某种神秘的掩饰言语,极力探求笔法本源,开辟了书法发展的新途径。
但凡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时代,对民族的艺术个性的追求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艺舟双楫》书论对道咸书画艺术的独特影响,不但表现在直接的笔法技术的影响,而且在文化精神方面同样具有时代特色,富于彰显民族艺术个性的责任感,这是面对外来文化的自然反应。因而作为书画艺术发展的新阶段,《艺舟双楫》强调书画一体的书画特点、经世实学的新文风、碑学的笔法成果,都成为影响道咸学者重要的新的文化精神,由包世臣书学思想开始的对金石书画的启示和思考为道咸书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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