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研究的影响与发展

一、道咸金石学概况

1. 道咸金石学的关注点

◆关注点的多样化

所谓“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1]至道咸时期，这种社会文化的总体特征愈加明显。道咸的金石学研究中没有产生像乾嘉时期那样的大规模的考证著作，而且随着《金石萃编》的刊出，基本上也没有必要继续编写大规模的金石考证书籍，金石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过去不太注意的金石资料以及没有被注意的地方性金石志的编撰。

以下为道咸时期金石方面的主要著作，根据鲁澄伯《国朝金石书纪略》手稿，稍加增省，以成书时间为序：

马昂《货布文字考》　道光二年（1822）

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　道光三年（1823）

梁廷柟《金石称例》　道光八年（1828）

杜春生《越中金石志》　道光十年（1830）

冯登府《金石综例》　道光十年（1830）

李遇孙《栝苍金石志》　道光十三年（1833）

刘喜海《苍玉洞宋人题名》　道光十四年（1834）

吕佺孙《百砖考》　道光十四年（1834）

陆耀遹《金石续编》　约道光十六年(1836后）

黄本骥《古志石华》　约道光中

戴熙《古泉丛话》　道光十七年（1837）

严可均《铁桥金石跋》　道光十八年（1838）

翟云升《隶篇》　道光十八年（1838）

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　道光十九年（1839）

曹载奎《怀米山房藏器目》　道光中（1839？）

冯云鹓《济南金石志》　道光二十年（1840）

冯登府《石经阁金石跋文》　道光中期

刘喜海《长安获古编》　约道光二十一年（1841）

韩崇《宝铁斋金石跋》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沈涛《常山贞石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徐渭仁《随轩金石文字》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徐宗幹、冯云鹓《济州金石志》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　道光时期

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　道光后期（约1848）

张鉴《墨妙亭碑目考》　道光后期（约1850）

程祖庆《吴郡金石目》　咸丰元年（1851）

夏宝晋《山右金石录附跋尾》　咸丰元年（1851）

王福田《竹里秦汉瓦当文存》　咸丰二年（1852）

吴廷康《慕陶轩古砖图》　约咸丰六年（1856后）

吴式芬《攈古录》　约咸丰十年（1860）

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　约同治二年（1863）

陈介祺《金石文字释》　民国三年（1914）刊

这些金石书有的延续了传统的考证，但已经将金文和石刻分类，有的是以收藏考订为主的金石图和金石目录，有的是对古泉及瓦当杂器的关注，也有对地方志史的金石收集，还有对金石文体例的研究等。传统的金石书分三类：考证、图谱、目录，而道咸时期的金石学著作内容更加丰富，简单的分类已经无法涵盖其内在的发展变化。对照乾嘉金石书，金石学的关注点更加多种多样。

◆收藏玩赏倾向

以上某些金石书的主要内容倾向于考古学，已经和金石考证有所区别，如徐渭仁《随轩金石文字》中《建昭雁足镫考》已开金石学中专门考古的论述，^[2]而不把注意力放在文字考证上了。而金石图形的刊出，可以更好地为金石收藏和考订提供形象参照。道光十九年（1839）张廷济为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所作序曰：^[3]

薛氏有款识一帖，然每见残拓数纸，笔画纤弱，逊现今传器真文远甚。固知刻者之未尽能事……嘉兴弟张廷济，时年七十又二。

图6.1　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选页

道咸金石书对金石图的重视远胜过去，《怀米山房吉金图》以石刻追求器物文字形质，毕肖难得，无疑是金石之玩家不可多得之书（图6.1）。所以金石学发展到道咸时期，对于形质的赏玩不可避免的凸显出来，这也为金石赏玩与书画创作带来更显著的互相促进。此书有图有释文及器物规格，图文并茂是其特点所在。因为这种图形的直观性，使得学者对此书关注程度提高，陆心源《金石学录补》、^[4]徐康《前尘梦影录》等俱引介此书。^[5]

道咸金石书中有一类是专门的金石目录书，特点是将收藏家自己的金石收藏编目，如曹载奎《怀米山房藏器目》、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等，^[6]收藏家家数众多，同时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当时的金石家收藏之富。而对某地某类金石的编目主要以抄录汇编为主，价值体现在金石本身的流传考证上。

◆金石考证的志书化

道咸时期，有一批书继续以金石考证经史，但规模缩小并逐渐转向地方志书以填补空白。对于地方志书，金石考证是基础，所以道咸时期在大量金石考证的基础上，地方的修志开始提上日程。地方金石资料不够完全的开始补全，所以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金石书，如在李遇孙《栝苍金石志》上题词的吴方文所言：^[7]

尝考金石文字不独可以证经典之讹，补史文之缺，而都邑之兴衰沿革，往往志乘所不能言，言之而未尽者，每于碑刻中见之。所以作志必先金石也，今金石之学盛，金石之书亦叠出。

又如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书中多引《金石萃编》、《潜金堂》等，而《济南金石志》为冯云鹓所编郡志的金石志第四卷的单行本，直接冠以王镇刊行，王镇可能是编志机构的长官。这些金石书都带有编志书的目的，所以基本和书画的关系不大。又有如徐宗幹、冯云鹓的《济州金石志》虽不为编志书所需，^[8]但和乾嘉金石书考证经史书法都不同，此书更加注重历史资料的考证和收集。

◆金文考证兴起

道咸金石书比较明显的内容扩充是三代金文部分的考证，除了钟鼎彝器的金文，三代文字还包括刻在其他媒介上的不同书写风格的文字，并配以和篆刻相关的金石考证，如吴式芬与陈介祺合撰的《封泥考略》就对封泥关注，而汉代瓦当文字和古泉文字也都进入金石学的主流视野。（图6.2）这些对道咸以及后续的金石书画影响较大。

图6.2　封泥集锦
上海博物馆藏

冯云鹓（1779—1857）字葆芝，号集轩等，江苏南通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至胶州知府。著有《金石索》（与冯云鹏合辑）、与徐宗幹合著《济州金石志》等。

对金文的考证在清代主要以钱坫嘉庆元年（1796）刊行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为先导，^[9]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开始有系统的考证尝试，道咸时期刘喜海《长安获古编》、^[10]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11]吴式芬《攈古录》续后，^[12]汇成了金石学中的三代文字和大篆书法研究的潮流。大篆的书法和篆刻没有金文的考证是不可能兴旺发展的，正是乾嘉小学考证的繁荣及金石学对三代金文资料的需求，才使得道咸时期对金文大篆有了系统性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金文的系统性，小学考证方面按《说文》再释大篆的著作，有庄述祖的《说文古籀疏证》、^[13]严可均的《说文翼》等，^[14]所作的文字对照采用了金文拓本。道光元年始制版，道光三年（1823）出版的由南通人冯云鹏、冯云鹓兄弟编撰的《金石索》也体现了当时的潮流。此书的特点是把金和石分开，上部六卷为“金索”，收录商周到宋元时的钟鼎彝器、兵器量权、泉印杂器等，并考定文字；下部六卷为“石索”，收录周至元历代碑刻、砖、瓦当等。从书中可看出，道咸时期这些三代器物的收藏数量明显增加，作者是亲手把玩研究过，而不仅仅只是抄录古代对金器的记录，所以在《金石索》篇首多位金石家对此时期的金文考证发出感慨：

古金器著录者多矣，然非亲见而手拓之，则恒不足为据。（辛从益）^[15]

夫为其事而无所得者，其入之也必不深，则其传之也必不永。贺长龄叙。^[16]

而鉴于嘉道时金石学考证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又在前人没有接触过的金文研究上取得进展，梁章钜在《金石索》中的题词，就用了不太谦让却是事实的说法：

我朝考据之学，远过前代。

对清人金石考证所取得的成就十分自信，这也成为后来对清人金石成就普遍赞许的基调。对三代器物的文字考证是清人金石考证的主要成就之一，也是清人兴趣所在，冯云鹏在《金石索》自叙中言：

宇内之奇珍备矣，而寿世者唯金石，匪寿其器之异，寿其文之古也。

当时清人所用考证方法并不是很科学，开始除运用小学知识外，大部分情况是多人多方“猜”的，一来器物发掘不够多，二来金石学的知识已经不能应付这种专业的文字学工作，所以道咸时期的金文考证只是为后来金文的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对金文的考证，从书法和图像的方面理解象形文字，为道咸的书画带来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图6.3）

图6.3　刻在青铜柞钟上的金文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对砖和瓦当的重视

砖和瓦当的文字比石刻和金文更为民间化，对砖和瓦当的关注意味着对民间书画艺术趣味的发掘。这种审美趣味是对以金文和石刻为主导的金石书画趣味的有力补充，甚至很多的汉砖和瓦当成为书画直接使用的形式。这种审美倾向和在道咸兴起的学习北碑的潮流一起成为后来被黄宾虹称作“民学”的范畴。这也是在道咸时期清廷文化集权松动后的现象。

吕佺孙《百砖考》成书于道光十四年（1834），吕在自序中称随父守明州四年，癸巳（1833）夏始有兴趣于此。从访碑、秘玩的活动开始对汉晋砖的收集编撰，后在道光十七年（1837）把晋砖拓本拿与阮元交流，74岁的阮元为吕佺孙写了《毗陵吕氏古砖拓本跋》：

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17]

通过砖和瓦当上民间书写的文字也可考证《兰亭》这样的书法作品，至少可以知道晋代社会通行的书法样式。除了吕佺孙《百砖考》，道光十六年（1836）冯登府还撰有《浙江砖录》。^[18]砖瓦文字本身有一种奇特的趣味，这和当时砖瓦制作为了装饰建筑的目的和文字的适合图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砖瓦成为金石关注的又一新亮点。

图6.4“汉并天下”瓦当拓本(www.xing528.com)

咸丰二年（1852）王福田著《竹里秦汉瓦当文存》，^[19]文中多引乾嘉间歙人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回顾瓦当研究的历史，陆续涉及瓦当的金石家有：林侗、朱枫（《秦汉瓦图记》，瓦当专门研究的开始），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其中提到金石家有瓦当研究经历的还有赵魏、钱坫、俞肇修），申兆定（《涵真阁秦汉瓦当图说》）等。相对而言，道咸时人对瓦当的收集和编撰远胜前人。瓦当文字研究对考证经史并无重大意义，而对其形式、图式的玩味是收集的重点，可见金石学到道咸时所走的道路已与考证不一样。（图6.4）但王福田还是在书里强调，此类收藏考证依然是为了做学问：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时十四岁，……（师）且曰，以之考时代，观好尚，辨文字，此千百年旧物甚可宝贵，如不务此意，即疑于玩物丧志。^[20]

此言和乾嘉中的程敦书中言论相似，但事实正好相反，砖和瓦当被金石家的主流关注，其独特的书法形式和粗犷的民间古意必然是道咸时期所需的极好的书画资料。（图6.5—1、图6.5—2）

图6.5-1　义熙砖公元405年之后

图6.5-2　梁天监砖公元502年之后

◆道咸影响下的同光时期的金石著作

道咸时期的金石学的发展，按时间来说，仅仅四十来年，许多在道咸金石学繁荣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金石家到同光时期正进入成熟阶段，所以虽然同光时期的学风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道咸的影响还在。即使随着金石研究的不断深入，直接为书画提供的资料已更加丰富，但其总体的方向还是延续道咸时关注的重点。以下为同光时期金石方面的主要著作，根据鲁澄伯《国朝金石书纪略》手稿稍加增省，以成书时间为序：

吴云《两櫑轩彝器图释》　同治十一年（1872）

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　光绪元年（1875）

鲍昌熙《金石屑》　光绪二年（1876）

鲍康《大钱图录》　光绪二年（1876）

杨守敬《望堂金石文字》　光绪二年（1876）

戴咸弼《东瓯金石志》　光绪三年（1877）

潘存《楷法溯源》　光绪三年左右（1877—1878）

潘钟瑞《虎阜石刻仅存》　光绪四年（1878）

陆心源《千甓亭砖录》　光绪七年（1881）

沈梧《石鼓文定本》　光绪八年（1882）后刊

姚晏《中州金石目》　光绪九年（1883）

何澂《汉碑篆额》　光绪九年（1883）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光绪十年（1884）

罗振玉《淮阴金石仅存录补遗》　光绪十年（1884）

吴大澂《恒轩吉金录》　光绪十一年（1885）

陆心源《吴兴金石记》　光绪十六年（1890）

金邠《洪氏泉志校误》　光绪十八年（1892）

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　光绪二十年（1894）刊

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　光绪二十六年（1900）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尹彭寿《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　民国刻本

2. 北碑的地位

◆倡学北碑

北碑在清初以及清中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到道咸时期成为金石书画关注的重点，以至成为后来所谓“碑学”的主体。本节将论述道咸时期北碑的地位变化和其中引发的思考。

从顾炎武而始的以金石考证经史为主的学术体系是清一代的特色，也因而有了乾嘉的文化成就和发展而来的道咸成果。也许清代学者没有想到，极力摆脱学术艺文化，但到后来还是离不开书画。在常熟燕园里有它曾经的主人蒋因培撰写的楹联：“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涉猎传记，不能为醇儒。”这还是嘉道学者对经史考证学问的推崇。但清中期后金石的证经补史功用已经逐渐失去学坛主流的关注，代之而来的是对金石本身考证的关注。

随着审美的尚古观念的变化和金石书画理论的形成，清人对金石的态度在道咸时期有了根本改变。阮元年纪越大，官越大，书论思想也越来越坚定，形成以粗陋、丑拙为特色的北碑为审美标准的一种转变，并且不断倡导。道光六年（1826）63岁的阮元为云贵总督时，亲自发现《爨龙颜碑》并作题跋：

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北碑不但有阮元的倡导，更有响应者的研习。当金石更多成为学者玩赏和品味书画语言的对象，清人因崇古而对汉碑的学习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的倡导下转向对北碑的学习。另一方面，从汉隶而来的学养表现在对汉隶笔法的总结和对汉隶审美追求的总结，而这种学养的集大成者是邓石如，邓石如把他一生的书学经验传给了他的学生包世臣。所以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书论中传播了邓石如的书学体会和包世臣自己的书学理论。

阮元《南北书派论》倡导北碑，也是对推崇王书体系的观念的颠覆，但是阮元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笔法体系告诉学者应该怎么做，并且他自己还是延续原来的方式作书。正因为如此，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的书论才显得如此的重要和有影响力。正是包世臣的书论为北碑的书学传播提供了笔法笔势的理论，建立起新的笔墨体系，而这种笔墨系统是来自对金石的书学研究。本人认为阮元是旧的笔墨体系的摧毁者，而包世臣则是新的金石书画的笔墨体系的理论建设者。

所以当阮元指明学习北碑的方向后，北碑的书法进入学者的视角，而当包世臣建立新的金石笔墨体系后，随着后续者的心得和体会的传播，以及取得新的艺术成果，这种对北碑的书法学习被推向普及，而北碑在道咸以至后来一段时间内成为书法界的主要学习对象。

从金石书中对魏晋南北朝书迹记录的数据变化也可以看到北碑地位的改变：

欧阳修《集古录》收录38种，宋嘉祐六年（1061）

赵明诚《金石录》收录207种，宋宣和三年（1121）

都穆《金薤琳琅》收录1种，明正德八年（1513）后

赵崡《石墨镌华》收录7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收录85种，嘉庆二年（1797）

王昶《金石萃编》收录134种，嘉庆十年（1805）

陆耀遹《金石续编》补录20种，道光十六年（1836）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约录646种，同治四年（1865）

虽然北碑雄起，其书法的关注度陡然提升，但上文所列金石书中并没有专门考证北碑的书籍，主要的北碑考证散见于《金石萃编》、《山左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直到同光时期，随着对北碑的大量发掘，才出现新的专门研考六朝北碑的金石书，甚至形成了专门研究某些北碑作品的书画门道。道咸时所存的北碑足够学者学习，而且北碑在书法上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大部分的碑刻在道咸时都保存完好，好的拓本还是比较容易得到，这也是北碑被广泛学习的另一个原因。

◆碑帖之争

阮元对碑和帖则以《北碑南帖论》论之，指出书法表现媒介方式的不同造成书法风格的不同，似乎未以学派优劣评论碑帖，实际上质疑南帖失于古法，认为书画大家得力于北碑家法。而后北碑之学兴起，后人以碑学和帖学替换了阮元的南北书派的概念。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得书学概念更为清晰，体系渊源有据可依，但却带来不同的书学体系相互聚讼争论，从结果来看，碑帖之争对书法理论和书画体系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在道咸之际，碑的影响力逐步加强，当时一些重要的书画家对南帖的问题多有解释，得出的结论也是倾向于从北碑及篆隶恢复古代笔意。

何绍基是阮元衣钵传人，总体上何绍基是承接阮元的理论，并且对新的笔墨体系的建立有贡献。在何绍基的《东洲草堂金石跋》和《东洲草堂金石诗》中，对碑和帖的辨析比较多，特别对于帖的一些具体问题论述较多。如何绍基《跋张洊山藏〈贾秋壑刻阁帖〉初拓本》曰：

唐以前碑碣林立，发源篆分，体归庄重。又书手刻手各据所长，规矩不移，变化百出。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抟一时，钩摹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力既不能人人揣称，而为此务者多矜媚之事者，其人之性情骨力已可想见，下笔下刀又止此一律，况其人本无书名，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心是所学，谓本是一意，后渐于书律有进，乃知其误也。《戏鸿》、《停云》疵议百出，弊正坐此。而《淳化》则罕有雌黄，特因其所从出者，世不睹其初本，不能上下其议论耳。以余肊见揣之，共炉而冶，五金莫别。宋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类书盛于唐而经旨歧，类帖起于五代末而书律堕，门户师承扫地尽矣。古法既湮，新态自作，八法之衰有由然也……洊山又有志学书，余劝其多看篆分古刻，追溯本源。^[21]

此处论及帖的衰败原因，何绍基与阮元同样都认为是汇帖坏了王书的真实面目。但阮元和何绍基不同的是，阮元在审美上根本就怀疑王书，而何绍基并不否定王书，也不以北碑为笔法的唯一标准，他的理论是强调从“篆分”溯源理解古法笔意，这是道咸书画总结的另一笔法学习的要点。

从理论的总体方面看，阮元、何绍基比较注重何为古法和古法不传的问题，而邓石如、包世臣则重在揭示古法的具体方法的问题。所以包世臣在书论中论及的往往是具体的笔势笔法以及对应的北碑名称，推崇从北碑中学习和王书笔法不同的具体笔墨方式。这对北碑的学习和传播是一剂良药，后人对北碑的传播通常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述“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为定论，而民国时陈康《书学概论》对此的理解是：

清末仪征阮元著《揅经室论书》，创南北书派之说，泾县包世臣著《安吴论书》，继其统。南海康有为著《书镜》，更为尊碑轻帖。^[22]

陈康谈到了碑帖之争，康有为的理论使其更为激烈，事实上有文化斗争的倾向。而在康有为书论之前，碑帖之争并没有那么激烈，北碑的地位也是逐步上升。在倡导北碑的初期，道光四年，34岁的释达受记载：

过徐问蘧茂才（楙）秋声馆，拓汉晋古砖并瓦当文字。晤赵晋斋丈（魏）。持玉枕《兰亭》出观，云索值千金，枕以丝密网之，恐人盗拓故也。不意半间堂故物今得快睹，殊为幸遇。又以北周造像拓本见赠。共两种。^[23]

这是被阮元称为“金石僧”的释达受描述的当时金石交流的情况，《兰亭》依然坚挺，而北碑是可以赠送的。可见道光初期随着北碑的需求量大增，北碑地位上升。道咸后期的沈树镛在《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中记载对北碑的评论，亦可知北碑的地位发展：

《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六朝碑旧拓甚不易得。此仁和魏稼孙所贻，虽首尾不全，然较所见旧本多十余字，审为前明佳拓，重装珍弆，亦抱残守缺之意也。同治庚午（1870）春二月二十八日自吴门旋。^[24]

至昆山道中，几遭沉舟之厄，此册亦在水中，急捞取得之，幸未损坏，然亦危甚矣……碑内侧□书任城王长儒书碑一行，黄小松司马拓仩之，从来著录家所遗。^[25]

北碑旧拓沈氏固已不易得，他人可想而知。沈氏《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中北碑居多，从中也可看到他对北碑的认识：

《六朝造像集拓》……六朝造像石刻不必尽出能书者，而古拙之趣自存。至唐人曲尽楷法能事，古意浸失矣。同治癸亥（1863）集此册成，因附书之。……此北魏造像石，旧藏江都秦敦夫太史家，翁覃溪阁学谓其字体古雅，已开虞褚先路。^[26]

上文可见沈树镛以翁方纲论评北碑已经不在阮元、包世臣的北碑论述体系之内，也反映这个时期对碑学的体系条理还不清晰，故所引用也只是类取而已，这也反映了碑学和帖学需要在书学理论上进行区分的必要。而沈氏与赵之谦关系密切，在对北碑的评论中也引用赵氏之论：

《隋修比丘尼梵石室铭》……叔谓此铭落笔处……如悬崖坠石，非真学“拨镫法”者不能。余谓唯叔于此铭中实力讨论过，故能说出秘妙，惜无精拓本证之。^[27]

赵之谦在其中探讨的也是笔法笔势的问题。北碑地位的提升是因为阮元和包世臣的书论倡导，所以道咸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北碑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北碑关注的核心都是笔法笔势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有审美的问题。如果审美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探讨北碑，多流于表面；而如康有为的尊碑轻帖，以审美观点替代书法探讨的实质性内容，又成为书法中“义理”取代“实证”的过激之论。但话又说回来，康有为的书论对建立碑学体系，理解书法理论却是大有裨益。但其书学理论和道咸时期包世臣从金石汲取笔法、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建立的新笔墨体系相比，则过于强调北碑的雄强，显得简单而不深入。所以北碑在清末地位上升到极致之际，也是其流习陈弊充斥之时（图6.6），而道咸却从北碑中吸取笔法，又参照其他金石特点，所以书画显得更为多样性。

图6.6　北魏《杨国炽碑》金蓉镜称赞此碑：“北魏造像殆逾千品，无如是之精美者。”

总之，北碑在道咸时地位提高，是以阮元书论对王书体系的摧毁和包世臣对碑学体系的建立推进为基础的。而道咸时期的金石关注点逐步地多元，从新的碑学体系而来的笔法笔势，为学者理解不同的金石资料，并从中寻找新的笔墨法则，从而恢复古法，提供了启示和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