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的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理论贡献及《南北书派论》研究

二、理论的升华

1. 阮元

阮元在乾隆末年出仕，嘉庆、道光年间得重用，死于道光末年。他一生中交往的金石学者几乎囊括了从乾隆至道光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是乾嘉至道咸金石研究的中心人物。第一，他所处的时代具有典型性；第二，他的著作的成熟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代表了金石研究时代的眼光；第三，他的身份和地位对当时的学术制度具有影响力；第四，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一大群学者的生存特点；第五，他的学术交往和社会交往都对金石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下文以《南北书派论》出现前后为背景来研究乾嘉末期阮元为道咸时期金石书画所作的理论贡献。

◆金石考证中书法关注点的演化

在乾嘉时期，随着金石考证的进一步发展，虽然金石的书画功用显得更为突出，但是以金石考证经史的理念并没有弱化，所以金石学的研究还是以有益于明教为宗旨进行的。但是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编辑，多少也会有一些从金石考证中产生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总结有一个认识过程。从以下的金石考证中可看出其发展演化。

（1） 乾隆元年（1736）杭世骏《石经考异》曰：

书丹不止蔡邕。^[33]

《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34]

（《唐石经》）然其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35]

可见即使最正统的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学者也离不开对书家和书法风格的考证。乾嘉早期金石家与前人观点相似，对金石书法的认识是笼统含糊的。他们把碑刻的书迹归为唐初四家法门，而对其四家全不区分，还没有开始对金石本身作考证。

（2）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朱枫《雍州金石记》所载为古人未见者十之二三（作者言），书通过正规的访碑而撰成。常引用顾炎武书，作者只是忙于访碑和碑刻流传的文字记录，按直觉作评判，并常与汉碑相比较：

《十八字碑》八分书……今在合阳县屈氏，乾隆初土人取土得之土中，仅十二字，中有“黄初五”三字，故定为魏碑，其书法绝类汉人。^[36]

文中只是关注书法和汉隶的相似，来确定魏时书风和汉隶无差别。而后大量的汉碑考证也没有从风格类别上来考证，也许汉隶本身强调个性，很难简单地类别化。

（3） 乾隆三十六年（1771）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所作书法评论，其评如“楷带篆法”、“此碑笔法宛然”、“尚有晋人遗意”等，自己的想法还未成熟。

（4） 乾隆四十三年（1778）张燕昌《金石契》，此书有翁方纲题词，王杰、朱琰、^[37]杭世骏先后作序，言及金石在时代中存在的规律，就是三代以上金多石少；三代以下石多金少。这是当时人感兴趣的地方，也说明对汉以前的金石发现虽已产生极大的兴趣，但还是没有新的理论。

◆《山左金石志》和阮元的机遇

从乾嘉金石考证中而出的书法理论表达首屈一指的就是阮元《南北书派论》，此文作于嘉庆十六年（1811），作者时年48岁。虽然此文相对阮元所作的浩瀚的文化工程来说，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但没有之前对金石资料大规模的整理铺垫，就不可能把道咸时期的金石都染上北碑色样。阮元也不是一下子达到这一高度，本人认为为阮元提供最大帮助的是嘉庆二年（1797）他34岁时编辑《山左金石志》和42岁前后编辑《两浙金石志》。通过这两部金石书的编撰，详查南北金石风格，谙熟于胸才可发如此之言，所以《南北书派论》不是建立在主观意念之上。《南北书派论》不是鸿篇巨制，但有《山左》、《两浙》作基础，微言大义，由考证而入义理，是金石考证在乾嘉末期最大的书学学术成果。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不是金石考证经史的成果，而是金石考证书法的成果。

阮元的活动时期主要在嘉庆时代，属于乾嘉学派的后期人物。官山东学政之前，做过“乾隆石经勘校官”。到山东后，一方面孔孟家乡金石资料甲于天下提供了便利；另外资料表明，阮元于1793年至1795年外放山东学政，正好遇到1794年被贬来的山东巡抚毕沅，从此阮元的身上就有了毕沅的某种影响。毕沅到山东前已经是在金石学方面很有建树的学者，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辑《关中金石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辑《中州金石记》，而这两本书的部分材料，直接成为《山左金石志》中资料的一部分。毕沅领导了《山左金石志》的规划工作，他当时66岁，正是人生经验和学术成就鼎盛的时候，又是曾经的状元、封疆大吏、文人领袖，而《山左金石志》的编撰刚开始，毕沅就复职湖广总督，两年后卒于任上。所以《山左金石志》基本是阮元全面负责编撰，而毕沅为阮元带来了围绕在他身边的大量的重量级的学者团队。一个三十三四岁的学官指挥着一群比他大二十来岁的金石学家编成乾嘉以来第一部大型的金石书，这种经历也为阮元集聚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在嘉庆二年（1797）由阮氏小琅嬛仙馆刊出，规模空前。钱大昕在书前序中称：

粹十一府两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钱币、官私印章，汇而编之。

此书接受了前代几乎所有的金石考证的经验教训，体例完备，金石记载有尺寸、地点、碑铭全文、释文考证等，其完备性正与阮元后来的公卿名望相称。根据阮元的自序内容，可以了解当时此书的编撰和学者各出其力的概貌：

1. 前有黄易所得汉祠石像；又有毕沅修《关中》、《中州》金石二志，两者所得加起来有关山左拓本有一千三百余。

2. 仁和朱文藻、^[38]钱塘何元锡、^[39]偃师武亿、益都段松苓为助手。其实阮元所聘助手除何元锡外都比自己年纪大很多，他们或科举不利，或做官不行，却是金石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本身都爱好金石，竭尽全力提供资料，其中《益都金石记》的武亿序就记录了段松苓所作的努力。

3. 黄易等负责搜辑工作，书中收录聂《泰山金石志》稿本，^[40]同时也收录了段松苓《益都金石志》。另遣拓工四出加拓脱漏资料。

4. 向金石藏家借所藏有关资料。涉及的金石家有曲阜颜运生、^[41]桂未谷、钱塘江秬稥、^[42]孙渊如、吴江陆直之、^[43]巨野李退亭、^[44]济宁李铁桥等。^[45]

此书特点除内容完备外，对某些珍本重点考证，如对《武氏前石室画像十五石》的考证十分深入。而对于没有特别的金石资料的时代，依然以所收金石的完整和数量为主，对笔法的关注也是和汉碑作比较，如书中言：

《兖州孔庙碑》……初唐笔法尚有汉魏遗意也。

书中对七种北碑分析了其笔法：

1. 《郑义碑》……其崖黄石坚致，笔画深劲。

2. 《郑道昭观海岛诗刻》……字较小，右角微缺，笔画严整有力。

3. 《大基山石人题字》……笔法坚劲，疑亦道昭所书。

4. 《郑道昭白驹谷题名》……字皆径尺许，笔意极苍老。

5. 《刁遵墓志》文辞简质，书更遒媚。

6. 《曹望憘造像记》……碑字秀劲，已开唐人法脉。

7. 《诸城题名残石》……笔法颇近《高湛墓志》。

此书对著名的北碑《张猛龙碑》未有片语书律之论。而在对北碑的认识成熟后，阮元对《张猛龙碑》有过激评，而且影响巨大，如咸同时期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曾记载：

《题北魏张猛龙碑后》……阮文达以碑末“造颂四年”一行为开行草之始，是不为宋人汇帖惑者。^[46]

在《山左金石志》完成阶段，阮元的书学理论还未建立起来，从此书的总体思想观念来看，还是一本上接毕沅、翁方纲等人的思路，只是在系统和规模上超越前人的金石资料考证书。而若要走出这种惯性思维，除了资料量上的增加，应该还有其他因素。

◆大规模的资料汇编对阮元观念变化的影响

金石资料量最大的莫过于嘉庆十年（1805）王昶的《金石萃编》，此时阮元刚刚刊出专门对三代金器作系统整理的金石书《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804），又开始忙于《两浙金石志》的组织编撰的工作。82岁的王昶花了五十年完成了乾嘉时期最完整的金石书《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这部金石书的完成，使得之后的金石书只需增补和校正，基本不用再大规模编撰金石书，金石考证到此书已登峰造极。王昶《金石萃编》自序中称：

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瑰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47]

此书在图解、文字考证、器物考证、引跋、按察方面可谓博洽。就拿释文一项，把前人的各本选出来参照就是一件考证完善的工程，所选别本跋记甚多，对于后人学习、鉴察、比较可谓完备。前人的金石资料都荟萃于此，而且更为丰富。看得出来王昶的目标还是重在史料，而不是书律，可以说金石考证在史料翔实方面进入了成熟阶段。

此书的书法观念，尤其对北碑的看法，王昶还是有选择地延续前人观念，对北碑的精彩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如书中的翁方纲跋《司马景和妻墓志铭》曰：（图5.15）

图5.15　《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局部

文多别体，盖北朝习俗相沿使然尔。^[48]

翁方纲评当时书以北朝习俗相沿论之，不屑之意有焉，完全没有提到北碑的致趣，可见当时的主流意识还是如此。而王昶按云：

然字画古质可喜，往往有隶意，尤多别体，为魏晋南北朝所罕见者。^[49]

其所见与翁氏有所别，但对于《杨大眼》则全不提书法。再如对《张猛龙碑》的评价，书中录《石墨镌华》曰：

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碑首正书大字十二尤险劲，又兰台之所自出也。^[50]

亦全不提书律，可见王昶重史不重书。这和当时的文化价值观有关，所引之文还是看重王书体系，而不深究北碑之奇。相对而言，毕沅、阮元确实在研究金石时更多注重书法功用，于北碑尤其如此，虽未大力推荐，而文意已有。所以对于阮元来说，虽然已经在三代金文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但还属于草创，所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后来被大量校订应在情理之中，因为对大篆的书画功用还处于认识阶段。《金石萃编》汇编了魏晋南北朝的碑刻，又汇集了与之有关的主要题跋，但并没有把这连接汉和唐的时段的书法书律说清楚，所收内容的时代混乱导致历史资料缺乏系统性是一部分原因，而对魏晋南北朝北朝书法的忽略也是重要原因。

而《山左金石志》和《两浙金石志》的编撰，使得阮元对南方和北方书法有了足够的了解，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和《金石萃编》的金石梳理，也足以使阮元从书法的流变中，对淹没在王书后面的大量魏晋南北朝碑刻书法产生重视。

◆影响阮元审美情感的因素

延续傅山的审美理论和实践的书画家，基本都是忧国忧民、生活在下僚的学者，或性情与常人不合的独特人物。而像阮元这种少年得志的高官写《南北书派论》，极力抬高以粗陋、丑拙为基本特征的北碑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对阮元来说，质朴雄强的汉隶还好接受，而北碑的审美特征与传统的流美雅致区别更加巨大，从清王朝官员的主流审美观念来看有点难以理解。所以即使有理性因素，他在审美情感上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激赏北碑，本人以为有以下原因可考：

一个是与毕沅的关系。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毕沅对阮元有知遇之恩，还做媒为阮元续弦，离任之后因《山左金石志》的缘故书信往来不断。阮元在该书序中写道：

是时秋帆先生方督师转饷戮逆抚降，寒暑劳勚，婴疾已深，虽有伏波据鞍之志，实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于辰州。元以是书本与先生商订分纂，先生莅楚，虽羽檄纷驰而邮筒往复，指正颇多。先生为元词馆前辈，与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圣公孔冶山庆镕之外舅也，学术情谊，肫然相同。元今写付板削，裒然成卷帙，而先生竟未及一顾也，噫！是可悲已。^[51]

可见阮元和毕沅的关系密切。而毕沅去世后两年遭抄家，对阮元不可能没有影响。他们有许多相像之处，和毕沅一样，阮元也把精力都花在著书立说上，他所主持编写的书数量在清代私人编撰方面可能是最多的。

另外一件事是嘉庆十四年（1809）因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52]阮元以不查和包庇同年而被革职。从他的门生张鉴等撰的《阮元年谱》来看，阮元在浙江忙于镇压海盗和教育建设，官声极好。为刘凤诰说了几句话，皇帝就不轻饶他，这应该对他打击不小。而正是在1811年被重新启用之前，阮元写出了《南北书派论》。

从《阮元年谱》来看，阮元和翁方纲有多次接触，对照《南北书派论》可以看到阮元对书学体系的理解和翁方纲不同。翁方纲等人在金石书法方面长期存有似是而非的观念，实际上压制了新的金石书法的观念。这也可能是阮元写出《南北书派论》的另一因素。阮元弟子何绍基在书律方面的许多观念继承了阮元的思想，所以也可以从何绍基的观点来看阮元对翁方纲等人金石理论的真实态度，待下文再论。

2. 《南北书派论》

在《南北书派论》之前，清人的书法理论著作有朱履贞《书学捷要》和梁《承晋斋积闻录》等，虽然引进了某些篆隶笔法的观念，但在当时金石学兴盛的背景下，并不能引导书法的发展。还有更多的书法观念存在于书画家的题跋中，但通常这些理论都没有系统和条理，让人眼花缭乱，很难理出头绪。作为金石考证的集大成者，阮元结合金石考证研究，从书法角度诠释了隶书，分析了王书与北方书风分流的背景、原因、后继影响等，提出北方朴质书风的延续脉络和王书书风的历史沿革，在北碑的倡导上先声夺人，因此《南北书派论》也成为决定道咸书画走向的重要理论著作。

《南北书派论》见于阮元诗文集《揅经室集》三集第一卷，此卷所收基本上都是书论，而《南北书派论》即为此卷中的第一篇，其后为《北碑南帖论》，以及关于书法的题跋，但篇篇都是《南北书派论》中书学理论的延展发挥，而且是按时代先后编成，越到后来观点越清晰。中心观点就是唐前书法都为北碑风格，而至唐太宗崇尚王书，以虞世南为主的书家成为王书的传承中枢，将王书的流美风格放大，而后人对王书体系的传承从阁帖中辗转而来，以至王书面目全非。经过千年的伪王书的垄断，北碑笔法尽失传，王书笔法亦全然不知其所源。所以要恢复古代的真正笔法，或者要对王书笔法归正，在魏晋南北朝的北碑之中可以寻获。（图5.16）

图5.16　延昌十一年砖
故宫博物院藏公元571年

本人以为《南北书派论》具有以下独特的创见，为北碑书法潮流开辟了道路。

◆第一，阁帖已不是王书的真面目。

这一点并不是阮元首创的提法，但却是《南北书派论》的理论基础，即使有人先提出此观点，但不能和北碑中存古代笔法的观点相配合，这种观点就没有什么意义。清初有胡世安《禊帖综闻》，后又有雍正八年（1730）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他们的著作多在法帖谱系内。而傅山《题自临兰亭后》曰：

向见邢太仆家所摹《定武兰亭》，一味整齐标致，较今诸所行《兰亭》颇悬都鄙，比之唐临绢本则不无安勉之别矣。及见胡世安所得秘府十六种第一卷，即褚河南临本，于今野本天渊绝也。^[53]

从法帖内部是看不到法帖对王书的破坏性的，只有通过对汉碑的笔法研究和以审美的新标准，才可以看出王书系统的问题。所以只有把以王书为代表的阁帖和以魏晋南北朝的北碑为代表的书风作为两个系统来解释时，才可以看清楚阁帖已经“坏”了王书的本来面目。因此康有为说：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54]

其实碑学和帖学在阮元之前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概念，而帖学也从未有“坏”的概念，阮元使用的是南派和北派的新的概念，而南派实指王书流派，经虞世南传承和阁帖辗转已非本来面目，而丧失了王书本来面目的阁帖，也就失去了作为书法标准的价值。而其中的书法崇尚实质是清人因对汉隶的崇尚而引起了审美趣味的改变，这不得不使学者对王书法帖产生怀疑。

阮元之所以断定阁帖不是王书的本来面目，是基于考证事实。在尚古的背景下，要恢复古法，就要从北碑中寻求。王书的价值标准被不断前进的学习北碑的潮流所颠覆，这直接导致阮元晚年对王书的进一步的怀疑。

◆第二，唐初的欧、褚和虞世南是两种不同书风的传承。

上文傅山的《兰亭》题跋，以欧摹《定武兰亭》和褚摹《兰亭》作比较，而阮元的欧、褚与虞世南传承分流概念的形成，恐怕就受了傅山的某些观点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若无审美观念的认同是不可能产生的。阮元把欧、褚和虞世南按南北书派的分流，指出了对唐代不加区分的书学体系的错误，同时也揭示了从汉隶而来的古法和王书笔法之间断裂的原因。（图5.17-1、图5.17-2）

图5.17-1　欧阳询《虞恭公碑》（左）和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右）的局部

图5.17-2　欧阳询《梦奠帖》（左）和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旧临本）》（右）局部

阮元没有对这一理论进一步作论述，但他的学生何绍基对此有详细论述，并以纠正翁方纲的观点为主。何绍基《题周允臣文俞〈庙堂碑〉关中城武二本》曰：

覃溪论书以永兴接山阴正传，此说非也。永兴书欹侧取势，宋以后楷法之失，实作俑者。于永兴，试以智师《千文》与《庙堂碑》对看，格局笔法，一端严，一逋隽，消息所判，明眼人自当辨之。因其气味不恶，又为文皇当日所特赏，遂得名重后世。若论正法眼藏，岂惟不能并轨欧、颜，即褚、薛亦尚胜之。余虽久持此论，而自覃溪、春湖两先生表彰《庙堂》，致学者翕然从之，皆成荣咨道之癖，余不能夺也。……翁某之说，余不敢附会也，适允臣属书小卷，辄走笔吐所欲言，并占小诗奉粲，幸秘之，勿令他人见也。^[55]

又作金石诗云：(www.xing528.com)

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隶蝌。竖直横平生变化，未需欹侧效虞戈。^[56]

不但何绍基传承阮元所论，更有包世臣接续阮元所论，援邓石如笔法进一步揭示北派笔法的内涵，为道咸书画的成就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北碑中保存了完整的古代笔法。

阮元对北碑的推崇，不仅仅因为风格喜好，更是对北碑所具有古代笔法的关注。阮元认为唐前古法传承的脉络，在唐代主要继承者应为欧、褚。而且他对书法历史材料的分析相当仔细，让学者知道欧、褚非偶然成大家，而是对北派精髓的继承发展。欧、褚在唐代书法的发展中传承了北碑的笔法特点：

欧阳询书法方正劲挺，实是北派。试观今魏、齐碑中格法劲正者，即其派所从出。《唐书》称询始习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尝见索靖所书碑，宿三日乃去。夫《唐书》称初学王羲之者，从帝所好，权词也。悦索靖碑者，体归北派，微词也。盖钟、卫二家，为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则唯北派祖之。枝干之分，实自此始。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原注：《唐书》本传云：“父友欧阳询甚重之。”）褚书碑石，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57]

其实欧、褚书迹保留完整，有迹可循，上溯笔法至北碑，也是有目共睹。这不是阮元可以臆说罔论的，学者比对推敲就可以知道其所言有没有道理。而事实正如阮元所言，这种古笔法果然是通过北碑的大量实践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所以后来阮元干脆认为欧、褚的笔法更胜于王书笔法而有古意：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相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大约欧、褚北法从隶而来，其最可见者，为“乙”字捺脚（竖弯钩）飞出，内圆外方，全是隶法，无论“一”字画末出锋矣。^[58]（图5.18）

图5.18　褚遂良临《兰亭》其中带“乙”字形笔画以及“一”字。

这实在是阮元的创见，言古人之未言者。所以说“北碑下真迹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为学书者寻求古代笔法源流指明了方向。

◆第四，北碑书法之美是古风正统。

在《南北书派论》中充满对乾嘉审美观变化的肯定，就是对质朴甚至有点猥拙的审美风格的肯定。北碑不但保存了古代笔法，而且北派保持的传统也是古风正统：

北朝望族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有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右出锋，犹如汉隶。……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相互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宋、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59]

质朴、质实已经成为乾嘉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书画的审美中来，更有对古风正统的赞美。言下之意不仅仅是某种与流美的王书相对的书论，在阮元看来，北碑的审美价值高于南派已经不容否定。（图5.19）

图5.19　北魏神龟元年《造像记》此《造像记》拓片上有“叔壬戌（1862）以后所见”及“均初金石”考证印记。

在乾嘉时期金石考证的学术风气下，阮元通过金石书籍的编撰和对书法风尚实事求是的考证，在《南北书派论》中提出了书法新体系的概念。这个概念打破了传统中以王书为标准的书学体系，把北碑书法风格作为新的审美标准，为道咸建立从金石中研习古意及笔法墨法的书画体系铺平了道路。

【注释】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 鲁澄伯为西泠印社早期会员鲁坚，1912年写《西泠印社记》。

[3] 徐坚（1712—1798）字孝先，号友竹等，江苏吴县人。贡生。工诗书画印，著有《友竹诗钞》、《烟墨著录》、《西京职官印录》等。

[4] 桂馥（1736—1805）字未谷，号雩门、老苔等，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云南永平县知县。著有《说文义证》、《缪篆分韵》等。

[5] 朱枫：《雍州金石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08册第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 李调元（1734—1803）字美堂，号雨村等，四川德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直隶通永兵备道。工诗书画。著有《中麓画品》、《补刻金石存》、《古音附录》、《墨池璅录》、《法帖神品目》、《金石古文》、《说文篆韵谱》等。此说见重刻《金石存》序言。 吴玉搢（1698—1773）字籍五，号山夫等，江苏淮安人。著有《说文引经考》、《金石存》、《别雅》等。

[7]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兰泉，上海青浦朱家角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著有《金石萃集》、《春融堂集》、《明词综》、《国朝词综》等。

[8] 黄叔璥（1680 —1758）字玉圃，号笃斋，大兴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1722年为首任台湾巡察御史。著有《广字义》、《中州金石考》、《台海使槎录》等。

[9] 李维恕（乾嘉早期人），自称松谷道人（有李松谷、维恕、彊斋之印），所著《金石纪》残本基本为金石的书画考证。

[10] 卢文弨（1717—1796）字绍弓，号矶渔、抱经先生等，室名抱经堂，浙江杭州人。乾隆十七年（1752）探花，官至湖南学政等，后在江浙各地书院主讲经义二十余年，著有《抱经堂集》、《礼仪注疏详校》等。

[11] 毕沅：《关中金石记·卢文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08册第1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2]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第281—282页，《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13] 蔡鼎：《翠云草堂金石近存考略》凡例之一，上海图书馆藏手稿。

[14] 黄叔璥：《中州金石记·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12册第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5]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诸城石篆》，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16] 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北京人，祖籍浙江萧山。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上言开四库全书馆，督学安徽、福建，桃李满天下。著有《笥河诗集》、《笥河文集》、《安徽金石志》。

[17] 汪喜孙（1786—1848）字孟慈，号荀叔，江苏扬州人。汪中子。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官至河南怀庆知府。著有《抱璞斋诗集》、《孤儿编》、《尚友记》、《汪氏学记》、《容甫先生年谱》、《海外墨缘》等。

[18] 牛运震撰、褚峻摹刻：《金石图·开母石阙》，上海图书馆藏乾隆早期刻本。

[19] 赵之谦（1829—1884）字叔，号悲庵等。室名二金蝶堂，浙江绍兴人。历江西鄱阳、奉新知县。著有《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二金蝶堂印谱》等。

[20]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武都太守李伯都西狭颂》，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21]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武都太守李伯都郙阁颂》，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22] 邓石如（1743—1805）字石如，初名琰，号顽伯、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以书刻自给，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

[23] 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第一卷第19页，《聚学轩丛书》第二集，民国刻本。

[24] 金蓉镜辑《鲍少筠所藏金石文字》，民国刊本。

[25] 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第三卷有“跋《裴岑碑》，其疑之辩如同后之续者……此碑始传于雍正七年（1729）”。

[26] 李维恕：《金石纪·裴岑碑》，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27]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鲁相敕造孔庙礼器碑》，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28]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合阳令曹景完碑并阴》，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29] 李维恕：《金石纪·后汉执金吾丞武和碑》，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庚寅（1770）手稿。

[30] 万经：《分隶偶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45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1] 傅山：《霜红龛集》第十八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七第7—8页，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33] 杭世骏：《石经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77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4] 杭世骏：《石经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77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5] 杭世骏：《石经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77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6] 朱枫：《雍州金石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08册第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7] 朱琰（1726？— ）字桐川，号笠亭，浙江嘉兴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阜平知县。工诗书画，著有《陶说》、《金华诗录》等。

[38]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浙江杭州人。参与阮元《轩录》、王昶《金石萃编》等编撰工作。著有《碧溪草堂诗文集》、《东轩随录》、《东城小志》、《苔谱》、《续礼记集说》、《说文系传考异》等。

[39] 何元锡（1766—1829）字梦华，号蜨隐，浙江杭州人。监生，官至主簿。曾到曲阜访汉碑于峻岭中。著有《神秋阁诗抄》。

[40] 聂（乾嘉间人）字剑光，山东肥城人。著有《泰山道里记》、《明复先生小集》、《泰山金石考》。

[41] 颜崇椝（1740？—1805？）字运生，号心斋，山东曲阜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官兴化知县。与桂馥齐名。著有《同席录》、《心斋纪异》、《颜氏宗谱》等。

[42] 江凤彝（1770？—？）字秬稥，浙江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工隶书。

[43] 陆绳（？—1821）字直之，号古愚，江苏吴江人。

[44] 李伊晋（乾嘉间人）字退亭，山东菏泽人。

[45] 李东琪（乾嘉间人）字铁桥，山东济宁人。

[46] 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第47页，上海图书馆藏手稿。

[47] 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6册第4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8] 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7册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9] 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7册第3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0] 王昶：《金石萃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87册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1] 阮元：《山左金石志》，《续修四库全书》第909册第3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2] 当时刘凤诰为浙江学政，阮元为浙江巡抚，两人为同年进士，阮元认为刘凤诰并非故意在科场舞弊，不必追究其细节问题，因此保刘凤诰。嘉庆帝疑忌，下旨将阮元革职。过了几年启用他时，嘉庆又亲自为此事下旨安抚阮元。

[53] 傅山：《霜红龛集》第十八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5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

[55] 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第五卷第4—5页，西泠印社，民国刻本。

[56] 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诗》第23页，《遯盦金石丛书》，杭州，西泠印社，民国木活字本。

[57] 阮元：《南北书派论》，《揅经室集》第59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58] 阮元：《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揅经室集》第601页 ，中华书局，1993年版。

[59] 阮元：《南北书派论》，《揅经室集》第59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