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石考证的成就
乾嘉的学术成果主要在经史的考证和整理方面，编书和考证同时进行，其中《四库全书》影响最大，而个人著作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也成就卓著。又有王鸣盛、赵翼、戴震、纪昀等经史学问大家，其学术成果斐然。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谈到正统派的学术特点时，用现代的学术眼光来评价：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1]
本书非断章取义，此言之后虽有所辩证解释，但要意即如此。仔细想来，这个时期其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梳理和去伪存真的学术匡正，但其范围还是局限于经史。可以说考证的学术方法是科学的，而研究的对象只是书本中的经史内容，所以结果也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是乾嘉学术的基本现象。
而在金石学方面也是成果巨大，金石著作丰富，鲁澄伯《国朝金石书纪略》手稿所选录的金石书与作者都有一定代表性，[2]此书录金石书书名，以金石书的重要性为著录次序，可以视为清代金石书主要成果的辑要，本书在此基础上，稍加增省，以体现各时期金石学的主要学术成就。以下为乾嘉时期金石著作，以成书时间为序：
牛运震、褚峻《金石过眼录》 乾隆元年（1735）
丁敬《武林金石记》 乾隆早期
吴玉搢《金石存》 乾隆时期（1750年前后）
徐坚《西京职官印录》 乾隆十九年（1754）
张燕昌《金石契》 乾隆四十三年（1778）
严观《江宁金石记》 乾隆四十四年（1779）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乾隆五十二年（1787）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 乾隆五十四年(1789)
武亿《授堂金石文字跋》 乾隆年间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吴东发《石鼓读七种》 乾隆五十九年（1794）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 嘉庆元年（1796）
桂馥《缪篆分韵》 嘉庆元年（1796）
阮元《山左金石志》 嘉庆二年（1797）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嘉庆五年（1800）
赵魏《竹崦庵金石录》 嘉庆时期（1800年前后）
谢启昆《粤西金石略》 嘉庆六年（1801）
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 嘉庆七年（1802）
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 嘉庆九年（1804）
阮元《积古斋藏器目》 嘉庆九年（1804）
阮元《两浙金石志》 嘉庆十年（1805）成书，道光四年（1824）刊
王昶《金石萃编》 嘉庆十年（1805）
王森文《石门碑
》 嘉庆十六年（1811）
吴镐《汉魏六朝志墓金石例》 嘉庆十七年（1812）
洪颐煊《平津读碑记》 嘉庆十八年（1813）
陈经《求古精舍金石图》 嘉庆二十三年（1818）
以上金石书只包括极少的印学和训诂学著作，而印学一直是清代金石学和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以印谱为主要表现形式，此处只录徐坚《西京职官印录》，[3]因其在乾嘉早期有较大的影响，而以刊印印谱著称的汪启淑，本书在第九章再述；而训诂亦为金石考证的基础，在乾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本书的研究重点不在此，只录桂馥《缪篆分韵》，[4]因其所刊文字直接来自古印，和乾嘉后期篆刻文字的关注点息息相关。其他不一一列入。
看得出来，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乾隆朝的后期，关于金石本身的著作明显增加，在以金石考证经史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各地金石资料的汇编。而按照朱枫《雍州金石记》在乾隆己卯（1759）所云：
辛未（1751）入秦，迟留十载……海内之金石各有其书矣。[5]
乾嘉时代金石书的编撰比本书所言要早二三十年，按朱枫所言，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金石收集和研究已然成风。但以当时金石著作来看，应该是没法和九十年代相比，多数金石书没有得到广泛流传。比如丁敬《武林金石记》只剩残本，而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李调元获得吴玉搢《金石存》时竟不知其为何书，[6]后得王昶告知；[7]乾隆六年（1741）黄叔璥《中州金石考》体例不划一，[8]又没有据实地记载金石存佚，故对后来无益；而李维恕乾隆三十五年（1770）成书的《金石纪》稿本只剩残稿……[9]这些都可以反证当时金石书影响有限的原因：
一、在乾隆前期，金石学还是以考证经史为主流，如乾隆丙辰（1736）杭世骏《石经考异》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为序，所言皆体现了顾炎武、朱彝尊以金石考经史的思想，相对而言，金石本身的考证和搜集不是很有学术价值。
二、由于还没有对前代金石的收集考证成果作总体梳理，还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对此类资料进行编撰。而在《四库全书》之后，学者们对金石书的总体概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金石资料的编撰。因此后来的金石书的规模和质量超过了前代。
三、金石书的成书和出版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卢文弨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毕沅编撰的《关中金石记》所作序文中提到的多数还是老式的金石学家：[10]
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以余所知，若昆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暎、合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继此者方未有艾，得公书而考之，庶几古今人之精神命脉不至中绝也乎。[11]
从《关中金石记》的题材和时机看，毕沅似乎是一个关键的传承者，但从对金石书的编撰意图看，翁方纲的目标更为明确，因而对金石的考证影响更大。
2. 回归对书画的关注
可以说从翁方纲开始，以金石考证经史的观点发生了改变。翁方纲对金石的理解具有肯定其书法功用的思想，其《自题金石考订图后》言：
客曰：然则考金石者岂其专为书法欤？曰：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正惟力穷书法原委，而时或他有所证，则愈见金石文之裨益匪浅也。[12]（图5.1）
如果研究翁方纲在金石书画上的成长轨迹，就会了解他肯定金石书画的功用与时代的风气和关注点有密切关联。金石书律的重要性随着金石之学的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翁方纲肯定金石书画功用的观点也得到了后代学者的支持。如道咸时期学者蔡鼎直接对翁方纲所言表示赞同：
尝记苏斋翁氏之言曰：凡收集金石，谓专为考证经史者，是欺人语也。此说虽未必尽然，然如余之天资学力两者俱绌而又家鲜藏书，兵燹之后更复荡然，寒士借书不易，即欲考订而不能，故多半阙如。[13]
其实乾隆初期褚峻的《金石过眼录》关注的也是书律。另外如黄叔璥乾隆六年（1741）在《中州金石记》自序中所言：
古迹之勒金石以垂永久者，必其事足传，其文可信，又有名人精于篆籀者为之表额，非苟而已也。[14]
从自称松谷道人的李维恕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所著的《金石纪》稿本残卷来看，在金石考证中回归书画的行动已然开始，就等有人登高一呼了：
《后汉诸城石篆》延光四年……上方横书五字，不能识，中间剥落一层，微可辨，下截虽显然可观又间断莫读，于篆中犹存隶法，实令人不忍释手。[15]
翁方纲乾隆十七年(1752)为进士时年方20岁，早于比他岁数大的王昶、钱大昕、朱筠、毕沅出仕，[16]又一直活到1818年，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金石大家。可以看出，在翁方纲中年之后，这种对金石书画功用的精神需求，随着金石考证成为清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变得不可或缺，翁方纲说出了当时文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其观点鲜明，对周围的人影响比较大。从汪喜孙在道光二十年（1840）为冯云鹓、王镇撰《济南金石志》所作的序言中，[17]考证山东乾嘉时期主要的金石书刊行的前后顺序以及山东附近金石考证研究历程，可以看到翁方纲的承启作用：牛运震、褚峻《金石经眼录》（1736）《金石图》（1745）→翁方纲《两汉金石记》(1789)→孙星衍、黄易、颜运生、阮元《山左金石志》（1797）→冯云鹏《金石索》（1821）→冯云鹓《济南金石志》（1840）。
56岁时，翁方纲刊行了《两汉金石记》，对汉代的器物、印章、碑刻进行仔细考订，突出对金石本身的考证，具有对汉代金石系统化研究的意义，因此为后面的金石考证提供了参照，也为清代金石学与书画功用的研究起到引领作用。所以梁启超把翁方纲、黄易作为金石鉴赏的开创者有一定的道理，却没有指出翁、黄的考订只是沿用了清人金石考证的学术方法，而他们着意处在金石和书画的关联。翁、黄对金石与书画的关联的研究，为书画引进金石开启了大门。而且通过书画中金石的引入，使得对不同风格的金石资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对金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其实在此之前对金石中的书画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其中对汉代金石的书画关注更是时代的风气（图5.2）。如1745年牛运震撰、褚峻摹《金石图》，其中对汉画《太室少室诸石阙刻文画像》的记载曰：
图5.2 民女图残壁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此残壁据称为汉代物，但和汉代多见的画像砖石相去甚远。
“开母石阙”亦有东阙如“太室少室双阙”，东阙无刻文，非金石事所重，故弗著。[18](www.xing528.com)
褚峻不认为没有文字就不重要，图画正是他作为一个摹刻高手所关注的，所以他在《金石图》中详细摹刻了“开母石阙”所有的图样，这些图样在赵之谦的印上有所表现。[19]而只剩残卷的李维恕《金石纪》稿本同样关注到汉代的石刻绘画：
《后汉武都太守李伯都西狭颂》建宁四年……细视图像，画法苍劲，更见汉人用笔之古，是汉画之存于宇宙者独见于此，再见于《少室神阙》，可不宝诸？惜未摹归，不识异日尚有机缘否？……《隶释》云：“此图刻于《西狭颂》前，非碑阴也。”此言良是，敬汇于此，备考。[20]（图5.3、图5.4）
图5.3 汉画像石
四川博物馆藏
图5.4 汉画砖
四川博物馆藏
将汉画砖和拓本对比，可以看出拓本和原砖表达上的差别，汉画砖原砖的表现风格是独特而完整的。
《后汉武都太守李伯都郙阁颂》建宁五年……近日士大夫喜藏画，自晋以来名能画者，其笔迹有存于尺帛幅纸，盖莫知其真伪，往往皆传而贵之，而汉画则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图所画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然后汉画始见于人间，又皆出于石刻，可知其非伪也。[21]（图5.5）
图5.5 《西狭颂》的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之木图形，《西狭颂》画有与《郙阁颂》一样的祥瑞内容。
这些加上后来黄易在山东访得的《汉武梁祠画像三石》，都成为乾嘉研究汉代绘画的重要物据。
当然，当时汉代的绘画资料出土比较少，所以还是以书法的学习为主，而且在临习的过程中仍有考证。金石书法的临摹和金石考证并行是乾嘉时书画研究的常态。嘉庆十五年（1810）刊行的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真实地记录了一段邓石如考碑中文字的情形：[22]
《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八分书，光和四年十月……乾隆癸卯（1783），余遇溧水杨聿修（名崇德）干金陵，出此碑见赠……余友怀宁邓石如尝得旧本临之数十过，一日忽遇余曰：碑中“外览百家众儁挈圣”，洪氏（以为）“众”下缺一字，而单禧以为“儁”，洪氏以“挈圣”为“契圣”，而单禧以为精审有据，彼不过因《史晨碑》有“孝经援神挈”之文，“挈”当为“契”，然岂可以彼例此？近因日摹此碑而深思之：“众”下非“儁”字，乃是“传”字，“挈”下亦非“圣”字，乃是“要”字。盖“众传挈要”，自当读如本字也。余深叹其言之有理，大抵好古家喜据金石以证事，其无足证者，往往取碑一二异文辗转相训，以矜小学之博，而不知已失其本意也。非石如用功之精而一览即过，鲜有能知此者。[23]（图5.6）
图5.6 《校官碑》局部，从中可以看到邓石如探讨的内容。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读上文可见书家也精于文字考证。因为古人书法非仅为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还必须配合文章，使之隽永有意味，方为上乘之作，所以临习之时，多兼顾学习文字意义。这也是金石学与书画相关的独特之处。
除了金石研究中关注书画的回归，更开始有了玩赏倾向，主要表现在民间器物制作上金石书画的装饰。从高凤翰的《砚史》、陈鸿寿在紫砂壶上所用的瓦当文字以及张燕昌的刻竹中，都体现出金石的玩赏功用。
3. 汉碑汉印势力的扩展
乾嘉时期对汉代经史研究达到一个高潮，书法在对汉碑的学习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同样建立在金石学对汉碑的关注上。
清初的郑簠、傅山等人对汉隶的推崇让后人尝到了其中的甜头，和过去几百年来以流美为主流不同，一种以质朴雄强为审美特征的文化艺术形态涌动起来，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汉碑的考证中，从不同的方面来推动汉碑的学习研究。
◆对汉碑资料的梳理
在乾隆初年，由牛运震撰、褚峻摹的《金石图》影响巨大，甚至一版再版。乾隆十年（1745）版本中记录的书序时间为乾隆元年，可知最初版本《金石过眼录》可能早于十年。《四库全书》中有《金石过眼录》，但定然无法与《金石图》质量相比。牛运震是才华横溢的学者，而褚峻是具有很高学识的书刻家，两人形成最好的组合，最先推出了这本以汉碑为主的金石书。此书有三大特点：
（1） 此书是摄影技术发明之前对金石碑刻图形表达最传神的书，而且是碑刻全图，这可能用现代技术也不容易表现。
（2） 牛运震对此书的记载和评说简明扼要，没有乾嘉金石书的繁复考证，此书辨析金石文字，考文字之所出，有时间、地点并碑之制式与文字源流，引用《金石文字记》、《集古录》、《隶续》等。
（3） 褚峻序言曰：“因此数字而想见其遣笔结体之遗意”，明确表达了此书的主要关注点是书法。
《金石图》再版增添了北魏隋唐名迹拓本。这本书的再版与原书不同，分为四卷，前两卷和乾隆十年（1745）《金石图》内容相同，以汉碑为主；而后两卷以唐代碑刻为主，为后刻。褚峻所加的两卷几乎没有考证，可见只是出于书贾的一种趋利考虑，而编撰《金石图》的原意是对孔孟故里的汉代金石资料集中发掘整理，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金石图》还有杨岘题名，聚学轩刘氏光绪九年（1883）重刻本，和褚峻刻本不可同日而语。以《金石图》不同的刻本对照来看，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新刻本唐代书迹文字规整，木板重刻难以表现其风格区别，而上古和汉代文字的形式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种系统地集中展示汉代碑刻肯定吸引学者对汉碑考证中书法的关注，至少为汉代经典碑刻成为主流书风推波助澜，从此汉代碑刻成为刺激书家创造新的书律风格的源泉。当然这本书只是提供了汉代书法风格的整体比较，不可能代替书家对汉碑的深入学习。此书所载的汉代金石图约35种（《金石过眼录》原书载47种），却是乾嘉时反复详查考证的汉碑经典，由于所得拓本时代较早，大多为实地查证，且形态描绘准确，有的甚至是孤本（图5.7-1、图5.7-2），所以成为后代深入研究的对照样本。本书录下其碑目，亦为下文提供参照。
图5.7-1 褚峻《金石图》之《陈德碑》正面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
（续 表）
图5.7-2 褚峻《金石图》之《陈德碑》背面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因《陈德碑》只在《金石图》中出现，世上并无流传拓本，故刘燕庭、翁同龢等认为是褚峻伪作，但按此碑的形制、书法等细节分析，李松谷、阮元、赵绍祖、杨守敬、张德容等则认为其确实存在。
（续 表）
从以上碑目可以知道乾嘉初期汉代以前的青铜器对象稀少，完全没有形成整体的形态，甚至仅以“古鼎”为名。冯云鹏《金石索》称为“周无专鼎”，《鲍少筠所藏金石文字》称“南仲鼎”，周寿祺题跋：
初释“无专鼎”，后为《惠
铭》，中“
”字三变而“惠”字不易，未省书者何意。丁卯（1867）六月。[24]（图5.8-1、图5.8-2）
图5.8-1 无专鼎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
图5.8-2 《惠
铭》铭文拓本
所以清人书法从汉碑入，再倡北碑，最后以大篆殿后，不但有其文化审美的转变在其中，也有其金石材料不断发现汇集的重要因素，但无论怎样，这种书画的热点转化，充分显示了金石和书画的紧密相联。要梳理汉碑就必须对其多方搜集，限于条件，对汉碑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山东的孔孟故里，这里对文化遗迹的保护相对较好，而且有几件是雍正年间新发现的。随着搜寻的深入，寻找范围也不断扩大，如李维恕《金石纪》所记《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即上表第8件，就是发现此碑不久后记载的。[25]《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跋文载：
康熙壬寅岁（1722）先大人宰蒲骚（湖北应城），时汉阳太守郭公朝祚道经署中，相与谈诗文，论书法，商酌古今，竟夜不倦，承流儒雅，蔼然可观。予每侍侧，深承器重。至雍正戊申（1728）先严迁任辽左，而郭公亦奉使边陲，遽尔音问遥隔。阅六载，忽以是碑见寄于西塞，不幸先严见背，捧读之下，悲喜交集。然公之敦笃……考为《汉敦煌太守裴岑将郡兵讨呼衍王克敌全师勒石铭功》者，仅六十字，纪事简古，笔法雄劲，整截巉巉，如金簇痕，殆以篆而为隶也……乾隆二年（1737）秋九月跋。[26]（见图3.2）
汉碑毕竟有限，并没有再得到大规模的发现，所以转向了对汉印、汉砖的发掘，这在《两汉金石记》中有所反映。因此只要发现新的汉碑，必然引起轰动，而且对汉碑的搜集也不断向深入发展，尤其是对更早拓本的追求成为书家了解汉碑并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书法语言的手段，使汉碑成为学界人人苦苦觅求的必备学习素材（图5.9）。如黄易获得《汉武梁祠画像三石》，他就以此拓为本，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
图5.9 黄易《临西狭颂》
◆从对汉碑汉印研习中获得书法新成就
对汉碑的学习，产生了许多超越前代的隶书高手。但从乾嘉总体上看，在学习汉代书法艺术来提高清代书画表现手法的潮流中，不能忽视的是篆刻在理解汉碑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印宗秦汉的原则性发挥，对篆书的学习影响也是功不可没，从乾嘉之前以临摹学样的崇古风尚向以意态的自我形式创造的方向转变中，对印学的布白形式、字形意象、线条质地的研究，在乾嘉的金石渐入书画的进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参习作用。在乾嘉后期像伊秉绶、桂馥等人的方直式汉隶书风就是这种风尚下的产物，而其中和印学关系密切的书画家则有更高的成就。
学习汉隶的成果与所学的拓本、临仿的功夫有关；其次隶书有其强烈的个性特征，学习的成果也与个人的性情有关；而且大多数乾嘉研习汉隶的好手，也是金石考证方面的专家。粗略算来有两组人在这时期的金石书画方面成就最高，研习汉隶成就突出。
第一组主要以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和西泠前四家为主，按出生次序为：金农、郑板桥、丁敬、杨法、邓石如、蒋仁、黄易、奚冈等（图5.10）。其中金农、郑燮直接郑簠、傅山（图5.11），而且活跃于乾嘉早期；而之后的几人和篆刻的关联度更高，很显然是从篆刻和篆隶的互动中对汉隶有了新的体会。之所以以这些人为一组，是因为他们在继承汉隶的个性化和形式化方面有更高的成就，这和这些人的性格有关，而且他们多数为布衣身份，即使偶尔有出仕者，也为性情所困，而不能在官场待下去，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更为率直。
图5.10 丁敬隶书楹联
图5.11 郑板桥题跋
这涉及审美的转变问题，这些人在乾嘉研习汉隶书法上获得了最高成就，特别是邓石如更是突破前人的套路，从汉隶中总结出笔法和形式，从碑外、印外提升了汉隶的创作方式和思路，为篆隶、篆刻的全新拓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组主要以官员和金石家为主，按出生次序为：钱大昕、毕沅、翁方纲、桂馥、孙星衍、伊秉绶、阮元等（图5.12）。他们基本都活跃在乾嘉中后期，金石研究成果卓著，汉隶研究成就也高，主要以气势雄强和典雅大方为特点。他们是金石考证的领导力量，也是金石学与书画关联的理论研究者，对乾嘉汉学崇尚的倡导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乾嘉继承汉隶书风也起了引导作用。在第二组人的周围是一大批跟从和推波助澜的学者，其中也包括了第一组的人员，这使得乾嘉研习汉隶的成就在人员规模和数量上大大超越前代，并使得这些学者对前人的批评也变得理直气壮。
图5.12 阮元隶书楹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前人的批评
李维恕《金石纪》大部分还是延续前人对著名汉隶的评价：
《后汉鲁相敕造孔庙礼器碑》……用笔锋铦神浑，苍古温润，实汉之独步也……雍正壬子（1732）三月跋于翠寒斋。[27]
《后汉合阳令曹景完碑并阴》中平二年……字画完好，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起止锋芒纤毫牵露，虚心谛观，丰棱宛然，笔法遒古，汉人精神灿然目前。[28]
这种对典雅流美的汉碑评价延续了前人的审美观念。而在乾嘉以不同的审美观重新审视汉碑中比较质朴和带有独立个性的碑刻时，对前人的判断就有了分歧：
《后汉执金吾丞武
和碑》建宁四年……欧公目以残缺不见，误矣。又云隶法拘板，啬于神气，学者病之。余以为用笔淳古，断非后人所能仿佛。碑凡十行，中界虚其半，《韩仁铭》亦如之。妄生疑议者，实坐井之见也。……乾隆九年（1744）春日跋。[29]
越是时间往后，他对汉碑中个性强烈的碑刻就越有认同感，这是一种审美的进步，但李维恕并没有完全突破前人的影响，对“特拙”的《张迁碑》似乎就不能完全接受（图5.13）。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在对汉碑的崇尚中还保留着某些不确定。这就需要时间以实践来证明，以及通过对前人的批评来确立对汉碑的全面认识。所以在金石书法的评断方面，直到乾嘉后期才对清初的隶书，特别是对早期习汉隶的郑簠等人的批评开始尖锐起来。而在乾嘉中期以前，对前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金石考证方面。如万经对分书、隶书的正名：
图5.13 《张迁碑》局部
余谓凡后汉、魏、晋间碑，不妨仍其名为隶，而唐以后之碑，断宜名为八分，而不得仍名为隶。近顾宁人《金石文字记》并汉碑无不名为八分，而以楷为正书以别之，正恐仍蹈欧阳公之失耳。[30]
表面看来这种正名的讨论有傅山、顾蔼吉、万经、高凤翰、翁方纲等人，甚至延续到近代的徐邦达，其实后面是对于书体、书体风格流传的关注，这与后来北碑的地位也有联系。清初傅山关注的是分隶的样式区别：
《跋孔宙碑》：“缓按急挑，长波郁拂”八字，颇尽隶书之微，若“翘首扬尾，直刺邪掣”，又专指八分，玺法直邪同似用力矣，而劲笔亦尔。[31]
这种没有考证、只凭感觉判断对分隶的认识显然不被认可。而翁方纲延续以形状为区分的方式，见《两汉金石记》卷二十《隶八分考》；其实聚讼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结果，反而万经从考证角度进行的主观的分类倒是对探讨学问有所帮助。这就是乾嘉考据的问题：聚讼而莫衷一是。道咸人看透这一点，何绍基所谓“学书者自赏于牝牡骊黄之外，无取纷纷聚讼也”（《跋褚临兰亭》其二）。因为金石考证会不断有新的证据，因此对前人的批评也成为汉隶考证中的一种常态：
右五凤二年石刻……钱竹汀詹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鲁孝王庆忌以后元元年嗣，则五凤二年当为孝王之三十三年，与石刻不合……此刻曲阜人皆言是石，朱竹垞以为砖者，非也。此刻凡三行十三字，文甚完具，孙北海以为残字者，非也。此刻乃汉初篆变为隶之书，然可云隶而不可云篆，且止可谓之隶而不可谓之分，朱竹垞、吴山夫以为篆书，李光暎以为八分书者，皆非也。（图5.14）[32]
图5.14 五凤二年石刻（公元前56年）
翁方纲对前人批评的观点相当明确，也造成一种清人的批评风尚，正因为他的观点鲜明，后人对他的批评也就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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