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人金石学研究方式的延续
明末清初对明人金石学的延续表现在：
首先还是延续了汇集前人资料的方式。如明人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即采用此种方式：
今天下堙罍沉鼎颓趺仆碣，或呵护于苍莽之滨者，一古人精魂所寄，自欧阳永叔、赵德甫搜而辑之，后来鲜有，将使奇文秘字剥蚀之以风雨，摧残之以樵牧，捶击之以俗吏腐儒已乎？於戏！后死者得与于斯文也，何以称焉？闲居寡营，偶编周秦暨宋元金石之属某地者，以贻同志。[1]
而清初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闲者轩帖考》，包括后来雍正中刊出的李光暎《金石文考略》等都是延续这种编书方式。
其次是以书法作为关注点。明末清初金石书如周锡珪《唐碑帖跋》，胡世安《禊帖综闻》，郭宗昌《金石史》，孙承泽《庚子消夏记》、《闲者轩帖考》，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曹溶《古林金石表》、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合编而成）都以书法为主要关注点。
2. 法帖研究
清初金石学在书法方面关注的同样还是书法碑帖的研究，主流依然是以王字体系为主体的研究（图4.1）。其中又以法帖考证为主要研究内容，但基本延续明人说法，以所谓的“正统书风”来评判书法价值，自然没有什么新意。如清初胡世安《禊帖综闻》，[2]即被四库馆臣评为“皆习见陈言”。[3]
图4.1 钟繇《宣示帖》此帖是王字体系正书的开始。
但作为明王朝的正统书学，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在使用，当然在清初也同样被作为主流来研究。王澍著《淳化秘阁法帖考正》，[4]四库馆臣曰：
澍有《竹云题跋》已著录，是编专考正《淳化阁帖》之误。[5](www.xing528.com)
此书为雍正八年（1730）刊出，可以反映出清初法帖研究的概况。考法帖的风气主要从宋代米芾《书史》、黄伯思《法帖刊误》，及明代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延续而来，王澍之前又有笪重光、姜宸英、汪士
、何焯、徐葆光等。其中笪重光、姜宸英、汪士
、何焯并称为康熙间“帖学四大家”。从研究人员规模和成果看，清初的法帖考证还是比前朝来得充分。
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以君王、名臣为次序来论考书迹。此书中王羲之、王献之书迹各三卷，可看作是梳理二王书法历史脉络，兼述阁帖在各地翻版及流传的金石书。此书如此编述的目的在突出王书的正宗地位，并讲论王书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和各地的翻版流传有关。其书法论述见解一般，重于法帖历史考证。但这本关于法帖考证的金石书已经在研究帖学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从侧面体现出法帖体系正在受到的挑战。
清初所有考证法帖的名家，基本都是入清后的进士官员，其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主流的文化继承和主张，这也代表了官方对于书画的喜好和口味。但这些学者所继承的还是明代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没有多少创见。
3. 四王的正统性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之所以获得书画方面的正统地位及在清初画坛上的主流地位，有其一定的原因：
其一， 四王的风格从明末就与董其昌的画风连接在一起，是董其昌的正宗传人；
其二， 他们的社会地位代表了主流社会的审美主张，而这些主张正是清王朝所支持的；
其三， 四王拥有众多弟子，开创了地方上的画派，如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开创娄东派，王翚开创虞山派，传承有序；
其四， 四王的画理画意都与当时书画理论的主流相合，虽然有些不同之处，但也不互相排斥。如清初的书画理论，没有考证论述，以笔记的方式或评或言书画的规矩，但其立论都以二王书和元明书画为基础，约略有宋曹《书法约言》，冯班《钝吟书要》，笪重光《书筏》、《画筌》，王原祁《雨窗漫笔》，恽格《南田画跋》，邹一桂《小山画谱》等，和主流的四王画风意趣相合。
四王的正统性意味着文人书画作为艺术领域的主流被尊崇，也意味着艺坛审美趣味的转变，从中也可以看出从四王到道咸时期审美转变的力度和具体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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