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研究：深入探讨访碑中的学习和交流

一、访碑中的学习和交流

访碑活动是金石考证中的原始积累的重要环节，本书选择几个不同时期的访碑活动来分析其中和书画的关联。

1. 明代晚期的访碑活动

赵崡《石墨镌华》刊出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以访碑的时期约在明晚期，访碑的重点是为了收集书法拓本：

余不敏，八岁时从先大夫在重庆，郡守朱秉器先生博学好古，手虞伯施书授余，使余临摹。余时儿嬉，不能有得也。……然私心窃向慕古人，每获一名碑，必摩弄累日，不忍释去。余居近周秦汉唐故都，诸名书多在焉。西安頖宫碑林为最，余每至其下，必坐卧观之，至于忘返。^[1]

以上赵崡《石墨镌华》自序中描述了自己对碑帖的喜爱达到何等的地步，所以他访碑目的非常明确，只是把石刻作为书法作品看待。《石墨镌华》卷七中记载他三次访碑的游记，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明人访碑的情形，其中《游九嵕》很有代表性：

《隋李使君碑》……碑隶书，稍逊汉法而不甚阙，独阙使君名。……过延长寺，抵仪门村。……至昭陵十里……北一里许，得《许洛仁碑》，碑书不大佳。又北半里许，得《薛收碑》，似《昭任寺碑》，骎骎有伯施法。……寺后石鼓，唐人书《尊胜经咒》，精健绝伦，止存十三。……行间一牧羊儿云碑甚多。予犒以金，使导。东行数十步，田间又横一碑，则《监门将军王君碑》。……一碑则《房梁公玄龄碑》，褚河南正书，虽存者无几……又东数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东数百步，《李靖碑》在焉。……《彦博碑》在《靖碑》北数十步，欧阳询书。法视《皇甫》、《九成》、《化度》最为得中，而不复可拓。……一庙东南望，古冢相连，碑甚多，就之则《褚亮碑》、《阿史郍忠碑》、《张后胤碑》、《孔颖达碑》、《豆卢宽碑》、《张阿难碑》。鳞次都不百步，书与《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颖达碑》极类虞伯施，但结构小疏。昔人谓为伯施书，非也。……当是习世南者书之，然已优孟矣。既而又得《兰陵公主碑》于老军营之西北，得《马周碑》于狗村之东，得《唐俭碑》于小阳村之北。碑既多佳，余且观且行，拓工遂不相及，余语诸君，期以三日毕拓乃登昭陵，皆曰诺。……为一诗，而令王甥携拓工尽拓诸碑。《孔颖达碑》螭首嵌空处……积泥土中，拭视如新，是一奇也。方拓而王甥马忽逸，追之，马止处一碑仆地。王甥语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礼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予既不即行，则为访求残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额者拓额。……昭陵……独六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考欧阳询书赞刻石。殷仲容又书刻马座，今马身半刻而无座字，制亦不类唐人。……自此益斗绝。余独衣短衣而上……循山北行三十里为东庄村。……叱干村，村东二冢。一为《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释行满正书。一为《乙速孤行俨碑》，刘宪撰，白义晊分书。地僻，拓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余里豆卢村，陈生庭慕余好古，闻余至，鞭马觞余于叱干。相见甚欢，余即碑下为满引数觞，郑重而别。……余不胜感慨，为一诗。而兴平于子养贤又为言其頖宫一碑，亟往观，乃《隋贺若谊碑》。……元文尚存十五。……又于崇宁寺壁间得《隋常丑奴墓志》（图3.1），书虽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闻而邀余饮。……故余为一诗谢之，而属之《贺若谊》、《常丑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归。是役也，为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志一，唐碑二十，石鼓一……碑额六。^[2]

图3.1　《常丑奴墓志》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

后又有《游城南》，记录访碑时间和成果：

……是行也，为日十三，得隋记一，唐碑三，塔铭六，石幢经佳者二，宋碑一，记三，唐碑额三。^[3]

从中可以看到赵崡利用居住古都的地理之便，四处寻访古碑。

一方面当时古碑林立，保存较好，基本还在树立时的位置，可以方便地辨别书法的时代和书者的风格变化。赵崡偏好唐碑，所以他可以对石刻书法有选择地拓摹。另一方面，时代的风气让这种访碑活动洋溢着浓厚的文人游乐的气息，带着拓工和助手，一路有慕名而来的文人和官员款待，然后作诗，据《游城南》所记也有人赠送拓本的。所以此时的访碑活动基本上就是鉴碑、交流书法、题诗饮酒。

但是访碑对文物的破坏很大，为了方便研究，竟然“属之《贺若谊》、《常丑奴》二石乞置守焉”，将珍贵的文物变为私人收藏，《常丑奴墓志》碑石很可能就此消失。

2. 清代初期的访碑活动

清代初期，顾炎武作为金石考证的倡导者，更是尽力通过访碑获得第一手资料。顾炎武《求古录序》中描绘他的访碑过程：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然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4]

顾炎武没有提及书画的需要，而且看得出，像顾炎武的访碑，不一定需要拓本，只要抄录就行。所以清初以金石考证经史为目的的访碑活动，的确是不以获取书画拓本为目的，或不探讨书画艺术。但在考证潮流的背景下，对于金石资料的需求增加，势必促进访碑活动的规模和深度的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对金石的书法功用视而不见。如清末学者蔡鼎所记：^[5]

志在鉴别书法，于考据未能详核。尝记苏斋翁氏之言曰：“凡收集金石，谓专为考证经史者是欺人语也。”此说虽未必尽然，然如余之天资学力两者俱绌而又家鲜藏书，兵燹之后更复荡然，寒士借书不易，即欲考订而不能，故多半阙如。^[6]

所以，清初的访碑，有部分还是延续明人的研究书法目的，但在金石考证之风盛行的背景下，清初金石书中的访碑资料多避免直接谈论金石的书法艺术，而其书法功用还在。如乾隆元年（1736）左右刊出的牛运震撰、^[7]褚峻的摹刻本，^[8]最初的书名为《金石经眼录》，后再版改称《金石图》（图3.2），第一册就是主要以山东地区为主的秦汉金石摹刻本，其中所收都是金石文字图样，犹如秦汉书法图目。此书辨解文字，解释金石由来，考古文之所出，有碑刻的时间、地点并碑的制式与文字源流。其中引用了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集古录》和《隶续》。考证是牛运震的工作，而褚峻的工作显然更加艰巨，而他的目的是：

图3.2　褚峻摹刻《裴岑碑》
选自《金石图》光绪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

因此数字而想见其遣笔结体之遗意。^[9]

《金石图》很显然是访碑的结果，而且经过了书法风格的仔细辨别，大尺寸的图文缩小的比例也非常精确。合阳书家党晴梵在《华云杂记》中说：

褚氏《金石图》……缩丰碑巨制于尺天寸地中，圭跃花纹，无不历历，洵能手也。不惟文字摹刻极小而致，题跋亦整洁可爱，考据尤精赅详明。

褚峻是康、雍间以传拓、售碑帖为生的著名的碑估，他最知道文人对金石的需求，所以把碑帖“批发”缩小刊印，这样文人们既节省了访碑的时间，又可享受金石的资料。而褚峻所印的第一册只有汉代以上的金石作品，这也反映了清初学术界对汉代以上金石资料的急切需求。(www.xing528.com)

这种对于金石的时代体系上的要求，更容易对书法的审美风格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是本书稍后要讨论的问题。

3. 清代中期的访碑活动

清中期是乾嘉学派最活跃的时期，访碑的活动也达到高潮。

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刻的朱枫《雍州金石记》这样记载：^[10]

《清波杂志》言郑旸叔霭集川蜀金石刻为《五路墨宝》，为世所称述，以旸叔身在其地，见闻既真，访问亦易，故能若是其详且备也。……辛未（1751）入秦，迟留十载……海内之金石各有其书矣。乾隆己卯（1759）秋日朱枫近漪氏题于秦川滴水草堂。^[11]

从乾嘉学者朱枫十年的访碑结果来看，当时金石收集和研究的需求使刊行访碑所得变得非常急迫，可以说各地都在访碑，然后刊出，就好像比赛一样，因此规模和深入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早期。

《益都金石记》的武亿序言就记录了段松苓为毕沅、^[12]阮元编写《山左金石志》所展开的大规模访碑活动：

今岁春二月，山东督学使者仪征阮公编录此方金石遗文，属益都段君赤亭为之搜采。君既任其事，由泰安抵济宁，又折而南至于临朐沂镇，往返千有余里。所至披榛棘，携拓工，手拓数百纸，及获前人所未及收者又数十本，辇致以归。已而自出平日所缉乡邦遗刻，录有成书，上之阮公。公悉命采摭，不没其实。^[13]

这时的访碑活动已经不是个人的采风，而是带有长官意志的重要文化建设活动。

内容最丰富的访碑记载可能是黄易所画的《嵩洛访碑图》（图3.3），^[14]此画完成后曾送多方题记，画上留有翁方纲、孙星衍、王念孙、伊秉绶、梁同书、奚冈、宋葆淳、何绍基等多人题跋诗文。《嵩洛访碑图》以写意画的笔法，绘有黄易访碑所到的山水二十四处。此画为册页对开，左题右画，左边为黄易自题所画每一访碑处记录，空白处又有其他人的题跋，合诗文书画印章为一。画有金石意味，而多人题跋所作的书法使访碑活动具有时代的艺术风格。

图3.3　黄易《嵩洛访碑图》之一册页
嘉庆九年（1804）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所写的《嵩麓访碑记》记载了这次访碑的具体情形：

偃师武君虚谷得《晋征东将军刘韬碣》，因构小石山房藏之。余造访扪石，润如元玉。虚谷又出古玉圭共赏，堪称二妙。赠余《龙门造像碑》百余种，李北海《麓山碑阴碑额》，李吉甫等《永兴石室题名》，元遗山、王黄华等《超化寺题名》。同至学观，所收魏齐至元诸石刻，皆奇观也。……嘉庆元年（1796）秋……多访寺庙石碑阙……十月还……四十日成此二十四图，以志快幸，拓碑四百余种。黄易记。

图3.4　黄易《嵩麓访碑记》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

从中可见黄易与武亿的金石交往，以及此次访碑的工作量。（图3.4）翁方纲也为此次访碑写了《题嵩洛访碑图》，所记十分翔实，其中描述了翁氏亲自参与的对龙门石窟的访碑活动，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北碑的评价：

老君洞在龙门南，洞门高壁阳文，太和十一年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魏灵藏》等刻亦在高处。工人升梯遍拓仅及二丈余，洞顶之刻苦难措手。左有小洞门，刻德平六年《古验方》，向止拓东壁，今全得之。石刻阳文者极罕见，此一也，书法亦劲逸，而镌刻未精耳。嘉庆元年（1796）九月……往返四十日，得碑四百余种。^[15]

这种访碑活动还扩大到更大的金石书画群体中。特别是黄易等人的嵩洛访碑，在群体中更是影响巨大。翁方纲《题嵩洛访碑图》总跋中曰：

秋盦此图寄来于是腊月十八日（1796）篝灯时，正值连朝大雪，次日约诸君于苏斋拜坡公生日，共几赏此，数年来是日之集所不及也。^[16]

黄易曾为毕沅、^[17]阮元《山左金石志》的访碑做先锋，^[18]翁方纲所题中表明，翁方纲是此次访碑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摹拓了一些过去没有拓到的碑刻。再看何绍基的题跋，^[19]他未参与这次访碑，但曾作《朱时斋杨旭斋来看石门颂……凄然有作》诗：

忆余昔年廿四五，随侍使节至齐鲁。藉书园与燕园邻，始识伯生及通甫。渌卿季直摹古印，征和锐志习《书谱》。余偕仲弟正年少，跌宕其间上下古。渐染金石文字味，四十年来成肺腑。晚年更作历下游，乾嘉余韵留樽俎。（原注：翁覃溪、阮仪征、桂未谷、黄小松、李铁桥、孙渊如诸老搜考金石，踪迹多在山左）……平生肆力在书律，毡蜡蒐寻遍寰宇。东京石墨皆我师，臂捥虽衰勇犹贾。^[20]

何绍基把前辈的访碑活动与自己的书法成长联系起来，题此诗时，作者约61岁（1860）。可见在乾嘉的访碑活动的高潮中，金石对书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何绍基看来，对书法的追求和对金石的需求成正比。

访碑中金石与书画的关联通过以上不同时代的比较可知，以金石考证经史的需求是访碑活动增加的直接原因，但是通过访碑获得金石的书画研究资料也是此类活动的目的之一。而且随着访碑的规模扩大和深入，从金石本身发掘出来的书画成果又刺激了对金石新资料的不断需求。在访碑的过程中，参与者通过学术交流，感悟自然，深切领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也为扎根于古代文化的文人书画提供了更加深厚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