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开创以金石学考证经史的学术方法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六章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1]实为斯学滥觞。
这是很有名的一段关于清代金石学发端的权威论断，而后梁启超按金石学的学术成果分类阐述清代金石学术概况，而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是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开启清代金石学的学术景象。
其实对于《金石文字记》，《四库全书》的评语中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2]并一一列举，清人对考证的严谨以至于此，不厌其烦。这说明《金石文字记》在考证方面还是有问题的，但四库馆臣最后给他的评价是：
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题也……未免勇于非古……未免疏于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明白，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3]
从资料考证来看，《金石文字记》大概在康熙时代的早些时候编写，与以上评论时间相距将近一百年，这种评论公允度应该很高。所以《金石文字记》之所以开启清代发达的金石学，是在于顾炎武“其本末明白，灿然明白”的金石学学术思想。
而同时期曹溶的《金石表》却因为找不到突破的方向，[4]延续明人的著述方式而被批评。四库馆臣评云：
以表为名殊不相称，其间既不从欧赵，不分时代之例，而所列时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为一，尤为杂糅，似乎未经编次之本……余皆不置一词，亦不足以资考证。[5]
但曹溶却是对朱彝尊有重要影响者。[6]可知明末清初其他一些金石研究者的思路还不是十分清楚，所以顾炎武把金石知识运用到经史的考证中的方法，对金石研究的推动作用十分关键。
顾炎武以金石考证作为研究经史的重要方法，通过金石考证，建立了严谨的经史学学风。而经史是古代读书人学习的核心内容，这种学术方法吸引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金石考证中来，这是金石学研究潮流产生的根本原因，而《金石文字记》正是起到了样板的作用。
2. 以严谨的金石考证反思明人学风
顾炎武入清后不仕清廷，年轻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清王朝政权稳固后，转而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文化原因。他认为学风虚浮是对明王朝最大的伤害，其思想体现在《日知录》中：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7]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8]
所以顾炎武还要在亡国后力挽民族文化，使之不至于覆灭。顾炎武《求古录》是一本在《金石文字记》基础上整理撰写更完整翔实的金石书。其序言和《金石文字记》基本相类，是记录在金石学方面身体力行作学问的心得的著名篇章：
予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讹，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念古人遗刻且日远日湮，后之人未必如予，即如予而数十百年之后又当磨灭几许。又欧阳、赵氏二录仅有其目而不著其文，良以卷帙浩繁难以尽载，而好古之君子不无遗憾，乃取箧中所得，重为删正，去其大半，择可传者录之，以贻诸后人。其高文大篇已见于方志者不录，碑刻之摹拓而传于世者不录，近代词人之作多有文集者不录。在乎阐幽表微，备史乘之遗，存前古之制。然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北方之人，鲜能识字，其或限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9](www.xing528.com)
《求古录》例同《隶释》，记录碑刻全文，而书名与《集古录》类似，是自视同其类。从序文中可见清人这种勤奋严谨的学风自顾炎武始成为一种治学标准。
陈奕禧在来浚《金石备考》书前题词中记录顾炎武的金石活动：[10]
顾亭林只抄己所见者，其不见者不录也。……康熙甲戌（1694）八月朔，海宁寅弟陈奕禧题。[11]
从中可以看到顾炎武对于金石资料取舍的严谨程度。作为金石学的学术基础，清人对金石文字记录的第一手资料，开始只有通过直接的户外访碑记录来获得，这和前文介绍的明人的金石书只是简单利用别人的资料来编撰有根本的区别。顾炎武的文章描述了学者要获得这些第一手资料所作的努力。
有一点必须看到，清人金石学的开端虽然反对金石学艺文化，却从不否定金石学中“词翰之工”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清人金石学观点十分严谨，也为后来金石学对书画的影响留下了空间。当然也有人极端排斥金石学的艺文作用，也有人相反运作，但都是少数，不能代表清初金石学的整体。
虽然顾炎武以金石治经史的方法影响了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从清人对顾炎武的敬重就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大，但是这种影响当时并不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乾嘉时期才得到空前的响应。
比如同时代有来浚的《金石备考》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出，陈奕禧、张廷遴两人的题识皆称以金石为书法学习之用，但亦有功于名教。很显然陈、张还在延续明人金石学的范畴，并不清晰地懂得顾炎武的学术理念。陈奕禧著有《金石遗文录》，也是以书法为主，但这些金石书在清代逐渐被人忽略。
而在文化圈子中清楚知道顾炎武学术理念正确的人，则即刻作出回应，如林侗《昭陵石迹考略》，[12]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出，此书为考据之书，不提书律，以记述历史为主，并加评赞。题记人有黎士宏、萧正模、潘耒、周在浚、陈汝器，其中潘耒又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福建刊出《日知录》，并在《日知录》序中热情赞扬他的老师：
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13]
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曾说，“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在以金石考证经史的治学方法基础上，顾炎武倡导金石学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顾炎武之所以从金石学入手建立学术基础，和崇古、复古思想分不开。如《金石文字记》写道：
《龙藏寺碑》……然则今人之不及古者又岂独书法之陋、文字之讹而已哉？[14]
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今人缺少古人美好的思想精神，所以要恢复汉人的传统文化精神；必须对已经歪曲的经典重新修订，恢复经典本来的意义。而这种文化思想对于受到外族统治而又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文人学者来说，一起去纠正带来王朝覆灭的破败文化，无疑是宽慰自身的最好的良药。重新建立和解释经典需要的资料只能是从金石文字开始，而对于金石的书法参照必然全面转向秦汉碑刻研究，如郑簠倡学汉碑就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15]
其二，这种对金石理所当然的引入，也和明末的越来越多的访碑活动有关。明末清初同样出现过一些金石书，基本上延续明人金石学的方式，真正在金石学和经史考证上面建立学术体系的，是从顾炎武开始。
其三，顾炎武抓住清王朝崇尚名教的社会心理，以金石考证经史的思想让后来大多数清人学者对金石学产生兴趣并参与其中，使得金石学有了广泛的学者基础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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