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入画：清代道咸时期金石书画研究

二、明人金石书

明人以金石为主的书主要有：

朱珪《名迹录》　洪武二年（1369）

陶宗仪《古刻丛钞》　（约1350—1412）

赵古则《石鼓拓本跋》　（约1371—1395）

曹昭《格古要论》　洪武二十一年（1388）

陈《吴中金石新编》　弘治年间（约1497）

都穆《吴下冢墓遗文》　成化二十二年（1486）

《金薤琳琅》　正德八年（1513）后

顾元庆《瘗鹤铭考》　正德十三年（1518）

陶滋《石鼓文正误》　嘉靖十二年（1533）

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　嘉靖十六年（1537）

《舆地纪胜所载碑目》　嘉靖十六年（1537）

《墨池琐录》　嘉靖十九年（1540）

《金石古文》　嘉靖三十三年（1554）

盛时泰《苍润轩碑跋纪》、《续纪》　嘉靖三十五年（1556）

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　隆庆年间（约1570）

孙克弘《古今石刻碑帖目》　万历刻本

赵崡《石墨镌华》　万历四十六年（1618）

赵均《金石林时地考》　万历四十七年（1619）

顾起元《金陵古金石考目》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周之士《游鹤堂墨薮》　万历末年（约1620）

赵宧光《说文长笺》　崇祯四年（1631）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崇祯五年（1632）

周锡珪《唐碑帖跋》　明末

郭宗昌《金石史》　崇祯年间（约1638后）

明人涉及金石的笔记类书主要有：

朱存理《铁网珊瑚》 弘治年间（约1500）

杨慎《丹铅总录》 万历十六年(158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万历年间（约1607）

焦竑《笔乘》 万历年间（约1600—1620）

安世凤《墨林快事》 万历年间（约1613后）

娄坚《学古绪言》 崇祯年间（约1631）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崇祯年间（约1635）

孙承泽《庚子消夏记》 顺治十七年（1660）

这里列举了明人主要的金石书籍，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明人所题书名文人气很足，有的书打眼一看竟不知是何物，这就是清人对明人在学术上最为不满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华而不实，“浮言”太多，多数书看了半天，使人没有收获，而且有的看似不错的书，内容却时不时臆造一下，让人不知真假。

1. 明人金石书的问题

◆首先，其中有的书内容质量较差。

例如顾起元《金陵古金石考目》因为不记载碑刻撰书人的姓名，^[7]评者断定“其考证不足据”；孙克弘《古今石刻碑帖目》、^[8]周锡珪《唐碑帖跋》都被评为“考证不足据”。^[9]而都穆弟子顾元庆的《瘗鹤铭考》甚至被评为“无益于考”，^[10]清人对其评价很低，有不屑之意。

◆其次，素材使用不严谨，只是图方便，疏漏严重。

明人金石学多以现成可得的素材编书，常常不加筛选，如杨慎的《水经注所载碑目》和《舆地纪胜所载碑目》就是如此，^[11]并因此遭到嘲笑，四库馆臣评云：

昔宋洪适作《隶释》，^[12]尝以《水经注》所载诸碑类为三卷。慎偶然未检，遂复著此篇，未免为床上之床，且精审亦不及适。^[13]

此可见明人著书讹谬多的原因，风气使然耳。杨慎号称“明代第一才子”，36岁流放边关，手边书籍不全，怎么可能实证金石。

又如四库馆臣评都穆的《金薤琳琅》：

是书仿《隶释》之例，……不尽据石本也……疏略……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14]

初看这实在是恶评。此书虽有明人习气，如书名浮华，然作为明人所作的石刻汇编，对于后人了解明人的所见所评亦有历史价值，岂有不可传之理。而且清人金石著录引用《金薤琳琅》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此书的特点就是“仿《隶释》”载录前代碑刻全文。不过仔细看来，大的问题的确有。如卷七之前为汉碑，而其后卷八直入隋碑，魏晋南北朝被直接省略掉了，这真是疏略的典型。

再如于奕正《天下金石志》，^[15]题名非常醒目，可能是最早的以金石志为题的金石书，但同样是以现成可得的素材编成的书。书前刘侗题：

汇函所胪具有：欧阳修《集古录》、曾巩《金石录》、赵明诚《金石录》、刘攽《先秦奇器录》、洪适《隶释》、《隶续》、薛尚功《钟鼎款识帖》、蔡珪《金石遗文》、田槩《京兆金石录》、叶梦得《金石类考》、都穆《金薤琳琅》、杨慎《金石古文》、徐献忠《金石文》、王家瑞《咸阳金石遗文》、赵崡《石墨镌华》、杨嗣昌《德山金石录》。^[16]

此书只是把可得的金石书以碑刻为类，上至《石鼓》，下至宋元名迹，以时代、地区分，并记书体、地址、时代年月。

以这种方式编书的结果可想而知。最为疏略处是在书前加一百多例不知在何地方的汉碑，这实在有违金石志的书名。四库馆臣评云：

盖奕正生长京师，平生未出国门，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其不能详者亦宜也。^[17]

所以评其“误谬过多，无足考证云”也在情理之中。另外据《续修四库全书》第886册所收的明崇祯刻本，此书中有朱笔批注，据翁方纲跋云为孙国敉（伯观）批注。其中《辽云居寺续镌石经记》被批“字不成说，却存一大故事”。下加“王铨书”。孙国敉、王铨都为亡国之臣，不论入清后地位如何，但对于明人的虚词浪语一定有切肤之痛的，入清学者这种对文化的反思理所当然。

其实于奕正的《钓鱼台记》可称游记佳作。明人有才华，但疏于考证，被清人指为不实之词。以此看来，明人非考据不详，只是无此文化关注，他们更多关注辞藻和才子的感觉。

◆第三，明人作金石书只是出于一时的想法，没有好好勘正，又或掺杂私意，显得浮躁。

如盛时泰《苍润轩碑跋纪》及《续纪》，^[18]按照内容所记此书应为盛时泰二十七岁所著。四库馆臣评云：

是纪所著碑版，于金陵六朝诸迹为多。率皆借观于人，非尽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复详考原石。即如孔庙《汉史晨碑》后有武周时诸人题字，乃疑为于别刻得之，则并未见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晋王羲之书《周孝侯碑》为陆机文，陆机之文既不应羲之书，且其中于唐诸帝讳皆缺笔，其伪可不辨而明。而是纪乃信为羲之所书，则于考证全疏矣。^[19]

盛时泰是金陵才子，这本书也是在这种背景中刊出，书中所记只是随观随记，缺少全面的把握和理解，只能如此结果。明人有时因为有才子名，所刊之书，即便有问题，也会迎合书商刊行。到明末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甚至为了才子之名而出现伪书。

又如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20]四库馆臣评云：

阁帖自米芾、黄长睿、秦观诸家而后，踵加考订者寥寥无几。从义始参汇群说，辑成一编，后来评帖者每以为据。而识见浅近，又不得善本以相校勘，故搜罗虽广而精审未臻。^[21]

这本书全名为《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而《四库全书》去掉此书名最吸引眼球的“历代帝王”四字，使得此书一下子返回原形，所以此书的编写具有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所谓“考异”只是幌子而已。

再如赵均《金石林时地考》的情形，^[22]四库馆臣评云：

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编次郡省，分别时代，以便访求。其中如南直隶唐碑，以他本较之，失载《岑君德政碑》以下五碑，及福建《玉枕兰亭》作褚遂良书之类，俱不免失于考核。然亦有足订他书之讹者。^[23]

赵均是赵宧光之子，^[24]（图1.3）也是少年才子。赵宧光是晚明金石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草篆很有名，注重样式表现，也是明人金石学所关注的一种书体。《金石林时地考》为赵均28岁写成，编纂的想法很好，书的内容为碑刻目录，把碑刻和地点时代对应编目，虽不够翔实，但条理清楚。从内容看，其实此书的编纂强度应该不大，却依然“有讹”。而书中一段内容令人怀疑到此书的奇妙目的，赵均在《书家藏法帖贞珉后》中称：

图1.3　朱简“元春”印
朱简（1570—1630）字修能，是赵宧光书画群体中一员，曾为赵宧光刻印多方，他是对丁敬有直接影响的印人之一。

余有法书之嗜，染成膏肓之疾，以为人有兰宫宇、二酉五车而不藏名帖，不蓄名石，即琳琅珠玉、异玩奇琛积如丘山，堆令充栋，都不成佳话……每一春秋止拓数帙以公同好。或有真能冰鉴者，举而赠之。间有以货财相易者，利而与之。饰以缣缃，装以珉玉，定为十种，不二其价，列之下方。^[25]

这是本人所见金石书中唯一带拓本价目的书，让人明白此书有一定的商业动机。(www.xing528.com)

观察以上明人金石书的问题，大部分的金石书作者不是没有能力使其考证更加准确，而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严格的考证，因为明人的文化崇尚，使之在书中加入了其他的关注点。

从赵均父辈的关注点上可以了解到，在明末已形成了对金石的书画功用的思考，对金石拓本也有较大的需求。

2. 明人金石书的关注点

◆对于书法的关注是明人金石书的主要切入点。

重新审视一下前文所列的明人金石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书潜在的关键词就是书法。从朱珪《名迹录》到赵崡《石墨镌华》，^[26]以及前文所分析的各种明人金石书，所关注的核心就是书法。

朱珪《名迹录》，刊行时间在元末明初，《四库全书》将其列为明人作品，本书依此。四库馆臣评云：

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有资考证。^[27]

此书实为延续元人金石书的特点，内容主要是作者平生所自刻名人题咏碑文。此书引人注目的是附录，载当时与朱珪交好的文人对他的题赞，其中特别是对其印学的赞美，可窥明初文人在印学方面的某些观念，有《方寸铁志》（杨维桢），《朱伯盛印谱》、《印文集考序》（卢熊），《印文集考跋》（张绅）等。所以此书是典型的文人艺文汇编加对印学艺术的赞美的文献。

赵崡《石墨镌华》基本上就是关于书法评论和书法技艺的金石书，四库馆臣评云：

三十余年著旧碑……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于笔法而略于考证。……而所论笔法于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亦僻于一家之言。^[28]

相对而言，记录石刻全文对于以书法为关注点的《石墨镌华》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在赵崡的时代，访碑的活动已经开始，赵崡就是一个典型的身体力行的访碑学者，其自序记：

以余三十年所收，虽过都、杨，而视欧才三之一，视赵不能十之一。^[29]

这其实是对自己的碑刻收藏丰富的变相夸赞，并非是自谦，因为都穆、杨慎是明代公认的数一数二的金石大家。赵崡完全有能力在金石考证方面有所获得，但却没有兴趣，因为这时的金石家把金石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了书法上。

再看郭宗昌《金石史》这本从题目看起来最为接近金石学研究的书关注的核心是什么。^[30]四库馆臣评云：

然宗昌与赵崡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31]

所以一本《金石史》，郭宗昌是当做书法史来编著的，这就是明人看待金石的想法。而对于前文所举若干涉及金石的明人笔记丛书，同样也是以书法作为金石研究的切入点。

◆社会文化导向使得明人金石学关注点转移。

陈的《吴中金石新编》是没有被清人痛批的少数明人金石书之一，^[32]四库馆臣评云：

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余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33]

这本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只选了一个城市范围中的石刻，并且联合“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一起编纂的。但是这个成功的例子没有被复制，而大多数金石书是采用借阅和摘录别书的方式来编纂的。

而同时期的都穆所撰《吴下冢墓遗文》，这篇文章在都穆生前没有刊行，而是门生后来替他刊行的。其中序文有：

成化丙午日（1486）长至虎丘山人都玄敬。^[34]

可知此书为都穆28岁时所作。此书只有抄录之意，无其他之想，和陈《吴中金石新编》编撰意图相近。长洲人吴宽为《吴下冢墓遗文》作的序中亦表达了一种简单地记录金石之意：

托于石者有时而亡，惟刻于木而摹印焉，庶可久也。^[35]

这和清人金石学发端一致，但是此书只是都穆年轻时的收获，而后来他没有走这条路。从与陈和都穆同时期的书来看，在明弘治之前有过一阵金石考证的热情，如陶宗仪《古刻丛钞》载录金石全文，^[36]“所载诸碑传于世者甚罕”，而且采用积极的访碑方式。但从27年后55岁的都穆所作的《金薤琳琅》来看，关注点则完全不同，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只能是正德时期的社会文化风尚和导向发生了变化，当时人更关注书籍刊出是否符合读者的兴趣。而且前文探讨明人金石书问题时也可看到发生在盛时泰、顾从义、赵均身上迎合读者兴趣的例子。

综上所述，明人金石学总体上没有脱离元人的影响，和艺文保持密切的关联性，（图1.4）其关注点集中于书法。这种关联性和关注点是造成元明时代金石学相对式微的主要原因。把金石作品只当作书法艺术研究的参考资料，使得元明金石学的参与阶层总是处于“在野山人”的范围，只能使金石学变成一种玩物丧志的学问，变成炫耀才气的浅薄知识。

图1.4　《西厢记》插图上的彝器和金文

而明人之所以没有突破元人的金石学观念，原因更加复杂，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明人的文化崇尚相对成熟单一，书画审美一成不变。直到明末清初，人们才发现需要文化更新，这个更新首先就从反对艺文化的金石学开始。

【注释】

[1] 欧阳修有《集古录》，赵明诚有《金石录》，洪适有《隶释》《隶续》，从研究资料来看，此三人的金石书在乾嘉后期、道咸之前一直是金石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

[2] 吾丘衍（1272—1311）字子行，号贞白，浙江开化人。工书印，谙音律。著有《周秦石刻释音》、《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学古编》等。《学古编》卷一为《三十五举》，是最早的印学著述。

[3] 潘昂霄（约1260—？）字景梁，号苍崖，山东济南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通奉大夫，谥文僖。著有《金石例》、《苍崖类稿》、《苍崖漫稿》等。

[4] 潘诩，潘昂霄之子。

[5] 虞集（1272—1348），元代人。字伯生，号道园，称邵庵先生。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

[6] 潘迪（生卒年不详），元代人，著有《石鼓文音训考正》。 刘仁本（？—1368）字德元，号羽庭，浙江黄岩人。进士，方国珍幕僚。著有《海道漕运记》、《羽庭诗集》、《羽庭文集》等。

[7] 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号遁园居士，江苏南京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卒谥文庄。著有《金陵古金石考目》、《金陵古今图考说略》、《客座赘语》等。

[8] 孙克弘（1532—1611）字允执，号雪居，孙承恩子，上海松江人。官至汉阳知府。工书善画，著有《古今石刻碑帖目》。

[9] 周锡珪（生卒年不详），明末人。

[10] 都穆（1458—1525）字玄敬，号南濠先生，与唐寅交好，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进士，曾奉使至秦川，官至太仆寺少卿。著有《金薤琳琅》、《寓意编》、《南濠诗话》、《都公谈纂》、《骊山记》、《周易考异》、《使西日记》、《游名山记》等。 顾元庆（1487—1565）字太初，号大石山人，室名夷白，江苏苏州人。都穆弟子，工书。著有《十友图赞》、《云林遗事》、《夷白斋诗话》、《茶谱》等。

[11]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成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官翰林院修撰等，世宗时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著有《升庵经说》、《檀弓丛训》、《丹铅总录》、《艺林伐山》、《全蜀艺文志》、《词品》、《书品》、《画品》、《金石古文》、《风雅逸篇》、《石鼓文音释》、《云南山川志》等多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12] 洪适（1117—1184）字景伯，号盘洲老人，江西波阳人。官至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谥文惠。工诗词，著有《隶释》、《隶续》等，是清代之前最全面的汉隶金石书。

[13] 杨慎：《水经注所载碑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第53页，齐鲁书社， 1997年版。

[14] 都穆：《金薤琳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2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15] 于奕正（明代嘉靖间人）字司直，北京人。好山水金石，曾与刘侗合撰《帝京景物略》，所写《钓鱼台记》堪称游记佳作。

[16]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刘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886册第3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7]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第461页，齐鲁书社， 1997年版。

[18] 盛时泰（1529—1578）字仲交，号云浦，江苏南京人。嘉靖进士。善画，著有《苍润轩碑跋纪》、《金陵人物志》、《金陵纪胜》、《牛首山志》、《栖霞小志》、《大城山志》、《阅古编》等。

[19] 盛时泰：《苍润轩碑跋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第89页，齐鲁书社， 1997年版。

[20] 顾从义（1523—1588）字汝和，号研山，上海人。官中书舍人。工书画，著有《法帖释文考异》。

[21] 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3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86年版。

[22] 赵均（1591—1640）字灵均，赵宧光之子，夫人文俶之高祖为文征明，苏州人。死后由钱谦益为墓志铭。著有《金石林时地考》。

[23] 赵均：《金石林时地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41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24] 赵宧光（1559—1625）字凡夫，号广人，居苏州寒山。布衣，擅诗书画印，最早以草篆擅长的明人书家。著有《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寒山帚谈》、《九圃史图》、《牒草》、《寒山蔓草》、《寒山集》、《刻符经》、《动草篆》等。其友编《赵凡夫先生印谱》。

[25] 赵均：《金石林时地考》，万历己未（1619）年成书，上海图书馆藏手稿第126页。

[26] 朱珪（1320？—1378？）字伯盛，江苏昆山人。读书十年不下楼，五十不娶妻。工书印，著有《名迹录》。 赵崡（1564—？）字子函，号中南敦物山人，陕西周至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家有傲山楼，藏书万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仿欧、赵体例，编著《石墨镌华》。

[27] 朱珪：《名迹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2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86年版。

[28] 赵崡：《石墨镌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45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86年版。

[29] 赵崡：《石墨镌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45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0] 郭宗昌（?—1652）字允伯，陕西华县人。著有《金石史》、《涉园杂著》、《松谈阁诗稿》、《松谈阁印史》等。

[3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5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986年版。

[32] 陈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

[33] 陈：《吴中金石新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93 — 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986年版。

[34] 都穆：《吴下冢墓遗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第1页，齐鲁书社， 1997年版。

[35] 都穆：《吴下冢墓遗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8册第2页，齐鲁书社， 1997年版。

[36] 陶宗仪（1329—1412）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师张翥、李孝先、杜本诗文，向舅赵雍学书法。编纂《辍耕录》、《书史会要》、《说郛》、《古刻丛钞》、《淳化帖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