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开张——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清末广东南海（今广州）人，也称“南海先生”。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他于1888年到1898年间曾先后七次上书，要求朝廷变法，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1898年，他受光绪皇帝委托主事新政，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下了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一页。变法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残酷打击，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亡命日本，继续为保皇奔走呼吁。但他又不愿意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合作，从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沦为封建社会的孤臣孽子。
康有为精书法，继阮元、包世臣后，更身体力行“碑学”之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为清代后期书法别开天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康对自己的学书经历曾有如下自述：我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世臣）法，通张廉卿（裕钊）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朱九江即朱次琦，是康有为同乡前辈，擅写榜书，师法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而能别出新意，富有笔力气魄。康有为也喜作大字，正得力于这位先生。包世臣力主学碑，引导了康有为向南北朝碑刻取法。他的学碑情况如马宗霍先生所说：“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形成了符铸所说的“有纵横奇宕之气”的风格。
有人对康氏书风做过如下分析：也许康有为生于衰败的王朝末世，报国无门的愤慨只能发之于笔墨。从中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国势强盛或相对稳定的时代，书风总是比较典雅内涵，充满从容不迫的自信感，如唐代的欧、虞和东晋的二王。而在乱季，一些大家的笔墨中总透露出一种不安的苍凉之感，这从颜真卿和杨凝式等人的书迹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康有为也强烈地流露出这种情绪来。总的说来，他的书风豪迈苍茫，用他自己的两句诗来比喻还是合适的：“云垂大野鹰盘势，地展平原骏走风。”
康有为的书法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生涯上的豪迈恢弘的性情气质，其笔力劲健，沉劲入骨。尤其是晚年，其书愈是精妙浑穆，不少楹联写得极为精彩。字的结体纵横相间，宽博浑朴，用笔浑厚劲健而不失古法，枯笔处尤见豪迈气概。康的作品有的是与名人间用于社会交流的书札或手稿，较一般书札必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艺术性。因为书札与书法一样，本身是有思想、有生命的，它凝聚着作者的情感和智慧，或者说，它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康有为行书七言联(www.xing528.com)
康有为行书立轴
康有为对书坛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写的《广艺舟双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总结了自清代中期崛起的尊碑运动，为“清人尚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要矫正千年“帖学”末流所造成的弊病，只能向大量出土的“笔画完好，精神流露”的南北朝碑刻学习，这些“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的碑刻正可为萎靡的书坛贯注新鲜的阳刚之气。因此他进一步归结了南北朝碑刻有“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风美”。在“尊碑”的方向上，他认为还要取法乎上，就是要超越二王向篆隶溯源取法。在当时秦汉、六朝碑版大量出土的条件下，这个观点的确为书家开拓新的视野、开辟新的境界，具有积极作用，也为书坛新的繁荣指出一条新路。
由于康有为声名卓著，书法风格独具特色，其润格一直很高。现今他的作品大都在数万元间，特殊的可达数十万元。2010年浙江长乐拍卖其行书八条屏（238厘米×57厘米×8），成交价为人民币716.8万元。
康有为行书立轴
康有为行书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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