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鉴藏录：文化含量与文献价值

文化含量与文献价值

收藏民国书法，作者的身份和艺术水平固然重要，但也得观其内容。同一作者的作品，内容好价值就高。曾见林语堂的一幅《书法立轴》，尺幅只有66厘米×33厘米，但“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的内容好，这件书法苏富比估价仅人民币2万元至3万元，受到众多藏家的追捧，以13.99万元拍出，高出估价10多万元。

书法的内容也包括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同是书法，照写前人诗文与自创的诗词、自作的文章价值并不相同，因为其中的文化含量不同。湖北博物馆收藏吴昌硕部分手稿，其中一件的内容为：“雨气浴无端，裳衣瑟瑟寒。酒杯酬地缩，山海谢图看。天向默如此，日来愁大难。明朝好行色，舴艋渡萧滩。大至翁示车中，亦作依韵清正。丙寅小暑大聋。”此乃吴昌硕先生依大至翁诗韵所作。大至翁即诸宗元（1874—1932），字贞壮，一字其长，别署迦持，晚号大至，浙江绍兴人。擅诗词，诗与李宣龚、夏敬观齐名。工书法，商务印书馆出版涵芬楼珍本题署，出其手笔。著有《病起楼诗》、《大至阁诗》、《中国画学浅说》等。吴昌硕于己酉年（1909）在苏州与诸宗元相识，两人论诗极为投契，互为知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其后两人过从甚密，诗歌酬唱往来频繁。贞壮晚年寓居杭州，吴昌硕每次来杭必与贞壮同游西湖，吴有时也邀贞壮去沪小住。吴昌硕晚年请其为自己作生圹志，贞壮也为吴作《缶庐先生小传》。《缶庐诗》中，吴昌硕在80岁前致诸宗元诗均称呼其贞壮，81岁这一年两人无诗作往来，到82岁他致诸宗元诗就改称其为大至，可以断定诸宗元是1924年或1925年取号大至的。该手稿书于丙寅年（1926）吴昌硕83岁，即逝世前一年，可以说人书俱老，虽为尺幅小品，仍具有排山倒海磅礴之势。更为可贵的是，此为吴昌硕自作诗，还有其中所蕴藏的文化、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及背后的故事。

2009年3月，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徐悲鸿《任伯年评传书法手卷》也是不同寻常的作品。这一手卷，前面是徐悲鸿的文章手迹，后有徐悲鸿致陈之初先生信札九通，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致陈之初先生信札七通，信封五幅。评传内容主要记述任伯年的生平琐事以及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绘画艺术极为赞赏，将其“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在信札中，徐悲鸿提到他将任伯年的绘画作品拿给自己在法国的恩师达仰先生鉴赏，达仰先生对任伯年的绘画大为赞赏，写下评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如此密致的彩色中……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徐悲鸿在给陈之初先生的信札中除了记录一些生活琐事外，也极力赞赏任伯年的艺术成就。整幅手卷字迹结体疏朗大方，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却自出机杼，锋芒内敛，除却霸悍气，使作品气息归趋平淡冲和。而尤为难得的是评传中所表达出的悲鸿先生的艺术观点，这种特殊的内容不是一般书法作品所具有的。

蔡元培行书立轴

陈其美写给黄兴的书法立轴，具有特殊的价值(www.xing528.com)

还有一些民国时代的书件，之所以珍贵更多的则是体现在它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上。此类墨迹以信札、文稿居多。如丰子恺先生致钟器先生的信，此信写于1937年8月1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丰子恺先生在信中写道：“天津浩劫……沪杭间战事正烈，敝乡幸地处穷僻，目前尚可居留，杭州敝寓则已杜门，来示请寄浙江省石门湾”，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王蘧常数千字的稿本《在孤岛上所作和所见的诗文回忆》，以及书写稿件前后的通信，都是研究孤岛文学的第一手材料。2010年春中国嘉德拍卖的征集自胡适后人的李大钊、周作人撰书《李大钊致胡适书札、周作人致李大钊书札》，内收李大钊致胡适书札一通十页，以及周作人致李大钊书札二通三页，均为1921年手稿本，由信中可知，1921年《新青年》分裂办刊已不可阻，陈独秀、胡适二人抢争“新青年”之名互不相让，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从中调停等。此件可补史料，极具文献价值，最终以280万元人民币被竞得。像这种文化含量、文献价值非凡的民国名人墨迹无疑也是极具投资空间的“黑马”。

胡适

陈独秀

陈独秀致胡适书信

陈独秀致胡适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