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与手稿：发之于心
饮冰室是天津梁启超故居书斋，位于昔日意大利租界四马路的二层小洋楼。2012年11月，这里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品中近250通家书，有十余封信函可查证于饮冰室写就，并邮寄给了时居北京“南长街54号”的梁启超胞弟梁启勋。而且这批信函所用信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饮冰室各个时期的自制信笺，尤其是1918年、1921年、1922年的梁启超手迹几乎都出自饮冰室。内容多触及民国史上直奉战争、护国战争、反对张勋复辟等。除一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札外，还展出梁启超在天津饮冰室写就的重要手稿，如《清代学术概论讲稿》等。《清代学术概论讲稿》共二十七纸，从金石、史学、地理、天算、理学、经学、文学等角度罗列了清代学术开创之祖、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
萧劳写给张牧石的信札
信札又称尺牍、手札、书札，相当于当今人们所说的书信、信件、信函。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信札在古代是沟通联系的最重要方式，不仅代表了写信人的形象、学问、态度等，也体现了写信人的书法水平。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动荡、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沟通等因素，信札内容愈加丰富，其个性化特征更为突出，主体性风范愈为彰显。特别是名家信札，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的代表和名流，他们的亲笔信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及与友人间的诗文唱和、学问探讨等无不有所反映。又因其出自个人手笔，书写随意，字里行间给人以跳跃般的鲜活与畅快。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已取代传统的笔墨纸张被人们用来写作和传递信息，用文字书写这种延续千年的交际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札将很快从人们的生活和交往中淡去。面对这种状况，前人留给我们的这批珍贵的信札实物，由于其本身特有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文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反而更加显示出它耀眼的光芒和无穷的魅力。
目前，我们能够购藏到的民国信札除了个别单张散页外，大多是被装裱成册页、手卷、斗方的形制。2011年春，西泠印社举办“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辛亥革命专场拍卖”，拍品中有孙中山致何天炯信札册，乃1910年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前夕写给国民党在日全权代表何天炯的密信，内容事关起义之种种准备。并附原信封两只，包括极具史料价值的同盟会会员借用证、证明书、收领证、日本方面流传说明等等。此次拍卖还有孙中山、蔡锷、黄兴、章太炎、梁启超、唐绍仪等民国政要的信札，亦为册页的形式。
段祺瑞、冯汉、刘冠雄等行书书札(www.xing528.com)
沈尹默行书黄庭坚诗二十首
从欣赏意味来看，名家信札大都“随心所欲”，在不经意中展现其赏心悦目的韵致。民国时许多名人，即使是著名书画家，在书写信札时也并不刻意追求某种书法效果，更不带任何表演性。然而正是这种自然流畅、不事雕琢的文字才最能体现书写者的真心境、真性情和真功夫。孙中山先生不是专业的书法家，但他在百忙之中留下的信札墨迹却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的信札好像并不经营布局，又似惨淡经营，妙在自然天成、落落大方，轻捷明快的节奏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涵养，使人感到一种朴素的美。出版家张元济的信札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敦厚、圆浑、骨健肉匀，似有颜书风神，率意中透出其不凡的书法功底。
手稿包括文稿、书稿、诗稿等（有人将信札也列入其中），大都纯然流美，信笔挥成，更从中看到作者的真实情感和思想意图。鲁迅先生曾经说：“从作家的日记和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
笔者曾从拍卖会上购得民国书画名人姜筠手稿一页，其中写道：“宣统庚戌（1910）九月九日，小忽雷阁主人招饮，以新的唐乐器小忽雷见示，并读国朝梦鹤居士所编《小忽雷传奇》，饶有清苍之气，不失元人轨范，搬演中唐朝珰祸以及名流韵事，波澜壮阔，殊可奇也。”又《题两截句》云：“礼乐文章一例摧，人间何事不心灰。谁能暂洗风琴耳，来听唐家两忽雷。”“五松七竹九菖蒲，绝妙知音诗酒徒。莫共俗流说雅玩，纵教掩口一胡卢。”姜筠所言及诗作，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晚清的一件文坛雅事——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孔尚任在北京厂甸游逛，无意中发现一只造型古雅的琵琶，爱不释手，毅然典当衣服换钱将其买下。这件古乐器便是唐代著名的“小忽雷”。后来，他和顾彩以此为线索写成了《小忽雷传奇》这部传世名作。
到了清朝末年，“小忽雷”辗转传到一位收藏家手中，这位收藏家取号“小忽雷阁主人”。一天，小忽雷阁主人特别高兴，特将友人请至家中，欣然出示这件宝物当场演奏。姜筠的这一手迹便是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齐白石手稿《寄园日记》是他中年时期漫游祖国东南方的部分生活纪实，从中不但可窥其“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并能悉其诗、书、画和金石篆刻在当时的造诣以及社会影响。同时也会了解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访友问道，开阔心胸，扩大视野，忠实于艺术的概况。其洗炼之笔墨当足资欣赏、借鉴。可见日记手迹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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