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学史：《毛公鼎》与《散氏盘》的珍贵价值

（公元前一一二一年至公元前二五六年计八六六年）

周承商之文明，贤圣之君六七作，礼制大备，艺事之进步，自不待言。故周代钟鼎之制作，较商代为精，而铭文亦渐趋于繁，不若殷代之简陋矣。钟鼎之铭，或在其外，或在其内，或在其缘，或在其底，原无一定之位置；而铭文之最长者，当推《毛公鼎》与《散氏盘》。《毛公鼎》文长四百九十七字，《散氏盘》文长三百五十七字，字多完好，诚书学之至宝也。惟周正权《散氏盘铭楚风楼释文》，认《散氏盘》为商代之物；然铭文之长，于周器中尚不多见，况求之殷代乎？且其书法雄伟无匹，恐非东周以后之器，岂西周之物欤？是盘，吴玉搢《金石存》名之为乙卯鼎，以铭中有“辰在乙卯”之句也。钱大昕《潜揅堂金石跋尾》名之为《西宫槃》，以文中“西宫”二字凡三见也。至《散氏盘》之名，则出于阮元也。《金石古文录》《齐侯镈钟铭》，三百二十三字，《齐侯钟铭》，三百零二字。黄公渚《周秦金石文选评》，录《盂鼎》二百九十字，《克鼎》二百八十五字，录《公钟》二百五十九字等，亦不为少。其余如《矢令彝》《齐仲姜钟》《颂鼎》《齐侯壶》《师虎敦》《召伯虎敦》《虢季子白盘》《宗周钟》等，在百字以上者，指不胜屈；百字以下者，则诚更仆难数也，是项彝器之记载，向有专书，如吴大澂之《愙斋集古录》、邹安之《周金文存》、王国维之《国朝金文著录表》、鲍鼎之《金文著录表补遗》及郭沫若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所载特详，可任披览，兹不复赘。(www.xing528.com)

周代书法之可考者，除钟鼎外，尚有石刻。欧阳修《集古录》载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山上。”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云刻石；赵明诚《金石录》亦云“吉出癸巳”四字世传周穆王书。按穆王时所用皆古文科斗书，而此刻反类小篆，则以为周穆王所刻，尚不足信。冯氏《金石索》，曾载此四字，笔画殊遒劲也。延陵季子墓碑，字大数寸，文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世传为孔子所书，说见董逌《广川书跋》，原碑无存，仅有翻刻。丰坊《书诀》曰：“先师孔子题季札墓曰：‘乌乎有吴君子’，止六字，亦大篆，视石鼓差小。王深宁云：《孔世谱》鲁哀公使宰我聘于越，越王勾践问孔子，宰我具言其圣；是时夫子在陈，勾践因使宰我聘之。夫子行至延陵，闻杀大夫种，遂题札墓而返乎夷仪。唐殷仲容，妄加“延陵之墓”四字，效汉人方篆，大径尺，非孔子之旧也。”所载殊详，不知何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张燕公谢碑额表云：“孔篆季札之墓，秦存展季之垄。”言孔子篆者，始见于此，安足信以为真？又比干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世以为孔子书，载在《金石索》，字与分书无异，亦难置信；郑枃《衍极》，谓孔子所书者，比干盘铭也。周代石刻最可宝者，当推石鼓文。自来学者，关于石鼓文时代之考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然认为周代之物，当不大谬。兹略举诸家之说，以见梗概。石鼓文，唐宋诸贤，皆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欧阳修虽设三疑，然仍信昌黎之说，以为非史籀不能作。乃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文字画，以为宇文周时物，顾亭林亦附和之；然此说最不可信，以唐贤去宇文周尚近，证据必多，未有不知者也。此外郑樵《通志略》，列入秦代，谓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定为秦文公时物，马叙伦《石鼓文疏记》亦然；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史记·十二诸侯表》，秦文公元年为周平王六年，平王之上，为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之上即宣王，相距不过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作于秦襄公八年，襄公八年，平王元年也，相距更近。且先秦亦周世也，所异者，出于秦臣之笔，抑太史籀之笔耳。关于石鼓文之著录，除上举罗、马二氏外，尚有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滋《石鼓文正误》、李中馥《石鼓文考》、刘凝《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任兆麟《石鼓文集释》、张燕昌《石鼓文释存》、吴东发《石鼓读》、许容《石鼓文钞》、杨世春《石鼓文钞》、庄述祖《石鼓文然疑》、冯承辉《石鼓文音训考正》、周庠《校补石鼓文音训》、赵烈文《石鼓文纂释》、沈梧《石鼓定本》、尹彭寿《石鼓文汇》、吴广霈《石鼓文考证》、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强开运《石鼓释文》等十八种。阮元曾摹浙江天一阁所藏北宋本参以明初本，刻石置于杭州及扬州，可见石鼓文之为学者之所重视矣。吾丘衍《学古编》云：“篆法匾者最好，谓之匾，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字是也。”至于书体，当为籀文。《广艺舟双楫》称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以愚见书体已渐趋于工整，不若殷周钟鼎文宕逸，气韵亦不及钟鼎文之雄伟；然李斯虽称为小篆之祖，亦难望其项背。主石刻之盟坛者，舍此而谁。鼓数有十，其一已成没字碑，尚有二鼓亦仅存数字，实则七鼓耳。石质极坚，亦非其他石刻之所可比拟，故尚有二三鼓，以今拓较之宋拓，不差一字，亦云奇矣。今拓所存，尚得字二百四十三，半泐者七十，漫漶者十八，硕果仅存，诚书学之瑰宝。然十鼓旧藏北平，国土沦亡，荆棘铜驼，何日得摩挲故物乎？不禁搁笔三叹也！秦诅楚文，计三百四十八字，虽笔势稍弱，而神韵尚可追踪钟鼎，当非伪物；据《金石索》所载，当作于惠王后元十三年，亦可宝也。文明渐启，人事日繁，文字之用日广，于是假借转注，随事物而增多；惟人事既繁，字体势不能不渐趋于简，各以意省之，亦多不谋而合，遂小异而大同。至周宣王之世，太史籀专工文字之学，加以整理而删定之，著大篆十五篇，即所谓“好书者众矣，而独传者一也”。此若沈约之于声韵学，声韵非沈约所制作也。抑籀为宣王太史，或出于宣王之命，书成以王令行之，有若《康熙字典》乎？张怀瓘《书断》云：“大篆者，史籀所作也，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施之无穷也。”认大篆为史籀所作，相传已久矣。此外周文王史史佚撰鸟书，又随武王东观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因作鱼书，因驺虞作虎书，又作回鸾篆；宋司马作转宿篆，像莲花未开形；鲁秋胡妻因浣蚕，作虫书，亦曰虫篆：文献不足征，姑妄听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