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史国良卷-徐蒋体系与新传统延续

第二节　“徐蒋体系”与从任伯年到黄胄先生的新传统延续

19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向西洋人学习过油画的中国人刘德斋^[1]过从甚密。在刘德斋的影响下，任伯年学习过素描，据说还画过人体模特。自此，立足中国画本位而融合西方写实手法的一个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新传统”开始孕育、诞生。

20世纪初，喜欢任伯年如生命的徐悲鸿先生，引进西方素描语言并使之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相融。由此，为中国画上述的“新传统”的健康成长，打通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1940年，他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愚公移山》。3年后，另一位国画大师蒋兆和，也创作出巨幅经典作品《流民图》。这两幅作品，奠定了中国画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坚实基础。

进入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绘画创作又有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黄胄、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等代表画家，并逐渐形成影响新中国画坛长达数十载的徐悲鸿、蒋兆和的教学、创作体系。但现实主义写实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文革时期出现过“以政治标准替代艺术标准”的奇怪现象，此后还受到过“85美术新潮”所裹夹的负面影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徐蒋体系”第三代传人的画家史国良，却一直坚持写实手法，极为注重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生活，并且创作出了大量的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中熠熠闪光且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1.实例：徐蒋体系观照下的从任伯年到黄胄先生的“新传统”延续

史国良的《大象》，画面形象生动活泼，栩栩如生，通篇洋溢着欢快明亮的气氛。产生这样的效果，其坚实的现实主义写实造型基本功训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满天汗水一地黄金》，表现了当代都市化生存景观中，今人已经陌生了的场景。这幅作品不仅表达了对劳动的颂歌，而且还表达了生活真谛，而这种真谛，在不同的生活样态中都有普适性。所以，史国良对造型基本功的重视，绝不是以牺牲精神主题为代价的。

《天边飞来吉祥鸟》，表明史国良的出家，使他保持了特立独行而不受干扰的纯净的写实热情，其价值正是在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以纯朴的心态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情况下，他找到了表现可怜令人信服地真实的诗意栖居的方式，并通过这类作品成功地把它表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史国良先生作品的精神主题，绝不空洞，而是纯洁、崇高且充满了感动人的迷人的魅力。(www.xing528.com)

2.在大文化语境考辨“前卢沉”、“后卢沉”在学理上的同异

如前所述，史国良在学画之初，曾经向黄胄先生学习，他早期的造型意识和手法，主要受黄胄速写中隐含的德国门采尔的素描方法和马克西莫夫教授带来的俄罗斯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的影响。嗣后，他在卢沉、周思聪那里学习，并在不久之后完成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课程。因此，他对中央美院“徐蒋造型体系”和马克西莫夫班的造型体系，都有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两个体系的造型意识和技术手法各有重点，对现代中国画的造型体系建构都做了积极的贡献。史国良先生的造型意识和技法手段，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端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再次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美术思想。在接受西方“新”东西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巨大阻力，当时美术界前卫精英不得不全面否定旧的思想、观念和形式，以革命式的、运动式的方式促使艺术变革。为此，那一时期的前卫精英不必也没有可能从客观角度谈问题，由此学术界出现了否定“徐蒋体系”（包括否定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的思潮。那一时期，有些人把中国人由于学习法国和俄国素描学得不够彻底，理解得不够深入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说成是学“徐蒋”和“苏派”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史国良通过思辨、探索和研究，发现只注意光影表面效果，不注意表现对象内在结构的关联等等问题，都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西方造型体系所使然。所以，那时他就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学习西方人的传统造型所长，不必满足或停留在徐悲鸿带来的法国素描和马克西莫斯夫带来的俄国素描的既有水平之上。此外，那一时期，他还认为，即便是掌握了一个完整的欧洲素描体系，也不足以完成20世纪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写实造型技法语言完善的历史使命。因为，就其自身的发展而言，史国良还肩负着一个立足中国画的现代发展而回归从任伯年到黄胄先生的“新传统”并使之延续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就是在如上的意义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国良就看清了当时人所怀有的各种混乱思想，必然会导致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写实造型手法在技术上、思想上停滞不前。而更令他惋惜的是，当时连青年学生中研究基础的人也不多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诸如艺术不再打动人心、不再具有魅力等一系列问题。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浮躁情绪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史国良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如何踏实做学问的问题，因为画画的人必须按艺术规律解决艺术上的问题。

史国良到加拿大、美国生活、学习之后，他逐渐看清楚了一个特别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是工业化时代到来以后的艺术，而传统的中国画大体是农业化时代的艺术，所以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元素引进中国画，绝不是错误的做法；此外，就是现在的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走向信息化了，因而后现代的观念艺术比较流行，但后现代的观念艺术却又不是西方信息时代的艺术的全部，因为架上绘画依然大量存在，表明了其艺术生态的平衡发展。史国良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考辨出了影响至今的卢沉先生的教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划分出了“前卢沉”、“后卢沉”在学理上的同异的。

总之，自加拿大、美国生活、学习之后，史国良一方面坚持沿着徐蒋体系的道路作为自我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我的努力，使从任伯年到黄胄先生的“新传统”，得到了个性化的延续——在这种个性化的延续之中，由于其特殊的学画历程，而使得他的艺术风格，蕴含了全部20世纪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写实造型手法的学理自律性的必然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