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画鉴定主流派及鉴定心路

中国书画鉴定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在书画鉴定史上留下了许多闪光的名字。南朝虞龢、陶弘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王方庆，宋代米芾、王诜、邓椿，元代赵孟、柯九思、鲜于枢、郭天锡，明代文徵明、项元汴、董其昌，清代梁清标、安岐、高士奇、孙承泽，都是享誉一时的名家高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验丰富、目力过人，而且本人多为书画高手。1949年以后，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史树青、王以坤等先生致力于中国历代书画鉴定的研究，硕果累累。1964年，张珩《怎样鉴定书画》的发表，首次提出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的观点，给书画鉴定界带来了系统研究的先例。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大家，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形成了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分别是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

1. 艺术鉴定派的代表人物是谢稚柳。谢稚柳是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的，这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鉴定学中以艺术鉴定最难。如果是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一般无须依靠其他方法进行佐证了。因此，优秀的书画家加上深厚的书画史论功底，便是当然的优秀鉴定家。古代鉴定家往往都是书画的行家里手，原因也基于此。正是从这一角度上，传统鉴定的“望气”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望而不可定论者，才需要从旁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他能进行艺术鉴定。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谢稚柳名列首席。谢稚柳书画俱佳，因此可以说书画鉴定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他从大量古代书画名作中得到创作养料，滋养了自己的创作；反过来，丰富的创作经验又直接对鉴定产生影响。从本体出发对书画作出鉴定成为谢氏鉴定的主导风格，可以说，谢稚柳的鉴定是艺术鉴定，同时也是鉴定艺术。

谢稚柳的鉴定艺术是在创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因此他的过人之处是着眼点直达书画本身。早在1966年，他就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论书画鉴别》一文。这是一篇有系统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讲到对鉴别方法的论证。在讲到辨伪，特别是讲到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一章中，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他从笔法、个性、时代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笔法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形成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书画创作实践和他的望气方式使谢稚柳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王蘧常在《谢稚柳系年录》的序言中说：“君之鉴别古迹真赝，往往望气而知神遇于牝牡骊黄之外。鉴既定，如南山之不可移，人或不信，但久而后君言卒验，予曰君古迹之九方皋也。”这段评论对谢氏的望气给予极高评价，所以从这点上看，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

2. 技术鉴定派的代表人物是徐邦达。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家的徐邦达鉴定著作丰富，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以及大量的鉴定论文，从各个方面详尽地对书画鉴定进行论述。从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徐邦达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无不精心审察，一一分析。他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其鉴定手法确实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传授性。徐邦达的鉴定可定位在技术鉴定。运用著录是徐邦达鉴定古代书画的切入点，也是他鉴定的特色之一。著录虽属辅助依据，但徐邦达将它运用到极致，往往可得出正确的判断。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引用著录之量可观，并将其排比、对照、演绎、甄别，显示了他对历代著录的博览程度和驾驭能力。他在鉴定一幅古书画作品时，如果是流传有序，总是先一一引出著录所载，然后对著录中的记载和评价加以细致周密的考辨，去伪存真，判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常能指出前代鉴定家的失误，重新对作品作出结论。这是徐氏依靠著录又不迷信著录的可贵之处。

徐邦达在辨伪上具有犀利的眼光，对作伪手段有较深的了解，在鉴定一幅作品时，就如同破案。他能考出真迹上的某跋原在某隔水绫后，火焚后重装时，才移到前面；某画上题字己非原配，其分拆当在某年至某年之间，论据凿凿，令人信服。

徐邦达绝不轻视书画本体之外的任一因素。他从题款、用印的历史沿革中，考察各个时期、各位书画家的题款、用印特征，并从大量作品中分析总结各种常规和特例。他能将某位书画家某年至某年怎样署款、某年至某年改署某款做表格列出，作为鉴定的依据。他对各种印文、印形、印质、印色的时代变换也有详尽的研究。至于纸、绢、绫在鉴定中的作用他也绝不忽视，如纸的质料、形制，绢绫的种类、门面尺寸，还有幅子的格式和装潢形制等，他都力求有所把握，从而便于在鉴定时从各个角度下手，找出它们的破绽。徐邦达在书画鉴定中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材料，并拒绝“模糊性”。他擅长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辩证地看问题，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前人，从而超越了古代鉴定家的樊篱。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来，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

3. 学术鉴定派的代表人物是启功。启功的书画鉴定具有另一种特色，为其他鉴定家难以取代，即他以学问支撑鉴定。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故而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为书画鉴定学作出特殊的贡献。《启功丛稿》是启功唯一收录书画鉴定文章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谦虚的口吻透出无比的自信，足以证明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其鉴定的得失也尽在其中了。由于启功对书法的偏爱，加上他对文字学、文学、历史研究的深入，他的鉴定以对书法碑帖的考据为主、绘画鉴定为辅。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考证上功力过人，但多不从用笔、风格等本体语言出发，而重在考据，形成了自己的鉴定特色。他对各种版本的刻帖和各种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各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在碑帖鉴定中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古典文学知识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启功不仅根据碑帖来校勘古代文史资料，而且反过来用古代文史资料考证碑帖的真伪。由于文学修养的底蕴深厚，在释读碑帖文字时便有过人之处，并由此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他对西晋陆机《平复帖》的释读，更是古今一人。张丑释出十四字，安岐说“其文苦不尽识”，启功却能读懂全文，并从《晋书》中进一步证实帖中提及多病的彦先就是贺循，这无论在鉴定界、书法界，还是文学界都是一个贡献。运用避讳字来作鉴定的依据，需要有历史考据学知识，启功在这方面可以运用自如而不出差错。因此，尽管从书画本身入手进行鉴定是书画鉴定学的基础和主体，但在许多情况下，学术鉴定只要抓住某一点的考证，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www.xing528.com)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专一的文献—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文学的、历史的等等）。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与启功同属一路。一般而言，在书画界和书画鉴定界，学术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 比较研究鉴定法的代表人物是杨仁恺。杨仁恺将鉴定时一切在潜意识中活动着的对于书画笔墨、样式、纸绢、装裱、印章、款识等的思考，都搬到了一个可以进行实际操作的显性平台上，因而它是可验证、可反推、可校正甚至可计算的，也是趋于科学理性的。杨仁恺先生在书画鉴定中所做的比较研究，包括将一位书画家的作品与其代表作或公认的真迹进行比较，将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域的诸多作品进行比较，将书画家一生中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将书画家的作品与其从前及其后起的流派作品进行比较等。具体到每一件作品，又将它的笔法、墨法、造型及构图等要素进行比较，同时，将题跋、印章及著录等因素作为必要参考。可见杨仁恺先生是将这些关乎创作本身的诸要素作为其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的。

杨仁恺在实际的书画鉴定中倡导并实践的比较研究鉴定法，在他的《古代书画鉴定的几个问题》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中都有明确论述。冯其庸先生撰文称杨仁恺先生为学问家、鉴定家、书画家。杨仁恺著作宏富，其有关书画的论文内容充实，论证严密，结论令人信服，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著作《国宝沉浮录》《沐雨楼书画论稿》《中国书画鉴定学稿》《沐雨楼文集》等均证明了这一点。杨仁恺对古代书画的鉴定建立在其渊博的知识学问和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并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操作，王蘧常撰文谓杨仁恺“既淖及书画之理致，进而鉴定古书画，尤于古画能以神遇，尝谓初熟于画史，既一一寻其根源，并前后藏家，然后察其结构、笔意、印章，与夫纸本绢本之年代，则百不失一矣。人见其若望气而知，而不知其淬砺目力，盖数十年之久也”。冯其庸观杨仁恺鉴定书画，“往往只需展开数尺或三分之一，即能识其真伪优劣，所作题识，更是援笔立就，不假思索，非不思索也，而是目力所及，早已成竹在胸，是他深厚的学识和数十年的实践经验的综合”。杨仁恺“于绘事初法宋元，后师造化，由山水而旁及花鸟草虫”，“于书，初嗜苏长公，喜西楼帖，后及石门颂、龙门二十品，复合汉碑晋帖为一冶，凡数十年，所造益雄奇”。作为大学问家、大鉴定家、大书画家，杨仁恺具备艺术鉴定、技术鉴定、学术鉴定等方面全面的鉴定能力，从而能够将诸种鉴定法熔于一炉，在其倡导的比较研究鉴定法中综合各法所长，集艺术家的敏锐感觉、博物馆学家的博学多识、学者的睿智理性及鉴定学家的精研细审于一身。比较研究综合鉴定法是杨仁恺先生对完善中国书画鉴定学科的最大贡献。

在思想开放，各种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百花齐放的当代学术界，流派的形成与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一种必然，书画鉴定学界也不例外。当然，书画鉴定学派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它经过了鉴定家们长达几十年对书画鉴定理论研究的积累，对具体书画作品的真伪研究、探讨，还有像郭沫若、张伯驹、徐森玉等国学家与文物鉴藏家的参与。可以说，没有之前对书画鉴定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的积累沉淀，以鉴定方法的不同特征而形成的书画鉴定几大流派就不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目前，也有学者根据当代几位权威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方法的不同，提出了代表当代书画鉴定领域的几大鉴定流派。如以谢稚柳为代表的笔法风格分析鉴定学派，以启功为代表的文史考证鉴定学派，以傅熹年为代表的器物图像考证鉴定学派，以徐邦达为代表的技术经验加著录鉴定学派，都是对鉴定家们旗帜鲜明的鉴定方法进行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