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收藏或看过的书画作品进行文字记录的工作,就叫作书画著录,将这种文字记录编辑成为专门的书册,就叫作书画著录书。这种著录书种类很多,有的是专门记录宫廷官府收藏的,有的是记录个人收藏的,有的是看到作品时的随手记录,有的是看到作品后的回忆记录,还有的是刻意骗人的“记录”。
由于著录书作者的鉴定能力、观点、目的、方法不同,著录书的可靠程度也就各不相同。古代经著录者本人亲手整理出版的著录书很少,大多数著录书都是后人整理出版的,而且古代印刷技术有限,成本太高,往往是传抄本,一传再传,一抄再抄,难免会产生不少抄写错误。所以,在鉴定工作中运用书画著录书时也应该特别注意。
在宋代,著录书一般由官方根据宫廷收藏整理出版,记录比较全面,对作品也作了一些综合的描述,可信度比较高,如:宋代《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清代《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而一些比较有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私人整理的著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宋代董逌《广川画跋》、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只是个人看过作品后,将书画名称和作者姓名,随手做一些简单记录。
明代和清代,各种著录书更是层出不穷,有些仍然沿袭着旧的格式,只记作者姓名及书画名称,对内容款式只简单地说上几句,记录得很不具体,有的甚至写错了。还有些著录书对书画的款式、书画家印章、题跋、质地、尺寸及收藏印等内容描述得比较清楚,不用看实物,也就能大概了解那些书画作品的面貌。另外,也有些人收藏作品不多,或者根本不是收藏家,却有著录书行世,如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明代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等。
著录书的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很多是正确的,值得学习参考来丰富我们的鉴定经验。但也要看著书人的鉴定水平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宋代赵佶《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清代吴升《大观录》、清代安岐《墨缘汇观》、清代缪日藻《寓意录》等所著录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也难免会有少数存有疑问的。明代张泰阶《宝绘录》所著录的基本上是一批伪品。清代杜瑞联《古芬阁书画记》,书法由汉章帝始,至清代郭尚先止,绘画由东吴曹弗兴始,至清代司马钟止,著录了各个时代名家书画共六百余件。书法第一卷云“汉章帝建初元年隶书手诏真迹卷”,款云“建初元年正月丙寅皇帝诏,唐贞观皇帝御笔长题”。画第一卷云“东吴曹弗兴罗汉渡海图真迹”,款云“曹弗兴画,隶书款,清康熙皇帝长题”。我们从书本上一看款式、名头和题跋,就明白该书著录的作品多数是伪造的书画。那些时代较晚的若干小名家的作品,有可能是真迹。像上边所说的两种著录书,对我们鉴定来说,参考价值不大。
著录书种类繁多,有些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还有很多我们难以见到或根本没有见到过,仅从我们经常看得到的那些书来说,其中就有不少问题。有的甚至不用看作品,只看著录书便能发现问题。当然,著书人鉴定能力较强,分析问题认真负责,问题便少些。反之,问题就多些。如:晋代王羲之《临魏钟繇古千文》卷,宋代赵佶《宣和书谱》、清代安岐《墨缘汇观》都曾著录,均认为是真迹。其实,这件东西并不真,是唐末或五代人的勾填本。(www.xing528.com)
清代吴升的鉴定能力很高,他对于所收藏或看过的书画都有评论,后来辑成《大观录》一书。
清代宫廷内府著录书《石渠宝笈》将认为真而精的作品列为上等,内容描述得也比较详细,将认为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作品列为次等,内容描述得也比较简单。它将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宋代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认为不真而列入了次等里,其实,这两件作品都是真迹。又将伪造的宋代米芾《云山图》卷、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列在上等里,错误很多。
另外,还有几种著录书,如清代孔广陶《岳雪楼书画记》著录了五代董源的画,楷书款云“北苑副使董源画”,宋代王诜的山水,楷书款云“驸马都尉王诜谨绘”;清代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著录了宋代赵伯驹山水,款云“皇侄臣伯驹奉圣旨画”;清代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著录了唐代王维的山水,款云“玉堂臣王维恭画”等等。这种在题款上写了官职名称的唐宋绘画,在现存绘画真迹中,我们还未曾见到过(我们所看到过的唐宋绘画真迹,大多数是不写名款的,少数虽然写有名款但从未见有将官职名称写上的),我认为,这些绘画作品的真伪究竟如何,是值得怀疑的。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著录书既不能盲从,受其迷惑,也不能一概否定。正确的态度是应该一分为二,把它们作为一种辅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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