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求真心路，探寻其文化意义

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问，属于美术史，主要是中国美术史的范畴。但它涉及的面却相当广：文学、历史、建筑、服饰、风俗、地理，都是研究书画鉴定必不可少的参照。可以说，它是综合了多门学科的一门学科。书画鉴定的目的，主要是为美术史学、博物馆学的研究服务。美术史不单是关于美术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是美术作品流传的历史。比起文字记载来，美术作品是更直观、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但自从有了美术作品，也就有了美术作品的作伪。因此，对书画进行鉴定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书画鉴定学，是随着书画鉴定走向成熟阶段后，逐渐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书画鉴定之学，其历史也十分久远。鉴定是与收藏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最早对书画的收藏，可远推到魏晋时期，此后，书画著录、笔记之类层出不穷。虽然没有正式命名为鉴定学之类，但其中包含了鉴定知识，只是还不成系统。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有一章“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谈到通过服饰、建筑来鉴定书画年代的方法；宋代出现了一大批鉴藏家和书画鉴定著作，米芾的《书史》《画史》就是其中的代表。

书画鉴定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辨定真伪，二是品定高下。前者是“鉴”，后者是“赏”。古代书画鉴定开始是比较偏重于欣赏的。书画鉴定的对象，主要是指书画家手书、手绘在纸、绢、绫等材质上的书画，如立轴、手卷、册页、扇面、镜心等。一件作品，它是否真实可靠，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一件高质量的仿品或摹品，也是非常有学术和历史价值的。如明代晚期曾有人将明初戴进的作品改成南宋马远、夏圭的作品，我们当然应该辨别出这是伪马远和伪夏圭，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戴进作品本身的价值。又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元时人所画的《九歌图》，款识作“李伯时为苏子由作”，而实际上这是题跋的首二行，作伪者将后面的题跋割去，以题充款，使人误以为是李公麟的作品，我们在识破作伪伎俩的同时却不能忽视此图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还有一些书画作品确实出于某名家手笔，但无款印，后人为了使之明确而添加了伪款印，甚至有些无知者在宋画上加上元人名款，那就更不能视为伪作了。有些凭空臆造的仿作，本身年代较早，艺术水准也较高，那就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其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些以假画配真题的作品，如以假宋人画配上了真元、明人的题跋，那么不管绘画本身如何，在今天看来，虽然是赝品，但这些元、明人的题跋仍有一定的价值。至于代笔书画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在被代者之上，因此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了。反过来说，有些作品确实是某书画家的真迹，但由于各种原因，如出于早年手笔，技艺未臻成熟，或笔墨纸绢不符等，艺术水准并不高。由此可见，传世书画的真伪、优劣是互相交织的，因而不能以简单地分清真伪了事。

从5世纪开始，复制业的发展引发了真赝之辨，这时便有了“鉴”。但此时所谓的赝品，起初往往并不是有意作伪，只不过出于追摹学习前人，而不是有意作伪欺人，与明代作坊专门制作赝品的商业行为大相径庭。正如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指出的那样，古代收藏的书画名迹，由于材质的关系，不可能永远保存原迹，这也是客观现实。所以他主张临摹，其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今天我们见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作品，虽然不是真迹，却是摹本中的精品，真迹早已经不存在了。东晋王羲之的作品，也是如此。因此，书画鉴定的任务，就是对传世书画作品还其本来面目：判定真伪、界定年代、证明伪作。

我们知道，作伪与欣赏、作伪与鉴定、作伪与历史科学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如在概念上分不清界限，必会出现混乱，不但对甄别不利，达不到鉴定的初步要求，更无法达到科学的境地。

在南朝陶弘景和虞龢的文献中，已提到有临摹及仿王羲之书法的人名，但这些人并非都是有意作伪、存心欺人。前文提到张彦远主张复制名作，是唯恐由于历史久远，原作会随时因各种客观原因而受到天灾人祸的损害，是出于继承传统等因素的考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武则天在位时，令集贤院将王方庆所进其历代祖辈墨迹勾填留内府，原迹退还王氏，此事历史上传为美谈。后来墨迹没有传承下来，而廓填本却经过历史上无数次坎坷灾难，幸存至今。摹本忠实于原作，在个别字缺损处，用墨线勾出，让人一目了然。这说明用此种手段复制原作的目的在于保存墨迹的原貌，如是而已。但与此同时也开始有人故意作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有云：“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归易之。易之诛后，为薛少保稷所得。”从这里可以看出，书画名品之真伪已然成为鉴藏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了。

前面提到过，两宋时期，米芾在记述中也提到了模仿前人书画的故事。当时名画家王晋卿的宝绘堂收藏了很多历代名迹，一次米芾被邀请到王氏府邸观赏书画名作，当场指出某帧、某幅乃出自其本人之伪作。米芾作伪应该是一场恶作剧，亦不同于商业作伪行径。理由是：其一，米氏公然指认为自己仿作，不存在欺人性质；其二，临摹前代名品，是进入创作阶段前必经之阶段；其三，王氏乃一代名画家兼鉴藏家，米芾仿作竟能使之真赝不分，说明其技巧之精湛。古人有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前人，也适用于今天。王晋卿收藏中之所以出现赝品，关键也在“大意”上面。宋以前的书画作品，传世的很少，而且不集中，由于所掌握的可用来借鉴的原作有限，宏观方面有一定的模糊度。此外，宋以前作品本身多不署名款，更无年代记载，微观根据的缺失和不足，也会造成假象，使人迷惘，故王氏的错判并不为奇。(www.xing528.com)

从事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必须要对宋元以前的临摹本十分关注，不能放过，以免造成失误，尤其应把眼光集中在明清以后的摹本和仿本上。摹本与仿本的概念不同，摹本是根据前人原作加以如实的描绘，尽量追求原件的艺术效果，仿本则是出于商业考虑的仿造。好的摹本，不仅对初学者是个考验，有一定鉴定经验的人或许也会出现误判。特别是同时代人的摹、临本，尤其考验眼力。我们知道，不是每件作品呈现在鉴定者眼前时都会让人一目了然，马上可以下结论，往往会存在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深入考察，寻找有力的证据。如果鉴定时条件仍不十分具备，要暂时存疑，不能断然判定真伪。书画大师张大千不仅诗文书画俱佳，同时也是个作伪高手，生平所作历代书画的赝品数量相当可观，质量也很高。他作石涛、徐渭等人的赝品更是得心应手、惟妙惟肖，连黄宾虹这样的大师也曾被他骗过。这一方面说明了张大千作伪水平之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书画鉴定之难。这还仅是现代人作伪的例子，古代高手所作的赝品，就更难鉴定了。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乾隆鉴定《富春山居图》等，所以千万不能让待研究的作品由于一念之差被摒弃。

这里说的是对待古代书画作品应有的鉴定态度问题，这类作品不包括明清以后流传的苏州、扬州、河南、广州、长沙和北京后门的伪品在内。尽管苏州片中也偶然发现个别高手的制作，毕竟绝大多数属于商品性质，与艺术本身无丝毫联系。问题就在于对待高手作伪的佳品如何看待，值得讨论。据文献和流传作品考察，明清靠作伪为生的画工大有人在，不过极少留下姓名，大部分已无法考证。

书画鉴定学所担负的职能，首先是鉴别历代作品的真赝。如果真赝混淆，就无法辨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出现一派紊乱现象，导致不能条理分明、综合分析，也不能阐明书画史前后发展历程的轨迹。鉴定学本身作为必要的科学手段，必须用以对历代书画作品重新加以鉴别，分清真赝，列出等级，为美术史家研究历史发展提供结可靠的依据，打下坚固的基础。

前面提过，书画鉴定学的对象是历代书画作品。但现在大部分传世作品，无论国内国外，已逐渐归到公私博物馆中收藏。大量古代书画进入博物馆虽然是件好事，但与培养鉴定人才却产生了新的矛盾。因为如果只根据印刷图录断定原作的真赝，难免会受到一定局限。为了作出精确判断，一定要接触原作才能一探究竟。这是相对年代偏早、传世稀少的作品而言的。对明清以后的作品，客观条件已有所改善，虽然可根据图版决定真赝，但如能根据第一手材料鉴定，那会更为可靠。这个矛盾的解决，应该是让国内外博物馆向鉴定者敞开大门，尽可能提供方便，并尽可能将作品编印成图录。早期的作品最好是印刷成原大出版，细节放大，非常必要。

近代以来，书画鉴定已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许多学者参与到美术史以及书画的研究中，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系统的关于书画鉴定的著作，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王以坤的《书画鉴定简述》以及谢稚柳的《鉴余杂稿》、徐邦达的《书画鉴定概论》等。随着流入西方的中国古画逐渐增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书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将西方的方法运用到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中，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方闻、高居翰（James Cahill）等人。

现在培养鉴定人才最为可靠的方法是，由博物馆和各大学联合招生，使新生一代既对必修科目打下基础，又能接触原件，理论与实践得到紧密配合。所以说，书画鉴定学的现实意义集中到一点，就在于实践再实践，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