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美术特点 - 美术史

15世纪的意大利仍旧是由相对独立城市组成的，这种政治的分割导致了文化领域内的激烈竞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家族等，他们是银行家和商人，非常开化，不为传统文化所束缚，以极大的热情扶持文化艺术以宣扬自己的荣耀，富裕家族争做一切艺术的保护人。他们为自己及其家族建造纪念碑、府邸与教堂，在其中装饰大量艺术品，喜欢一种丰富、豪华、动人的艺术，竞相高价聘用有名望的艺术家。这时期的艺术家与艺术品社会地位提升，进行艺术创作性活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惟高层次的文化人才能为之。艺术品除精神和世俗的用途之外，初步有了独立的艺术价值。人文主义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人是一切事物尺度的观念有力地扎根在地中海人的性格中，理性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正原则。

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在乐观情绪和以自治城市自豪的气氛中，行会组织竭力用增加建筑来装饰城市。为欢庆新时代的到来，宣布为佛罗伦萨市中心八角建筑洗礼堂铸造一对铜门，举办一次创作竞赛，这是艺术史上首次公开竞赛。最终剩下两人，布鲁内莱斯基和基伯尔蒂，他们成为15世纪佛罗伦萨画派的两位先驱人物。

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年）是15世纪第一位新型的建筑家，也是一位雕刻家。与基伯尔蒂竞争败北后，在建筑商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在建筑方面，他为佛罗伦萨主教塔圆顶搞了新型的设计。这项工程在1292年动工，然后在乔托的指导下把侧重点放在钟楼，14世纪下半期工程进展缓慢，到15世纪初才大体完工，但是最尖端的圆屋顶因其跨度太长（42.2米），又是八角形的，没有做成。布鲁内莱斯基察看了罗马万神庙和其他罗马时期的拱顶，找到修建的方法。在八角形的筒柱上放一圈又一圈的同心圆或水平的砖石层，每一圈都结实到能支撑上一圈。同时用石头筑成八道很大的弯梁，坐落在八边形的八个角上。为了隔热，也是为壮观起见，又造了外顶（高30多米），进而减轻了内顶的负重量。外观上像一把巨大的伞，被誉为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纪念碑，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作品。

布鲁内莱斯基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线性透视学的发明，起初，他是用画板涂上一层银做镜子，然后勾画出反射在里面的房屋轮廓的办法。后来，他是用科学计算的方法达到准确的透视效果的。他领悟到人观察物体是像透过窗户看物体一样。他发现了透视学中的投射线，给绘画空间提供了几何式网络体系。这是他将绘画艺术提升到科学高度的重大之举。就绘画从一个固定视点看空间物体的幻觉再现观点而言，他的发现至关重要，给视觉世界以理性的秩序，他的发明被画家们迅速采纳。

基波尔蒂（约1381—1455年）被公认为佛罗伦萨最好的雕刻家之一，在竞赛中获得了洗礼堂的铜门制作权。这道青铜镀金北门，共分28个方叶形框，包含叙事性场面和单人形象，每个场面在真实性与表现手法上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浮雕极大程度地摆脱了哥特式纤雅，趋向于粗野的自然主义与带戏剧性的叙事特征。基伯尔蒂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1452年完成的洗礼堂的第二对铜门上，在这扇门的构图上，他删去了边框，在对等的十字方形画面里，分别雕刻了旧约故事中的十个画面。浮雕中运用线性透视法和绘画的结构，巧妙地把人物安排在建筑或风景环境中，每一幅看起来都像是透过小窗户向外看到的那样。这扇门（高5.2米）全部工程历时27年，为完成这项工程，基伯尔蒂建立了自己的作坊，培养了唐那太罗、乌切罗和波拉约罗等一批艺术大师。基伯尔蒂的《论文集》包括了从维特鲁威和普林尼著作中摘引的古代艺术史，以及从乔托到15世纪中期托斯卡纳艺术评论的文章，在艺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唐那太罗（1386—1466年）是基伯尔蒂的助手，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雕刻家。他曾与布鲁内莱斯基一道去了罗马，在那里花了几年时间发掘古代雕像及其他文物，潜心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他也是最早使用线性透视的艺术家之一。其成就之一为运用了最浅浮雕的技术。《基督升天》大理石浮雕，最深处只有1毫米左右，他想把大理石变成一幅版上画。不是用颜色而是用明暗为手段，他还第一个恢复和继承了古罗马骑马像传统的雕刻家，《加塔梅拉塔骑马像》是唐那太罗的重要作品之一。加塔梅拉塔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军队总司令，他挂着罗马的胸甲，穿着当代的服装，基座较高，使人仰视。唐那太罗还是最早实行尸体解剖的艺术家之一，《大卫像》（图二十三）是他早期以圆雕方式制作的一件青铜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人体雕塑之一，表现了以色列少年英雄，手执宝剑，一手插腰，脚踩非利亚族巨人哥利亚的头，人物造型柔和，保持了少年英雄的本色。唐那太罗的艺术成就标明文艺复兴早期的现实主义雕刻的顶峰。

图二十三　大卫像 唐那太罗 约 1444—1446年 青铜 高158厘米

马萨左（1401—1428年）是15世纪早期佛罗伦萨最杰出的代表画家，是最典型地运用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透视法的画家。他完成的为纪念佛罗伦萨家族的订件《圣·三位一体》壁画，画面前景是一具平放在石棺上的骷髅，下面铭记：“我之昨日即你今朝，我之今朝即你明日”，上方左右是穿着共和国最高公民官员祭服的施主与妻子像。他们跪拜在礼拜堂门口，画面中心是圣母与圣约翰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两旁，圣父在后面扶着十字架，中世纪的画幅上，施主比圣人形象小，但在这里，则略大一点，这是由于马萨佐以透视为尺度，将画面统一在共同的空间内。背景中带有藻井拱顶的礼拜堂被画得非常精确，以至于可以测量出它的尺寸来。马萨左其他代表作还有《逐出乐园》和《纳税钱》（图二十四），瓦萨里在《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生平》一书中这样写道：“马萨左在画人物的头部、服饰、建筑、人体，以及色彩和远近时采用了新方法，由此开创了现代绘画的风格……他是第一个改进绘画方法的画家……他对绘画艺术的再生起过巨大的作用。”马萨左只活了27岁，但他对后人影响很大。他构图的纪念碑观念，对人体的概括和有力概念及英雄的、戏剧性的紧张感，预示了文艺复兴盛期的到来。

弗拉·安吉利柯（1387—1455年）是一位修士画家，全部作品都是宗教题材。他用细腻恬静的气氛和轻快的色彩来表现人物及环境的艺术格调，据说他在画基督受难时，每次都泪流满面。在艺术中他追求的是宁静、安详的气氛，善于运用和谐构图的规律，代表作品是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里的壁画，其中《受胎告知》最美，将人物置于带柱的走廊环境里，以准确的透视法表现，人物造型虽拘谨但不乏优雅、抒情。

安吉利柯培养了两位有名的学生，菲力普·利比（1404—1469年）和贝纳佐·哥佐利（1420—1475年）。菲力普.利比更重视线条和细节，比老师更富于世俗性。代表作《圣母子》（直径137厘米）是圆形构图，画中人物造型与动势优美雅致，圣母常以修女做模特儿，人间世俗情调油然而生。画中的建筑、道具都精心绘制，显示出蛋胶技术的熟练程度。另一个学生贝纳佐·哥佐利，经常帮助老师画壁画，后来独立完成了佛罗伦萨美第奇宫小礼堂的湿壁画《东方博士的行列》，宗教题材的作品用当时风俗场面的盛况来表现，具有明显的风俗画迹象。

乌切罗（1420—1497年）热衷于透视学的研究，注重画面的装饰效果。他在佛罗伦萨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拱顶天顶下方画得半圆形《大洪水》，生动地表现出《圣经》所述的恐怖灾难，展现了人类为生存而搏斗的情景。运用十分剧烈的透视效果，前景中的人物很大，后景中的人非常小，这个构图布局与精确的透视运用，使画面更富有神秘的威力。他作的《圣罗马诺之战》（83×319厘米），是为美第奇家族画的三幅巨作之一，内容是1423年佛罗伦萨人战胜锡耶纳人，战争的场面被画得十分优美。据说原画是用纯银画的，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

15世纪下半期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影响已向四方扩散，风格更加多样，艺术手法日趋成熟，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波拉约洛（约1429—1498年）是一个金饰匠家出身的人。最初以金匠为业，后转向雕刻、绘画和铜版画，一个人有几种手艺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点。波拉约洛1475年作的《赫勒克勒斯和安泰决斗》，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力——攻击和反抗，充满爆发式强烈的动感，各个角度都完美平衡。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了这种肌肉强健的男人体和生动扣人心弦的形象。后期的杰作《妇女肖像》，表现出外部造型与内心世界完美结合的处理手法。微微隆起的脊背和微微变曲的脖颈所组成的向上线条，抓住她敏感迅速的反应特征，心理分析是通过有棱角的外貌和神态表达出来的。也向我们表明，由尼德兰人发明的油画技术，经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期已传到了佛罗伦萨。

委罗基奥（1436—1488年）也是从金匠开始，他创作的《持花女士》是一尊极其写实的大理石半身像，头部的安详、手势的优美、贴在身上的衣服显示了其卓越的雕刻才能。这种精雕细刻的作风在《大卫》中表现更加突出，大卫伶俐削瘦，神态机敏，据说是他的学生列奥那多·达·芬奇做的模特儿。他作的《科列奥尼骑马像》自负而紧张，精心雕刻的盔甲和马鞍，显示出金银细工的丰富经验。(www.xing528.com)

基兰达约（1449—1494年）的创作中，尼德兰艺术的影响更明显，吸收了尼德兰细致刻画得传统，不仅画蛋彩画还画油画。《玛利亚的诞生》是为圣玛利亚诺维拉教堂的圣歌探索作的两幅湿壁画之一（另一幅为《施洗约翰的诞生》），这幅构图平稳的壁画，从室内结构布置到装饰雕刻、花纹，无不细致刻画，从环境透视到人物透视无不严格遵守透视法则。他的另一幅画《参拜圣婴》中的几个人物也是画家有感于真实形象的产物。这种对日常生活中事物的兴趣在《老人与孙女》中表现得更为浓厚，老人的脸在画面中间占较大的面积，小孙女的形象在下角，以富有怜悯、疑问的表情仰望着祖父的酒糟鼻。老人低垂的双眼产生出悲怆心绪。基兰达约是个十分爱才的老师，他曾免费招收了米开朗基罗做学生。

波提切利（1445—1510年），他的艺术明显地趋向于贵族豪门。他受到美第奇家族的宠爱，又是著名修道士画家利比的学生，后来又做过波拉约洛和委罗基奥的助手。波提切利的早期作品表明，他具有非常坚实的素描功底，以有力的明暗变化达到一种雕刻性的造型表现。成熟期后，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重视线的表现力，发挥了蛋胶画容易画线（可以画出很细的线）的特长，此外，波提切利在作品中强调优美的节奏感和略带伤感的情调，这是他创立的一种独特的美感形式。他最有名的两件代表作是《春》和《维纳斯的诞生》。

《春》（203×314厘米）中，维纳斯在中间婷婷玉立，蒙住眼睛的丘比特在她头上用爱之箭瞄向美惠三女神（“美丽”、“青春”、“欢乐”），最左边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希腊神话中的赫尔美斯）正用他的神杖驱散冬天的阴云，是报春的象征。右边三人是花神、春神与风神。在这个维纳斯的花园里，春是永恒的，桔树环绕着美丽的女神，洋溢着爱的温馨。这是为一间结婚的新房所画，这种半宗教、半幻想的希腊神话境界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构思方式。画中人物造型、动作设计是波提切利所创。美惠三女神那富有韵律的舞蹈动作和优美的手势常被后世效仿。

《维纳斯的诞生》一画，波提切利运用了一定的变形因素，维纳斯高高的个子，脖子被拉长，手与脚的比例也有所夸张，特别是浓密的头发。维纳斯淡淡哀伤、迷茫的神态，是画家刻意追求的一种美，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表现上都是这种神态。几乎成为他作品的标记。

波提切利后期作品风格有所变化，当时的佛罗伦萨极其动荡，共和政体解体，宗教势力抬头。波提切利开始抛弃异教题材而回到基督教世界，作品中那种温和抒情的基调变成悲愤和不安的情调。产生出来一系列寓意性很强的作品，如《诽谤》、《被遗弃的女人》等作品，表现出画家对社会的危机感和苦闷的心境。

随着佛罗伦萨社会的动荡，15世纪末，这个盛极一时的艺术城市失去了它的光辉，艺术家先后离开此地。

弗兰西斯卡（1416—1492年）曾在佛罗伦萨的维涅齐阿诺的工作室工作，1440年回到故乡圣塞波尔克罗，佛罗伦萨画派对现实与空间的处理在他的绘画中得到了更妥善的解决。造型的概括性和色彩的明朗以及空间处理的合理性，使他的艺术成为一种新的现实性的艺术。他的画有一种数学般的完整形式和出色的空间感。最著名的作品是阿累佐城圣弗朗西斯柯教堂的连环性湿壁画《圣十字架的故事》，内容是有关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块木头的起源和历史。其中以《西巴女王的礼拜》、《君士坦丁大帝之梦》等最著名。晚年的作品中，明暗处理更加柔和，细部刻画细致入微，是意大利15世纪所少见的。

弗兰西斯卡在一生最后10年写了两篇论文，一是《论绘画透视》，把透视方法作了数学上的详细解释。二是《论五个正确的人体》的小册子，包括了在实践中解决体积测量问题的说明。这些理论曾给达·芬奇及丢勒以数学上的影响。

弗兰西斯卡的学生西诺列里（约15世纪中叶—1523年）是翁布里亚画派的大师，他的艺术特别以形象的严谨、男性的力和英雄气概著称。尤其注意对人体造型和动态的研究，以鲜明而雄劲的轮廓突出地表现出来。《地狱》就是这样一件作品。受弗兰西斯卡的影响，科西莫·图拉（1430—1495年）和弗朗西斯卡·德尔·科萨（约1435—1477年）的作品，也具有相当的表现力，他们也是当时有名的画家。

佩鲁基诺（约1446—1523年）也是翁布里亚画派的代表人物。在彼鲁查、佛罗伦萨和罗马工作过。掌握了弗兰西斯卡和委罗基奥等人的技法，特别是学会了尼德兰传来的油画技法，使他的作品平静、柔和，充满深刻的世俗情调和细致的诗情画意，他常在画中插入一些带有翁布里亚的丘陵起伏的远景。他的代表作是《授予彼得以天国的钥匙》，构图平稳，画面明晰和谐，人物造型理想化。那种平静柔和的画风对他的学生拉斐尔有很大影响。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15世纪也是意大利重要的文艺中心，形成了帕多瓦画派。这一派与翁布里亚画派偏于感情刻画，重形式结构，形象刻画更为严峻，人物形体实感往往是关注的中心。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曼坦尼亚（1431—1506年），他原是帕多瓦考古学家与画家斯克瓦尔古涅的学生，一直对考古很感兴趣。后来又做了威尼斯著名画家雅各布·贝利尼德的女婿，使他的画技有了奇特的长进。他所画的形象好像是青铜铸的一样坚实有力，轮廓精确，由于善于使用侧光，所以形象具有强烈的立体感。背景常用宏伟的建筑物烘托严峻的气氛。作品《圣雅各前往受刑》和《圣塞巴斯蒂安》就是这一类作品。此外，《死去的基督》是曼坦尼亚一次大胆的成功尝试，敢于选择在透视学上难度最大的缩形法，虽然头部略大点，但整体上看去，没有卓越的透视技巧是难以做到如此精确的表达的。

曼坦尼亚在意大利还是最早尝试制作版画的艺术家之一。他对德国和威尼斯画家产生过有益的影响。反过来威尼斯绘画对他晚年的艺术风格影响极大。艺术语言变得柔和明媚起来，色彩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作品《帕纳索斯山》中，体现了威尼斯画派的影响，画面清新抒情，色调明快，把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文艺女神活动的灵地神奇地表现出来，人物造型和舞蹈动作的优美把人带入仙境。曼坦尼亚曾担任曼多公爵贡扎加二世的宫廷画师，逝世时，宫廷为其服丧，画名之盛超过所有先前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