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宫殿壁画与墓室壁画

中国从秦朝建立经西汉，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和上升，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和发展，而展现出新的面貌，更加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并形成雄厚博大、昂然向上的统一的时代风格。

由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战国时期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青铜器、漆器上的装饰性绘画，让位于宫殿壁画、建筑壁画、墓室壁画及与此相关的画像石、画像砖等。作为用于丧葬的丝织帛画继续流行，漆器上的绘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吸收域外艺术的新因素。因此，秦汉绘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均有了巨大的提高和拓展，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壁画，以显示封建统治的威严。1974—1979年间，在陕西咸阳东郊窑店镇牛羊村北塬上，先后发现两处绘有壁画的秦宫遗址。其中一处长廊的残垣上，绘着长卷式的车马出行、仪仗人物、楼阙、树木、麦穗等图像，七组车马，皆为四马驾一车的样式，马的颜色有枣红、黄、黑之别，仪仗人物服饰有褐、绿、红、白、黑等不同色彩，此幅秦宫壁画，画面内容与形式布局和湖北荆门包山大冢出土的战国漆奁盖上的车马出行图颇多相似，人物形象稍显粗犷拙趣，总体气势却煊赫壮观。

西汉统治者提倡绘画为政教服务，宫殿壁画逐渐兴盛。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在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连善旌、诽谤木、敢谏鼓，借以标榜吏治“清明”。武帝时，在甘泉宫诏画教子有方的今日磾母（休屠王阏氏）肖像壁画。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麒麟阁绘制包括霍光、张安世、赵充国、苏武等11人的功臣图壁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明帝“雅好图画”，绘制宫殿寺观壁画之风尤盛，他派遣使臣蔡愔、蔡景赴西域寻求佛法，从月氏偕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携佛经及释迦像东还洛阳，遂于洛阳西门（雍门）外建白马寺，寺壁曾绘千乘万骑骑象绕塔图，此乃中国佛教寺院壁画之肇始。东汉郡尉府舍及学堂也有壁画。

秦汉时期，墓室壁画是壁画艺术主要的形象资料。汉代盛行厚葬，他们以为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天，所以竞相营造墓穴，里面雕绘墓壁，并烧制陶俑陪葬。刻有画像的画像石和模印烧制的画像砖就是被用做修造墓室的。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画像石和画像砖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地。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河南洛阳八里台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让东汉壁画被人了解。1988年发现于河南永城柿园的梁王墓和1983年发现于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壁画为代表。两者均为山崖石室墓，构筑于汉武帝初年。梁王墓主室顶部及西、南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龙长约5米，形态矫健，色彩绚丽。两处壁画都体现了升仙的主题。

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有许多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如生产、狩猎、战争、宴饮、娱乐、讲学等。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砖，皆为实心的方砖（40×40厘米）或长方砖（46×27厘米左右），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生动，题材内容方面也独树一帜，除少量神话内容，绝大部分刻画现实生活，风格清新隽永，乡土气息浓郁。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荷塘渔猎画像砖、播种画像砖等。《弋射收获图》（图十六）反映的便是狩猎、生产的情景。该画像砖用模印烧制，砖上部是弋射图，画面上两个姿态优美的湖畔猎手正在向鸟群引弓瞄射，疾飞的水鸟似乎正奋力冲出画面，给人以湖面广阔、天空高远的感觉。而游鱼、秋荷、岸树，更点缀出周围环境的优美。砖下部的收获图，描写六个劳作的农夫，右边两个人挥举长镰收割，中间三个人弯腰采实，左边一人挑运，充满丰收的喜悦。

图十六 弋射收获画像砖 东汉 长45.8 厘米 高40 厘米 四川成都市扬子山2 号墓出土

东汉时期，画像石分布地区扩大，形成四个中心区：山东、苏北、皖北区；豫南、鄂北区；陕北、晋西北区；四川地区。此外，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些为了宣扬秦始皇统一大业及其拥有的无上权威，而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内部，绘制有许多壁画。1979年在咸阳宫殿遗址残壁上发现的车马人物画像，提供了关于秦代壁画的实物凭证。到了汉代，从宫室殿堂到贵族官僚的府邸、神庙、学堂及豪强地主的宅院，几乎无不以绘画进行装饰。“富者土木被文锦，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这既是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如实写照，也是当时藻饰彩绘宫室屋宇的社会风习的反映。汉代皇宫中的壁画，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不少。文帝时未央宫前殿十分奢华，有“雕文五彩画”(见应劭《风俗通义》)。武帝时在甘泉宫内作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宣帝时又在麒麟阁墙壁上图绘功臣像。东汉明帝时，在南宫云台四壁上画中兴二十八将像。灵帝时亦曾于鸿都门学中图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西汉末年不仅宫殿都绘有壁画，贵族府邸内也有不少壁画。见于记载的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内图画,有天地、山神、海灵、古代帝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形象；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也绘有短衣大绔长剑的荆轲像壁画等。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绘有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之类题材的壁画。两汉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地方官吏事迹，并“注其清浊进退”以示劝戒,还利用壁画来表彰属吏和进行政治宣传。在对反抗者进行镇压之时,统治者甚至运用壁画作为手段。利用壁画伸张正义的事例也曾见于史籍记载。东汉时延笃遭受党锢之祸而死，他的乡里人士便将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内,以示景仰(《后汉书·延笃传》)。

画像石是东汉时期重要的美术作品。虽系用雕刻的方法制成,实为以刀代笔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绘画,因此称石刻画。其题材内容与墓室壁画大致相同。画像石作为建筑构件，不仅用于地下墓室，也用于地面享堂和石阙。东汉画像石有丰富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陕北等地区，江苏、陕西、山西、安徽、河北、湖北等省也均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山东孝堂山画像石、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墓、安邱画像石墓等,河南南阳画像石及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画像石。四川画像石以刻在石阙上的最为精美，著名的有渠县沈君阙、雅安高颐阙等。孝堂山画像石为时间较早的东汉画像石遗存，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其中,以车马出行、歌舞、百戏、战争、庖厨等现实生活的描绘最为精彩，手法为阴刻线描，较为单纯质朴。嘉祥武氏祠包括武梁、武荣、武班等石室及两个石阙，计存画像40余石，在东汉画像石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汉代画像石之典型代表。其内容较孝堂山更为丰富，以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为多，并有榜文及赞语。雕刻手法为在凸起的类似剪影的平面形象上，以阴刻线纹刻画细部。武氏祠画像石构图茂密，人物形体及姿态动作高度夸张；历史故事题材往往抓住戏剧性的冲突场面来加以表现，古拙粗犷而富于激情，充满力量感及运动感，确有深沉雄大的气魄。沂南画像石时间较晚，因而技法更为细致成熟，阴刻的线条流畅奔放，乐舞、百戏、祭祀、丰收等人物众多的大场面，既杂然纷呈又井然有序，也有一种整体性的气势感,但布局处理上却较武氏祠画像石活泼自由,更带绘画意味。(www.xing528.com)

西汉墓室壁画遗迹主要有洛阳出土的卜千秋墓壁画、61号墓、金谷园墓以及八里台墓室壁画等处。卜千秋墓壁画以粗放的线条勾勒描绘出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分别乘腾蛇与三头鸟闭目飞升的男女墓主人，生动活跃的青龙、白虎，展翅飞翔的朱雀，内有蟾蜍与桂树的满月，飞着金乌的太阳,打鬼的方相氏,人首鸟身的王子乔，以及方士、仙女、仙兔、奔犬等众多异常生动的形象，还有流动的云彩穿插连贯其中。线描的流畅洒脱和富于粗细变化,使得画中的各种形象生气盎然,画面充满动荡活跃的气氛，显示出一个墓主人死后升仙的浪漫境界。洛阳61号汉墓中除有辟邪升天的内容外，还有两幅较完整的可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鸿门宴”和“二桃杀三士”的图画。画中人物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其粗犷率意的风格代表西汉墓室壁画的特征。金谷园汉墓壁画内容为日、月、星宿、灵怪、祥瑞等,其中亦有乘龙升天的形象,手法与卜千秋墓壁画相同。八里台墓室壁画中的《上林虎圈斗兽图》现存波士顿博物馆，为西汉晚期作品。

东汉墓室壁画遗存主要有辽宁营城子、北园、棒台子屯,河北望都、安平,河南密县打虎亭，山东梁山，内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山西平陆枣园村等处汉墓中的壁画。在东汉墓室壁画中，表现墓主身份及经历的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属吏、官署、幕府、庄园等现实生活内容逐渐成为主要题材，而神话与迷信内容则相应减少。绘画技法更趋成熟多样，对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画明显受到重视,因而壁画中的人物大多生动传神,这标志着人物画发展的新水平，也是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中国人物画大发展的前奏。望都 1号墓室壁画画死者生前僚属如主簿、功曹、游徼、寺门卒等，其中表现主簿的悠闲自在、小吏的谦卑恭谨，皆跃然壁上。手法以墨线勾勒为主，兼施渲染以表现明暗体积，色彩不多,但用笔肯定,画风严整而有气势。辽宁辽阳北园墓室壁画主要描绘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有燕居宴饮图、属吏图、楼阁图、乐舞百戏图等。作者具有较高的写实技巧，亦十分重视人物性格刻画。构图颇具匠心，全墓壁画有完整的整体布局,各部分又能独立成幅,有多样统一、和谐而富于变化的艺术效果。在描绘手法上，勾勒、平涂、晕染等方法灵活使用,还采用了近于后世的没骨法的画法,色彩较为丰富复杂，并着意于表现对象之凹凸感。从马的飞奔姿态也可以看出作者已不满足于装饰性的描绘，而致力于追求表现所画对象的瞬间动态。东汉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容最为丰富,描绘了墓主人由“举孝廉”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时止的全部仕宦经历。画面上有繁阳、宁城、离石、武城等府县城市，有官署、幕府、坞壁、庄园、门阙、楼阁等各种建筑，有出行、仪仗、饮宴、迎宾、百戏、庖厨等生活画面，也有农耕、放牧、蚕桑、渔猎等劳动场景。还有古圣先贤、烈士豪杰、神话传说、珍禽异兽等西汉以来的传统壁画内容。该墓壁画场面壮阔,人物众多,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边塞地区的社会风貌。整体风格率意洒脱，线条圆润流转，渲染赋彩技巧熟练，人物的身份、姿态、神情的刻画生动入微。

除壁画外,在宫殿的屏风上,贵族官僚的车马、舆服、器用上都可见到精美的绘画。汉代还出现一些可以移动观赏的绘画。这些作于木板或绢帛上的绘画被用来赠送，甚至可以买卖，当是后来广为流行的卷轴画之滥觞。据记载，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霍光,东汉光武帝在宴见臣下时,被身旁屏风上图画的烈女像所吸引而“数顾视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

与绘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相适应，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被罗致到宫廷的专门画家被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知名者，西汉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东汉时有刘旦、杨鲁等。据《西京杂记》所传，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阳望和樊育两人都“善布色”。与商周时期从事绘画的奴隶工匠相比，这些在宫廷中执役的画工不仅专业化程度更高，也有较多的发展各自特长的可能，这无疑会给绘画的广阔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据文献记载，上层社会中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如张衡、蔡邕、刘褒等）也开始染指绘画，这意味着绘画日益受到重视和绘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

秦汉绘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直言不讳地为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制社会的政治教化服务。综观汉代绘画的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①包括车骑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田猎农事、胡汉战争以及城郭、衙署、庄园、楼阁、仓库等现实内容的社会生活题材；②古圣先贤，如黄帝、颛顼、尧、舜、禹、文王、武王、孔子、老子、柳下惠等，以及表现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如周公辅成王、丁兰侍木人、老莱子娱亲、董永孝亲、梁节姑姊、齐义继母、秋胡戏妻、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等；③神仙灵异、祥瑞珍奇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日、月、星宿、雨师风伯、飞仙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比翼鸟、连理枝等。绘画题材尽管包罗万象,有天上、地下和人间,有时间上的回顾和空间上的展开,但从观念形态来说,目的只在劝善戒恶，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古圣先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无一例外都是作为世人的楷模来加以表现的。神话传说、迷信怪异中的形象，则既体现着汉代社会“天人感应”的宗教意识、宇宙观念，也渗透着统治者敬天法祖、神道设教的意图。

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清醒地认识到绘画的这种功利性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宣帝时在麒麟阁画功臣，明帝时在云台画名将，显然都是意在鼓励臣下效法功臣名将尽忠皇室。这种宣传往往收到明显效果，王充《论衡》说：“宣帝之时，图画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到东汉后期于中央庙堂“图像立赞”表彰功臣名士的方法，被更为广泛地运用。灵帝时高彪迁内黄令，灵帝“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为了表彰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灵帝还“诏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在东汉时期,不仅用绘画表彰官吏，而且也用绘画表彰孝子孝女。如东汉孝子陈纪就被“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孝女叔先雄也受到郡县“立碑，图像其形”的荣誉。实际上汉代墓室壁画中普遍流行的车骑出行、歌舞、百戏、宴饮等生活排场的表现，除了炫耀统治者之声威显赫外，其用意也在训诫子孙光宗耀祖博取功名。统治阶级直接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刺激绘画发展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发掘中，出土几幅西汉帛画，有的用作殡仪中的旌幡，表现引魂升天的场面；有的则描绘了迎宾、祭神、健身体操等景象，为研究汉代绘画增添了珍贵的资料。长沙马王堆汉墓，位于长沙东郊，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坟墓。1972年发掘的1号墓，墓主人是利仓的妻子辛追，年约五十。随后发掘的2号、3号墓，墓主人分别为轪侯利仓及其儿子。马王堆1号、3号墓的内棺棺盖上，均覆盖着T字形旌幡帛画，全长2米，构图基本相同，分三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上段描绘日、月、升龙及人面蛇身的始祖像，象征天上境界，中段描绘墓主人出行、宴飨等人间生活，下段描绘神怪、龙蛇、大鱼、大龟等地下的生物，其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这两幅壁画首先在构图上，通过穿壁的蛟龙，将人间、地下两部分联成一体，又通过昂扬的龙首与迎候在天门的司阍，构成升天的气氛，使画面的三部分有机联系起来，其次墓主画在旌幡中心部位，通过跪迎与随从婢仆的衬托显示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画法是先以淡墨起稿，然后设色，最后再墨勾轮廓线。线条类同后世所谓“高古游丝描”，细劲流畅，质朴有力。设色以平涂为主，局部辅以渲染，技法纯熟，使用的颜料以石色（矿物质）为主，有青黛、藤黄、朱砂、土红、银粉等，至今仍十分鲜艳，华丽而厚重。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非衣”,内容丰富，色彩绚烂，帛画以左右对称、上下连贯的格局分三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众多的人物、禽兽、器物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疏密繁简错落有致。奇诞夸张的造型中体现出严谨细腻的写实技巧。线条流畅挺拔,刚健质朴,设色以平涂为主,技法纯熟,使用的矿物质颜料至今仍十分鲜艳。这幅帛画是本期绘画中的杰出作品之一，它全面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绘画在汉代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同类的帛画也见于马王堆 3号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马王堆3号墓帛画除“非衣”外，尚有悬挂于棺房的大幅帛画，保存较好的一幅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有官吏、兵卒、骑士等数百人，马数百匹,车数十辆,场面宏大。金雀山9号墓所出帛画,内容多为进食、歌舞、纺绩、问医、角抵等现实生活场景。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长条形西汉帛画（图十七），也属旌幡性质，上部画日、月、仙山琼阁，中部画宴乐、迎宾、纺绩、校武等人间生活，墓主人为一贵族老妪，下部画龙虎等神怪形象。此画用没骨与勾勒相结合的方法绘成，反映了汉画技法的多样性。

图十七　帛画　西汉　 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

木板画遗存有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所出的两幅人物画。漆画以湖南长沙马王堆 1号汉墓及砂子塘汉墓出土的彩绘漆棺最为精美，堪称代表。马王堆汉墓漆棺于满布的云气纹中用白、红、黑、黄等色画出各种怪兽、仙人,色彩斑斓,色调变化丰富微妙。画面氛围神秘，境界奇特，气度潇洒豪放，显示出汉代漆画在战国漆画基础上所取得的极大进步。

通过对战国绘画的综合与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秦汉绘画为形成中国绘画的民族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秦汉绘画具有空前规模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绘画中以传神论为美学核心、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绘画才得以发展起来，而灿烂的外来佛教绘画艺术也才得以找到它可能生根开花的丰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