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取得很大的成就,青铜工艺被视为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最早的青铜器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了青铜铸造的铜镜。其中商代是青铜艺术由成熟达到鼎盛的时期。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融化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填充性好,气孔少,成器细腻而坚固耐用。青铜的合金成分,视用途与器类不同而有不同的铜锡比例,在《考工记》中记载了“六齐”,即为六种不同性能的铜锡配比。春秋以后除模铸法外,还发展出了失蜡法、焊接法、冷锻法和热锻法等,并采用金银错、蚌泡镶嵌、髹漆彩绘等装饰工艺。
青铜器在先秦时期器型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日常及礼仪所需,主要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四大类。在崇尚“礼治”的奴隶制社会,青铜器物被奴隶主当做“礼器”,成为祭祀礼仪之器和等级、权力的象征。青铜器的多寡和规模大小,往往象征着特定的等级和权力。传说,夏朝禹铸九鼎,于是九鼎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后来,人们把九鼎的迁转当做国家政权更换的标志。史书中记载楚庄王曾向周王的使者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问鼎”故事后来被视为有夺权野心的代名词。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随葬品的数量之多和等级之清晰都达到顶峰,各等级统治者可以享用的青铜器形制、数量、质量、品种和组合方式都明确规定,最高等级是天子九鼎,以下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依次递减。而到了东周,低等级的统治者使用高等级青铜器的僭越行为逐渐成风。
青铜器作为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种,其图案、线条、构图、形态等等都能够真切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美术水准与审美标准。它是从原始美术中衍生出来的艺术综合体,其单独分离出来的“礼器”,反映了此时人们对于“美”的进一步要求。
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期,也是青铜时代初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之间,出土了戈、戚、铃等青铜器,种类不多,器型较少,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1981年在该地还出土了两件青铜镶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工艺精美,色彩华丽,结合粗犷的兽面轮廓,散发出神秘的魅力。
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大量青铜礼乐器。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青铜器为代表,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型丰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系几个字的族徽图像。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及人面纹方鼎,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虎耳四足的大铜甗等,皆具形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
司母戊大方鼎(图九)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形制最大的鼎器,长110厘米,宽78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大鼎腹内有“司母戊”三个籀文体铭文,从这三个字中不但可以看出商代文字已具有相当高的书写艺术水平,而且也说明这是一尊统治者为祭祀其母亲所造的青铜礼器。这尊圆形柱足托起的长方形大鼎,立耳、折沿突出其体量感,给人以稳重、庄严的整体印象。鼎上的装饰主要由兽面、夔、牛、虎等高度夸张的艺术形象组成,增强了神秘、威慑的震撼力,是青铜器中罕见的艺术珍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www.xing528.com)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铭文加长,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的武王伐商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器盖与器身铸饰着大小不同、样式奇丽的牛头,可视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长篇铭文习见。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图十,铭文长达497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克鼎及史墙盘,眉县出土的盝方彝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虎镈等,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其铭文属于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样古老,笔画比较粗壮,大小也比较匀称。
图十 毛公鼎 西周晚期 青铜 高53.8厘米 口径 47.9 厘米 陕西扶风出土
东周时期在历史上可分为前期春秋、后期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不同的地区风格。春秋中期流行繁缛的蟠虺纹与蟠螭纹,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盖顶莲瓣丛中直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壶身附着龙虎,气势升腾,结构不凡,具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艺术特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占、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艺术上的反映。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的狩猎纹壶,据传出自洛阳金村、今藏日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士刺虎纹铜镜,歌颂了人们战胜猛兽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描绘战国时代贵族演礼的各种场面,是时代特色最鲜明的战国青铜器。此外,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蟠虺纹铜尊盘,表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的继续发展,同墓出土的大型铜编钟,音调洪亮悦耳,造型恢宏庄严,堪称战国青铜器的杰作。
青铜器的纹饰一般以变形动物形象为主,最常见的有饕餮以及龙、凤、夔等形象。从这些纹饰造型中,我们看到的是熔雕、刻、绘、书于一炉的高超工艺,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艺术美,因此,青铜器艺术为我国美术史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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