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俚俗”释义
书面语（泛指正式场合使用的交流语言）居庙堂之高，登大雅之堂，是人们正式交往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规范性语言交流工具。除此以外，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到处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常用语。常用语不同于规范的书面语，往往带有强烈的口头语色彩，甚至包含着戏谑、调侃的成分。无论古今，生活中的常用语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流传甚广。这些常用语丰富了我国语言文学的文化内涵，并且增加了语言表达形式的种类，是汉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常用语虽然在表达形式上不及书面语严谨、工整、典雅、正规，但在表述意义上，却与书面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譬如说，常言道（或“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后长的牛角，比先长的耳朵长”、“捡了芝麻，丢掉西瓜”、“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以及“前怕狼，后怕虎”等。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它们和一些书面语在表达含义上，是完全一致的，对应地说就是“弱肉强食”、“后来居上”、“因小失大”、“分道扬镳”还有“畏首畏尾”。这些“常言”都属于“俗语”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俗语”呢？
众所周知，常用语的种类有很多，包括“熟语”、“谣谚”、“歇后语”，等等。目前，语言学界普遍将“俗语”作为常用语的术语称谓。换言之，“俗语”的范围是最广的，我们可以将“谣谚”、“歇后语”、“熟语”等绝大多数常用语纳入其中，统称之为“俗语”。徐宗才先生就认为：“俗语也叫俗话，是一种通俗、形象、广泛流行在人民群众中的定型语句，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是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科学知识、生活感受的总结。”（《俗语词典》）这些统称“俗语”（或“俗话”）的常用语，其共同特征是口语气息浓重，当然每种常用语也各有特点。
一般来说，“谚语”偏重总结人们的知识经验，是寓有思想深意的“俗语”。王勤先生曾指出：“谚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总有训诲性和教育作用。这是谚语的根本功能所在。谚语所表达的意义是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传授经验、教训劝戒的功能。”（《谚语歇后语概论》）比如说，“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心齐，泰山移”等。“谚语”总结的经验，来自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甚至还有专门涉及生产实践的“农谚”，它在“谚语”里占了很大比重。像“燕低飞，要落雨”、“龟背潮，下雨兆”、“泥鳅静，天气晴”、“猪衔草，寒潮到”、“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等，这些都是古人观察物候和节气所积累的历史经验。
而“民谣”与“谚语”则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古人认为“谣”是“徒歌”，也就是无曲之歌词，“谣”、“谚”可以“互训”，即互相解释。它们的区别仅在体例格律上，所谓“对文则异，散文则通”，意思是说，“民谣”有韵，若形式对仗工整则不同于“谚语”；若形式松散的话，就和谚语没什么差别了。所以我们经常联称之为“谣谚”。
“歇后语”所体现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及语言趣味，它国并没有这种语法现象。“歇后”一说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历史久远。“歇后语”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前半段是形象的比喻，像谜面；后半段则解释说明之，像谜底，两相结合，贴切自然，妙趣横生。比如说，“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个巴掌拍不响——孤掌难鸣”等。
当然，在“俗语”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被称为“熟语”。语言学界对于“熟语”的解释和分类，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有一个通俗的看法：“熟语”即“俚语”。本书就采用了这种提法，下文将要提到的各种“俚语”，实际上就是“俗语”中的“熟语”。
那么，到底什么是“俚语”？它又有何语言特点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俚”字。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名叫司马贞，他从小酷爱读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但因为年代相隔久远，《史记》的旧注本到司马贞生活的唐代已经存在很多纰漏与讹误，使得《史记》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于是，他发奋写了一部《史记索隐》，对《史记》进行注音释文，纠正以往疏误。没想到这部书让他名垂青史，后世称誉其为“小司马”。司马贞在《索隐》中训“俚”为“鄙”，“鄙”最初是指边远的地方，就像现在远离都市的乡下，也就是说，“俚”就是偏远地方的意思。由此引申，“俚”在现在词典上就解释为民间的，不文雅的意思。宋代著名词人苏轼在《和王胜》一诗中云：“不惜阳春和俚歌”，这里的“俚歌”，就是“民间歌谣”的意思。(www.xing528.com)
其实，“俚语”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已出现。正史中的“前四史”曾多次引用当时流行的“俚语”，只不过其说法并不统一，名目繁多，如称“里言”、“俚言”、“里谚”、“野谚”、“里语”、“鄙语”等。但其特点完全一致，均指“民间口语中使用的通俗而又粗鄙的词语”。（《辞海》）
曹聪孙先生曾给“俚语”下如此定义：“习惯上认为，俚语是一种口语性、通俗性极强的‘粗话’。从文化审美的观点看，它不是文学语言。不过，它仍然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颇有地方色彩。”（《俚语探赜》）从其定义可看出，“俚语”至少具备三种特征：
第一，粗俗性。如“脓包”、“小赤佬”、“窝囊废”、“上西天”、“王八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口语表达，均为民间流传极广的“粗话”。
第二，方言性。“俚语”是一种民间惯用语，由于地域不同，往往带有明显的方言色彩。我们可以拿明清时候的一些话本小说举例子。这些话本的内容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因此贴近日常生活，经常会将方言俗语等采入小说。比如《金瓶梅》里就有很多“俚语”来自各地方言，像“田鸡”即青蛙，北方或说“蛤蟆”，吴方言区的口语称之为“田鸡”。又像“墓生儿子”即遗腹子，此乃冀、豫二地的说法，意为妻怀孕而夫先没世；“墓生”一词十分形象。又如《红楼梦》也有很多当时的“俚语”，像“是非人”意指身世有问题、不清不白的人；“不防头”意指说话不假思索、不考虑后果；“杀鸡儿抹脖子”意思是说做事情急。当然，这些俚语现在已不太流行。但在各地方言中，至今有许多“俚语”仍在使用。比如，广东人讲的“蛀册龟”（指埋头死啃书本，不问世事的人）、“鸡同鸭讲”（指牛头不对马嘴，彼此无法沟通）等；江南地区流行的“矮冬瓜”（指人身材矮小）、“鸭孵卵”（指不明事理或不仗义、不讲交情的人）等；吴方言经常使用的“拆烂污”（指不负责任，把事情弄糟）、“老油条”（指处世油滑或工作拖沓的人）等；四川方言里的“贱皮子”（与“贱骨头”同义）等。
第三，生动性。刘叔新先生曾指出，“俚语产生和流传于民间”，“意思只客观反映一般事象，不进行说教”，“表意诙谐生动而明白”。（《汉语描写词汇学》）根据其研究，“俚语”又可大体分为“俚俗固定语”和“俚句”两类。前者指不成句的俚俗惯用语，如“走后门”、“穿小鞋”、“碰钉子”、“拍马屁”、“戴高帽”等口头词汇；后者则指“成句子的俚语”，如“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占着茅坑不拉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是恶狗不挡道”、“站着说话不腰疼”、“人怕出名猪怕壮”等。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俚语”同“谚语”、“民谣”相比，并没有训诲性质。本书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俚语”虽然有时粗鄙难闻，但从表现形式上看，它更接近于寓言，且有其寓意。尤其是“成句子的俚语”，往往从事体表象抽绎出问题本质，以最简单形式予以组合并复述之，故其说事性极强，且因此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类比性。所谓“智慧藏于民间”，实际上就是指“经验”源自于“实践”这个道理，包括“俚语”、“谣谚”在内的“俗语”，所以能历久弥新，也正是基于“实践性”这一特点。
当然，“俚语”和“谚语”的侧重点毕竟不同。“俚语”缺乏对知识经验的总结，更注重对于发生过的社会生活场景或历史现象作出描述性的归纳。这种描述性话语长短不一，比如不成句的俚语有“开夜车”（指熬夜赶工）、“乱弹琴”（指胡扯）、“磨洋工”（指磨蹭）、“冤大头”（指吃了亏的人）等等；成句子的俚语有“横挑鼻子竖挑眼”、“眉毛胡子一把抓”、“求爷爷，告奶奶”、“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摇头不算点头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这些俚语表达了特殊情境下的特殊状态，从古至今，已经完全地融入到我们日常会话的各个方面。
习惯上，我们有时会将“俚语”和“俗语”混起来，并称“俚俗”。这是因为“俗语”本身也有一些描述性的语言和“俚语”的形态十分接近，很难区分清楚，所以笼统名之。本书所说的“俚俗”，就是指这种情况。
“俚语”源于对历史及社会的细微观察，同时也是一种民间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同其他一些传统民俗一样，“俚俗”中难免良莠不齐，低俗、迷信的部分也确实存在，但其中更多的应该是传统的积淀。中国古代圣贤也常将“俚语”当作摆事实讲道理的一部分，将其记录到正史典籍中，这说明他们对于民间智慧的尊重与认可。我们身落古人千百年之后，也应当具备足够的魄力及眼力，正视古代“俚俗”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更何况，有些“俚语”虽然不通行于现代，但其背后的历史典故却仍值得今人玩味；即便是权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也可以由此来认识历史，了解传统，体会古圣贤的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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