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乐知政”的文化传统
远古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了最原始的民歌。早期民歌是由人们口头创作出来的,全凭口耳相传。在社会环境相对闭塞,人员流动性不强的条件下,这种流传方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仅靠着一两代人的口耳传唱,恐怕很难将那些优秀的民歌作品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能够欣赏到古代民歌,多亏文字记载的功劳。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曾专门设立机构与相关从业人员,负责将民歌记录成文。这些记录者可能会对民歌进行“初步加工”。比如,将方言转化成“官话”;或者去除一部分“污言秽语”;或者按照某朝某代的诗歌习惯,对民歌施以格律化处理,使得民歌显得更加规范,更加“诗歌化”。这些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歌的“原生态”,但往往能使民歌读起来更朗朗上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且,有些民歌经过这种“初步加工”,反而能去芜存菁,使所要表达的意思显得更加明确与强烈。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首歌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当时四方竞相模仿京城之妆饰打扮的风气。它被东汉史学家范晔收录于《后汉书·马廖传》内。“城中”就是当时西汉首都长安,说的是:长安的贵族喜好把发髻梳得很高,结果各地的人们争相仿照,到处可见把自己头发盘起来扎到一尺多高的追风者!长安的贵族喜欢画很阔的眉毛,结果各地的人把眉毛画得几乎要占半个额头!长安的贵族喜欢把袖子做得很宽大,结果各地的追逐者竟然用整匹整匹的布帛做袖子!
古代官方重视对民歌进行搜集,主要是出于“审乐知政”的目的。清人汪烜在《乐记或问》一书中提到:“君子能审音知乐,故反躬自修,以立礼乐之本,然后制为淡和之乐以感人。”因此,“审乐可以知政”,人君“不可不慎所感”。(www.xing528.com)
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有这么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它的意思是说:民意就像江水,统治阶级对待民意,应像河工整治大川一样,千万不能围追堵截。因为民怨如山洪累积,一旦崩决,后果不堪设想。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因势利导,将洪水导入就近的山川河谷,以成功解除水患,应该让民众讲出心里话,这样就可以暂时达到上下平衡状态,激烈对立情绪就相对缓和了。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群众之言,很大一部分就依托在民间歌谣上。古代的老百姓识字率很低,有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甚至很晚才产生出文字。所以,他们经常借用该地区喜闻乐见的歌谣形式,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处境,记录事件,交流感情或抒发胸臆。“歌谣从来是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歌谣选》)因此,它是一面反映社会历史以及风土人情的镜子。
封建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安排专门人员对民间歌谣进行“采风”,为的就是及时了解民间疾苦,并借由民间的批判或肯定,对自己施政的得失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引用过一首三国时东吴人杨泉提到的民谣: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是什么繁重的徭役让自古重男轻女的习俗发生了转折?正是秦末的长城劳役!《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未必真有其事,但是读了这首怨愤之情溢于言表的歌谣,就可以知道孟姜女传说为什么历尽千百年仍然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脱胎于这样一个真实而令人震撼的历史事件——修长城。虽然记录歌谣的杨泉是三国时的人,距离秦末已经四百多年,但这首民谣所反映的民意始终未变,一度强大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就灰飞烟灭,过分消耗民力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汉初正是因为人心思定,所以才实行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政策,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当时民间的普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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