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与文化环境对民族化趋势的动因

三、“民族化”趋势的国内经济与文化环境动因

于近年内发生的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之民族化转向的国内环境动因,直接究源于近20年间国人文化价值观的调整。而这一调整行为之所以会发生,首先乃是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这个经济学原因。

在民族和国家交往的历史上,其主流价值观的确立与变化,往往是经济实力比较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言,几乎任何一个经济上贫困的民族或国家,在与富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迎面相遇,并产生由物质层面向其他层面扩展的文化价值比较时,都很难避免文化自卑心理的产生。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贬低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而过分认同和高估外来富裕文化的整体价值——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从历史上的“我文化中心”向“西方文化中心”的转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但是,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由贫穷而迈入富裕的门槛的过程中,其价值观也往往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即从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鄙视自卑逐渐向珍视和自信转变;同时,也相应地对素所崇仰的外来富裕文化的价值予以渐趋客观的再审视和再评价。当然,这个价值观的调整过程也存在着从一种“中心观”滑向另一种“中心观”的风险:一方面,从“他文化中心”向“我文化价值”的回归,具有文化价值认识上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对“我文化价值”的正面评价如果超过了合理程度,则又会回到“我文化中心”的老路上去。于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对于摆脱价值中心观基于其强大历史惯性的顽固统御而言,“文化价值相对”观念的确立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了中国人文化自尊和自信心的重新确立。从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鄙视,“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与价值否定,到20世纪80年代国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事象在社会生活中重现并得到积极的评价和普遍的珍视,表明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价在百余年间经历了一个跌宕幅度极大的调整过程。

随着这一价值观调整过程的进展,中国传统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开始全面地加速回归。这一趋势从陆续出现的所谓“唐装热”,“读经热”,世界性的“学汉语热”,中国政府在国外大办“孔子学院”,《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2004～2006年中国大陆的“民歌热”,以及“原生态民歌”概念的随之流行等事象,皆是其中的一些典型症候。在大陆电视的音乐传播方面,价值观的调整则可以从北京电视台1998年拍摄播出的12集中国民歌电视系列片《民歌魂》,央视西部频道2003年春节举办的“魅力西部”晚会和2004年春节举办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央视音乐频道2006年举办的“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央视综艺频道举办的第12届“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原生态唱法”组别的设立等事象之中,一窥其端倪。

1.经济背景动因^[14]

与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之民族化转向相关的经济背景因素,可以从下述三个范畴予以观察:

(1)国内生产总值(GDP)

中国大陆1978年的GDP仅为1473亿美元,至2005年即增长至22257亿美元。这个数据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以平均每年9.7%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在27年间增加了15.1倍。至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至2005年已经达到1700美元,这表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进入了一个“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15]的新阶段。2004年,中国的GDP在世界各国比较中已经上升至第六位(另有2006年资料称,目前已上升至第五位甚至第四位^[16])。2005年10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于北京举行的第7届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准备在未来15年时间里,把中国的年GDP提高到4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提高到3000美元左右。^[17]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2)传播媒体

至2000年,中国成为实力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传媒大国。有文章称,到2010年,中国在技术、媒体和电信市场方面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产品消费国。^[18]目前中国的电视机拥有量已达到293.4台/千人,高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74.6台/千人)。

(3)目标电视受众的消费能力

如第八章第三节所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0%,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是农村居民的5～6倍。由于商品消费能力的原因,中国电视文艺的受众群将主要定位于城镇居民——这个人群的基数高达5.5亿人,其商品消费能力达到4万亿元(RMB)以上。

作为全世界近2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和世界第五(或第四)经济大国与第二传媒大国,这些令人鼓舞的经济发展事实,为中国人普遍抛弃“欧美文化(艺术/音乐)中心”价值观,恢复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失落的、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奠定了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

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指出的,价值观是任何一个文化体系的灵魂,是构成文化体系各方面特征的“元因素”。因此,在上述物质基础的支撑下,中国当代文化体系中正在普遍发生的价值观调整,使得一度居于主流地位的“欧美文化中心”价值观逐渐趋于衰落,曾经在这个中心价值观逐斥之下一度隐匿的中国传统文化事象,包括中国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和音乐事象,以及被这个中心价值观素来歧视的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事象,就会必然且理由正当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阈之中。这些新的文化事象的络绎呈现,正在构成一个百年未见的当代中国文化新环境——包括新的艺术文化和音乐文化环境。

2.文化背景动因^[19]

自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自我文化价值评价的上升,一度被贬抑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价值逐渐开始受到重新审度和肯定,由此而引发了一些相应的、值得关注的事象。这些事象意味着,导致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之民族化转向的适宜文化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1)《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自1979年开始,以全面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目的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发起并组织实施。26年来,经过全国10余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298部省卷、450册(约5亿字)用于出版的资料成果的编纂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已经出版224卷,其余74卷将于2006年全部出齐。

据统计,为《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而搜集到的大量民族民间文艺资料中,大约有90%的资料并未收入正式出版的该书。这些资料包括文字资料60亿字、图片资料6万余张、曲谱6亿多字、录音资料3万多小时、录像资料3000多小时,等等。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

· 《中国戏曲志》

1999年完成。记录中国各地各民族的大小剧种394个、剧目5318个。

· 《中国曲艺志》

2005年完成。据调查,中国现有曲艺品种共约400种左右,而本《志书》共收入曲艺品种300余种。

·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2004年完成。共搜集了近40万首各族民歌,仅四川省搜集的民歌即达4.5万首。本《集成》从中精选出4万余首以供出版。

·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2003年完成。共收入唱段有2万余首、器乐曲和锣鼓经近1万支。

·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www.xing528.com)

2005年完成。共收入乐器500余种、器乐曲2万余首(套)。据报道,仅西安古乐(又称西安鼓乐、长安古乐、长安鼓乐)的曲目就达1000余首(套)。

·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2004年完成。全书29卷(海南省不立卷),收入曲目(曲牌)数目不详,全书共4350万字。

·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2000年完成。共收入五十七个民族(含三个族属未定的“人”)的各类舞蹈节目2017个(种)。

·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2004年完成。共搜集民间故事183万篇,收入本《集成》中的故事篇数不详,共计30卷,4500万字。

· 《中国歌谣集成》

2005年完成。共搜集民间歌谣302万首,收入本《集成》中的歌谣数目不详,共计30卷,4500万字。

· 《中国谚语集成》

2005年完成。共搜集民间谚语748万条,收入本《集成》中的歌谣数目不详,共计30卷,4500万字。

(2)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成立

1998年,国家文化部成立“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中国本土艺术文化保存保护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全面承担中国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开发工作;继续负责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展多方位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利用文艺资源优势及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系统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发扬。

“中心”的主要科研课题有三:

①完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②在上述《志书》资料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

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展示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风采的电视系列片《风》(预计全国30个省,每省1～3集,每集30分钟)。

(3)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由中国文化部主导的一个大型的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这个工程计划从2003年起,用十年的时间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和整理。工程将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音像技术,尽可能全面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实施以县为单位的中国民俗志调查和出版,全面调查、登记与出版中国民间美术作品,拍摄与制作中国民俗文化的音像制品,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等等。此工程的成果,包括编纂出版以县为单位的《中国民俗志》3000余卷、大型丛书《中国民俗图录》系列、《中国民俗分布地图集》系列、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中国民俗》等。

该工程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整理和出版的巨大工程,也是文化人进行文化寻根、唤醒民众文化意识、普及优秀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对了解文化国情、民情,鉴别良莠,促进文化创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中,增强国家文化实力、建设国家文化主权具有重要的意义。”^[20]

(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2006年9月1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保存、保护和发展机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由国家发布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任务、描绘未来五年中国文化发展蓝图的中长期规划。按笔者的理解,这个《纲要》的出台,首先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和汲纳,以解决“五四”以来“欧美中心”价值观确立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文化退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重商主义价值观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以及因经济行为过度而导致的拜金主义肆行,使得中国国民缺乏共同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以供认同,并由此造成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不足的问题。其次是出于特定经济目的:通过发展壮大中国大陆目前占GDP份额过低的文化产业,以满足中国当代社会在其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国民生活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需要,尤其是日益增强的文化消费的需要。

在《纲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艺术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予以传承、传播和发展被放到最重要的位置。《纲要》特别提出,要在大、中、小学课程教学和社会教育中,全面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教育与研究;要启动和继续实施若干保护、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重大工程项目;要加强各民族古籍和文物抢救工作,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要做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其中也包含民间音乐)等文学艺术遗产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整理、研究和编纂传统文化典籍的作用;等等。

《纲要》还强调,要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等等。

由此,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为了重建“新时期的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21]《纲要》第一次鲜明地体现出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民族化”价值取向。这一取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中国近百年来唯洋是尊、鄙弃传统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和近20多年来物质主义价值观肆行的拨乱反正。关于对后一方面(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认识,笔者认为有略作解析的必要。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一直将价值取向聚焦于经济建设,这一价值取向的选择有着众所周知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但也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领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按一些国外人士的看法,这些不良影响之具体体现,就是在这个全民高度崇尚财富的时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就是经济生活,而对于除了经济之外的其他知识、艺术、道德等“非物质”的生活要素,在价值上评价甚低。这一时期的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获得财富的愿望取代了其他愿望,财富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偶像,而人生的意义与“幸福”的标准几乎完全被物质化了。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陆电视当然也不例外。

2006年10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国家民委和内蒙古电视台共同举办的电视节目策划会,为即将到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策划一部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作为这个庆典的内容之一。在这个策划会上,共提出了两个策划草案:在由国家民委提出的草案中,片子内容主要是对蒙古族文化历史和近60年来的内蒙古社会变迁,进行文化、政治和艺术角度的描述;而由内蒙古电视台提出的草案中,则几乎完全是对内蒙古自治区近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展示——后者的理由是,如果离开这些经济成就的展示,又怎么体现蒙古族和内蒙古自治区60年来的“进步”呢?

显然,这两个草案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取向——多维度的历史主义价值取向和单一维度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针对后一草案,笔者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内蒙古自治区近年来的欧美大工业模式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否就能完全代表甚至取代蒙古民族上千年来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否将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全盘地“欧美化”,就意味着他们“现代化”的成功和他们幸福愿望的实现?在这个“现代化”的经济成就面前,蒙古族千年以来创造的文化和艺术都价值无存了吗?如果确实如此,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蒙古民族,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和可能吗?为什么当蒙古族传统文化和艺术在国际上获得普遍的高度珍视(如蒙古族长调刚刚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视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之时,我们的电视却对这些积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财富视若敝屣,以至在这个民族自己的盛大庆典中都不愿稍加提及,却仅仅对那些“欧洲化”或“美国化”的物质“成就”津津乐道呢?历史上文化成就卓著的蒙古民族,今天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了吗?……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是仅针对内蒙古电视台提出的。因为在具有“官方”色彩的大陆电视各种节目中,这样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导致这类问题出现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电视台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而是各种“上级部门”出于某些个人或部门的功利目的滋生的夸耀政绩的需要。在此背景之下,《纲要》的针对性、重要性与及时性就更加凸显了出来。因而我们不妨将这个《纲要》看作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上的一次新的正式表态,而这一表态必将进一步强化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以民族化为取向的价值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