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艺人的知识与能力素养-电视音乐传播价值

二、职业艺人的知识与能力素养

如前所述,职业艺人并不是文化“进化”或社会“进步”的产物,他们只是适应等级制社会的需要,因社会分工而出现的特殊职业人群而已。职业艺人群体的出现,不仅与社会的“进化”或“进步”无关,反倒可以视为对人的才智全面发挥的机会的限制与压抑。亦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幻想的未来理想社会里,并没有什么职业“艺术家”的位置。他们的话也许很损及骄傲的艺术家们的自尊心——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26]

如果我们对职业艺人这个群体的整体知识与素养结构有足够的或是大致的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为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竟然有如此的、甚至超过大多数今天的学者的睿智与深刻的认识而由衷地三击其掌。的确,与演艺圈外人通常的看法相反,由于“职业化”藩篱对人的原本应该(或可能)具有的才智的局限与压抑,使我们对中国的职业艺人这个群体的整体知识素养,令人遗憾地确实不敢恭维。

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职业艺人这个人群的主要成员,多来自农民和市民阶层中最穷困的一部分人;他们往往是由于贫穷和其他迫不得已的原因而走上了社会地位微贱的“卖艺为生”道路。他们中最典型的人群,又当数中国封建时代的从事音乐或说唱艺术表演(也包括一些创作)的盲艺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盲人,生理的缺陷使得他们没有从事普通劳动的能力,而封建社会制度中又缺乏对残疾人的社会保障机制,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少数力所能及的劳动方式维持生计,而音乐(说唱)表演就是少数的这类劳动方式之一。

盲人从事音乐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得很早。据史籍,远在属于传说时代的帝尧之时,就有“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的口传记载(《吕氏春秋》)。至于统治者何以多用盲人为乐工的原因,历代史籍多有解释。如(可能成书于战国至北朝之间的)《黄帝阴符经》,认为“瞽者善听,聋者善视”,所以盲人多从事音乐表演;这一看法显然有其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依据。加拿大蒙特娄大学和麦基尔大学有相关研究称,“年幼失明的人在快节奏下辨别不同音调的能力较强。这种快节奏的音乐节奏间距有时短至千分之二十秒。年幼失明的人在辨别短音符的速度上也较正常人快十倍”^[27]。这种现象在生理学中被称为“功能代偿”(functional compensation),属于人类求生存本能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或显贵之家)服乐奴贱役的人群中,盲乐工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商代宫廷中,即设有专门教习乐舞的机构“瞽宗”,主要为统治者祖先祭祀仪礼中的乐舞表演培养人才,也承担“以乐造士”的任务,其教习者皆为盲乐师。周承商制,盲乐师仍是宫廷乐工的主力,此可证于若干史籍。《诗经·周颂·有瞽》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周礼·春官·大司乐》述周代宫廷乐官和乐工编制:“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在这里提到的750名(大司乐的固定编制名额为1463人)宫廷乐工编制中,职称为“大师”、“小师”和“瞽矇”的盲乐师多达306人,约占乐工总人数的四成。而且,盲乐师是宫廷音乐演奏和教习的主要承担者,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云:“凡乐质歌必使瞽矇为焉”,《周语上》有“瞽献曲,史献书”之说,皆可证明盲乐工是承担宫廷音乐活动(尤其是雅乐和燕乐)的主要力量。

那么,上述史籍记载是否说明宫廷乐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呢?是否因此而证明他们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众多的宫廷乐工中,“除少数官阶为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为较低级之贵族外,绝大多数是通晓乐舞的乐师、舞师及低级职员﹑工役,属于农奴阶级,或由农奴提升的”。^[28]在一个读书人崇尚“学而优则仕”、普通人视农耕渔猎为正业、甚至连商贾都不时遭人白眼的社会里,“音乐艺人始终是属于下层社会,充其量亦只是高于奴婢、仆役,等同于良人而已,其人生价值及生命并不会得到很好的保障”。^[29]处于这样卑贱地位的职业宫廷乐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盲乐人,又怎么可能通过全面的习得而建立起自身完善的知识素养呢?或许更可能的是,正是由于他们以音乐技艺为唯一的“饭碗”,而这个饭碗又很容易被人砸碎或夺走,因此他们必须把大多数时间花在音乐技艺的砥磨上头;即使他们有余暇时间,不管是(除“大司乐”之类音乐教习学校之外的)官学还是私塾的大门,大概也不会容许身份卑贱的“戏子”随便进入——这就使得他们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去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没有条件去全面开掘自己的才智,并由此而成为一个知识素养非常偏狭而畸形的人群。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旧时代的职业盲乐人这个庞大群体中,宫廷中的盲乐人只是物质生存境遇相对优裕的极少数一部分人,而这个群体的主体则存在于通常被称为“社会底层”的民间。民间盲乐人的地位的卑贱和命运的凄惨,远不是宫廷盲乐人所能比拟的。据山西《左权县文化志》载,太行山地区自古多走村串乡卖艺维生的盲艺人,他们的身世大多非常悲惨。在这个贫穷的大山里,学艺和卖艺自古以来几乎是盲人唯一的生存手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譬如,有文章写道,在20世纪中叶前后,山西左权县农村有一个“盲人宣传队”队长,名叫王贵明,他“生在穷苦人家,13岁那年双目失明。他的三弟8岁的时候被父母以一担米的价格卖掉了。而同一时期,家里却花了一担八斗米,将他这个盲孩子送到武乡县拜师学艺。这是1944年,他的师傅是当地有名的盲艺人”,^[30]已经贫穷到卖儿女地步的家庭,何以舍得“花了一担八斗米”送他去学艺?因为他们知道,盲孩子连被人如小猫小狗买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如果他不学艺则根本没有第二条活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陆游),这样一幅挣扎于艰难生计的凄然场景,让我们怎能对他们进行全面的知识学习所需的时间、资金和机会,存在任何奢望呢?

事实上,直到经济发达、教育昌明的今天,职业盲乐人受教育的机会仍然远远低于普通人。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多数大专院校音乐系科对于音乐才能优异的盲人入学,仍取禁止或设限态度;即使有幸入校就读的少数盲人学生,由于其生理缺陷而导致的学习困难,使他们的休学、补考、退学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即使他们能够读到毕业,其就业的机会也非常少;即使他们有幸得到一份音乐职业,也大多没有固定薪资,只能靠业余时间的教学、演出甚至按摩等“副业”作为补充。^[31]既然如此,他们就与古代盲乐人相近似,缺乏进行全面的知识学习所需的时间、资金和机会,因此这些“音乐才能优异视障者”的知识素养结构也就不太可能健全得起来。

盲乐人是如此,那么那些生理健全的职业乐人呢?他们的知识素养结构会更健全一些吗?答案似乎仍不令人乐观。

从中国历史上看,被贬称为“倡”、“优”、“伎”、“戏子”的职业艺人群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几乎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他们不仅与乞丐、妓女等人群同处于“下九流”^[32]等级之中,甚至他们常常就是集乞丐、妓女、优伶三位于一体。有资料称,福建省粤曲艺人群体的前身,就是由清代的失明女艺人(当地称“师娘”,又称“瞽姬”)和在妓院外“业余”唱曲的妓女(称“校书”,未成年妓女称“琵琶仔”)构成;她们依靠在茶楼、赌馆、凉茶店的求乞性质的卖唱,而挣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以辅衣食之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一部分唱曲妓女脱离了妓籍而仅以唱曲为生,才告别了亦丐、亦妓、亦伶的身份混沌时期,成为了早期的粤曲女伶,粤曲也才由此进入了“卖艺不卖身”的“女伶阶段”。^[33]

显然,与前述旧中国的盲艺人一样,在社会的歧视与生活的重压之下,旧时代职业艺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同样不可能受到正常而健全的知识教育与素养陶冶,因此其知识素养亦不太可能健全得起来。基于艰难生计中获得的经验,职业艺人通常真诚地信奉“一招鲜,吃遍天”这个卖艺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因此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专业技艺以及卖艺生涯必不可少的接人待物的知识与技能,倾注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对除此之外的知识领域所知甚寡。同时,由于这个群体在两千年一贯制的生存方式中形成的强大心理惯性,使得直至今天的中国职业艺人群体中,仍旧普遍存在“重艺(主要是技术)轻文(文化知识)”的观念,这一观念仍在严重地阻碍着当今职业艺人群体知识素养的健全化。

即使到了教育普及的今天,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或准职业)艺人中,这样的现象仍然是附拾皆是。譬如,各种专业艺术院校考生的入学考试总分,大多远远低于普通大学文科的同类分值;艺术院校的表演(包括某些创作)专业的学生普遍对除本专业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习不感兴趣——这类事实早已为社会公众视为常态。一位笔者多年前的学生,也是个在地方有些名气的“歌唱家”,后到北京某音乐学院进修声乐。时逢笔者当时也在那所学校读研究生,因此到其所住的学生寝室去探望她,发现同室居住的三位声乐专业学生的书架上无书可觅,却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笔者问:“你来此是为了什么?”答曰:“读书啊!”又问:“那么……书呢?”学生嫣然一笑:“你见过学声乐的学生读书么?”此言一出,当真如醍醐贯顶,好些读音乐史时想不明白的问题,顿时霍然贯通。

重艺(技术)而轻文,中国古今职业艺人大抵如此。即使当他们成为了职业艺术行当中的“家”或者“星”之后,其知识素养的先天不足也总是令其“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时时暴露出浅薄、浮躁、急功近利的群体性素养特征。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两年一届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众多职业歌手以及正在专业学习阶段的准职业歌手(尽管他们中多数拥有大学学历),在综合素质考核环节中表现出来的无知低能,便可对这个群体的普遍的知识与能力素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赛的评委和受众对职业歌手的文化素质曾作何评价:

我们的歌手的文化素质包括专业素质整体来说确实比较可怜,特别是职业组的音乐素质考核成绩实在叫人心寒。^[34](https://www.xing528.com)

歌手综合素质普遍较差反映出目前艺术院校教育的缺陷,唱歌的人连音乐学院附中水平的视唱都不能很好地完成,实在让人生气。^[35]

曾在这项大奖赛(指2004年举办的第十一届“青歌赛”——注)中担当评委的学者余秋雨认为,素质考核中出现的测试题并不难,题目范围是高中毕业生的标准,90%的题在中学语文课本、历史课本和其他课本里都能找到答案。而参赛选手基本上都有大学学历,这些基本的东西答不上来,显然说不过去。著名歌唱家吴雁泽说:“我一直在反思一个现象,歌唱者往往有了这个特长之后,其他的东西就荒废了,有的人甚至认为歌唱是一个捷径。其实,搞文艺的人脚底下必须有文化,没有这样一个铺垫,很难啊!别以为有嗓子,就可以一举成名;别以为有嗓子,就可以走遍天下。”^[36]

(2002年“青歌赛”)专业组决赛中,参赛歌手大都是艺术院校、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然而在五场比赛中,不少专业歌手在文化综合素质方面表现得十分弱智,甚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37]

民族唱法比赛中,新歌极少,不少歌曲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缺少现代感。而有的作品却又几位选手争着唱,一首《断桥遗梦》居然有5个选手唱。在几个选手演唱后付林忍不住严厉批评,“他们表现太过,用情太多,显得很虚假”。而另一位选手演唱《不能尽孝愧对娘》时,歌词里的“娘啊,娘啊”,还有“我跪,我跪”听起来哭天喊地,撕心裂肺,付林实在忍不住了,说:“我特别希望我们作曲家、作词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选择题材不要太狭窄了,一唱都是爹娘的,要死要活的,边远山村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阳光”。而蒋大为也很吃惊地表示说:“怎么全是哭哭咧咧的?”^[38]

(在“命题对话”环节)如果说排在最前面参赛的美声组选手讲得不好,还情有可原,但今天民族唱法选手看过了那么多正反面的例子,准备了这么久,依旧表现得如此简陋平凡。我只能说他们的内心很空洞,已经被宠坏。他们完全进入了一个假的世界,充满假话、空话、套话的世界——而这对生命来说是一种摧残,希望他们能早一点向原生态歌手学习。就今晚的表现而言,显而易见,幼稚、空虚、肤浅已成为他们的通病,而原生态歌手质朴的语言表达方式,再也听不到了。^[39]

“青歌赛”选手不是“被宠坏的一代”,而是被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父母“塑造坏了的一代”。他们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自然之纯美,不知父老之情、乡亲之谊,不知挫折与承受,所以面对现实世界,他们既空洞、肤浅,又虚假、稚嫩。^[40]

(2006年“青歌赛”民族唱法组歌手在“命题对话”环节)除了极个别的歌手表现还差强人意之外,绝大多数歌手的那一分钟演说,其水平大概只够小学生作文的水平,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则是艺术院校毕业或正在那里就读。让我吃惊的另一点是,与之前的原生态歌手一分钟陈述对比,更显出他们贫血一般的贫瘠,而那些原生态的歌手大都是来自深山老林、没有什么文化的山民。这次民族唱法的前20名歌手中,唯一来自大山深处的普米族女歌手,说起寨子里的山民,因她走出大山参加“青歌赛”而连夜载歌载舞醉倒了一半的情景,感动了评委和观众,更加反衬出其他歌手的演说是那样的乏善可陈,再一次把我们的歌手晾在了尴尬的位置上。^[41]

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歌手尚且如此,从事流行艺术表演的艺人,在更大的商业化利益诱惑之下,其知识与伦理素养更是低等而下之。大陆的网民们几乎都知道,台湾有位叫杨丞琳的流行歌星,在台湾综艺栏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2003年7月的一期节目中,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史实,有过一番极其无知并超越民族伦理承受底线的言论,并因此而引起中国大陆网民群情激奋的“万人签名”抵制行动。在这位歌星的事后公开道歉中,她承认自己“历史没有学好。那些年份我一直没有弄得很清楚”。但即使从这个敷衍的道歉中,也暴露出职业艺人之人格的普遍性残缺。因为这个说法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把个人在伦理方面的缺陷偷换为知识的缺陷——因为她好歹还明白,中国人对无知比对缺德更容易宽容。其实,流行歌星中如杨某这样无知无行的人并非个别,报纸和网络上的新闻(尤其是八卦新闻)中,关于他(她)们这一方面的笑话足可编一部新《笑林广记》。这里可以引一则歌星们的八卦新闻以为论据:

· 2001年,(为参与一个电视节目而)事先被经纪公司要求背熟“桃园三结义”的答案,于是蔡XX在回答吴宗宪突然变题的“三国演义是哪三国”时,照旧答曰:刘备、关羽和张飞。

· 2004年,在某电视晚会上,表演《魅力无限》的孙X被发现其表演服腰际处的英文单词意为“婊子”。

· 2005年,听到《满江红》后的李X对歌词大为欣赏,她要求唱片公司安排岳飞为自己作词一首。

· 2006年,曾接受南方某报采访时表示“清朝是我最喜欢的年代”的何X,在沈阳故宫参观时被发现“不知道清太祖是谁”,其助手对记者解释说:“何X本身是彝族人,所以对这段历史并不是很了解。”^[42]

鉴于上述事实的大量存在,我们又怎能缘木而求鱼,敢于相信知识和伦理素养水平普遍低下的职业艺人人群,能够创造出比生活艺术更加“高级”、“高雅”、“先进”和“好”的艺术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