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艺术创造与拥有者的人格特征

一、生活艺术创造与拥有者的基本人格特征

人格,即人的道德价值之集中体现。由于艺术是人的造物,因此艺术的价值便是其创造者的价值观的投射;也就是说,虽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艺术作品的固有价值(不是工具价值)往往与其作者的人格价值呈正比关系——这就是我们将“人格”这一因素作为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一的前提性认识。

笔者认为,与职业艺人群体中常见的残缺人格(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述及)相对照,作为“生活艺术”创造者的各民族平民大众的人格结构显得更加健全。易言之,如果人格价值可以量化的话,后者比前者的人格价值的正面分值要高。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后者虽然碍于较大的生存压力而难以逃脱对物质功利的欲求,但他们的这一欲求与终日嗡嗡嘤嘤于名利场中的职业艺人们的欲求,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物质功利的欲求虽然也会加予他们以因时、因地、因民族和个体而异的人格缺陷,但也正因为他们被隔绝于职业艺人们垄断并镇日混迹其中的名利场之外,使他们确实保留下来许多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美好人格操守,譬如善良、淳朴、重情、好义、宽容、诚实、不取非分之利,等等。

对于平民大众的这一人格特征(即其道德价值体系)的判断,不是出于笔者坐在书斋之中的乌托邦式的向壁虚构,而是来自生活中的大量事实,以及笔者(基于专业需要的)田野工作所获的切身经验。且举两例以证之。

其一,是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电视台2006年“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评委和受众对“原生态唱法”与“民族唱法”歌手在“命题对话”中表现的不同评价。与评委余秋雨、徐沛东等人对“业余”的原生态民歌手在“对话”中真诚、生动、活泼、精彩的表现的大加赞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专业”的“民族唱法”歌手在同一环节中的虚伪拙劣表现所引来的一片揶揄之声。一篇报道对此作了如下记载:

观看过本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歌手们生动鲜活的“命题对话”之后,观众一定会对昨晚举行的民族唱法组多数歌手们的“命题对话”大感失望。从余秋雨和徐沛东的当场点评中,这样的失望使得两位评委打分也相当无奈。民族唱法歌手绝大多数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但在作为文化素质考核的“命题对话”这一关表现如此之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目前专业院团中青年歌手的状况。

昨晚的“命题对话”四个题目中,大多数歌手选了“最难忘的一首歌”和“第一次挫折”。但是,在一分钟的表述中,一些二十来当岁的女歌手用儿童般的思维方式,讲述甜蜜岁月中的“难忘故事”。而在这些经历中,经常体现出对虚荣心遭挫的深刻记忆、总是长不大的低龄化心态等等。面对这些对“幸福童年”念念不忘的歌手,评委徐沛东在点评中有点恨铁不成钢地借题发挥:“歌手唱歌,都讲究一个情感。但是,没有积累,哪有情感?没有挫折,哪有积累?所以啊,有的歌手唱歌,就是缺少真实感情。”(www.xing528.com)

……

昨晚在“命题对话”中最为感染人的,恰恰是一位来自云南三江地区的普米族姑娘茸芭莘那。她的率直和对村里人为她到北京参加“青歌赛”而举行的彻夜狂欢的描述,生动朴实,相当大气,完全不像有的选手只会用“躲在爸爸雨衣里的温暖”、“妈妈的关心牢记在心里”这种琐碎记忆,来修饰自己空白的经历。昨晚在有关“青歌赛”的论坛上,一些观众十分感慨地指出:“如今有不少青年歌手,总是喜欢用技巧高、难度大的演唱,来证明自己的艺术水准。但是,少了生活内容和真实情感支撑的艺术,实际上是剥离了文化内涵,这些歌手唱得再好也只能是昙花一现。”^[10]

其二,是笔者自己在民间音乐“田野工作”中的一段切身体验。

1990年夏天,笔者曾在四川北部白马藏人社区,做过为时两个多月的白马藏人传统音乐田野调查工作。这个绵延于川北大山深处的白马社区,给予笔者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其一,这里从来没有偷盗事件发生,因此所有白马村寨的家家户户,无论白天黑夜和家里有人无人,都从没有锁门的习惯;在这里,即使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而遗失了任何东西,也总是会有人给失主送回来。我想,中国古籍中描写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也不过如此了吧?其二,他们几乎没有城市市民(尤其是所谓“演艺圈”)人群中常见的、锱铢必较的利益交换概念。任何一个外来者均可以在任何一个白马家庭推门(甚至根本不需敲门)而入,并且不管你的身份如何,总是能够受到上宾礼遇。客人来到这里,不仅食物和住宿是完全免费的,而且他们会聚集寨中所有的亲属,为你通宵地唱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民歌,为你跳那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叫做“圆圆舞”的民族舞蹈,甚至为你专门从寨子里选出两位年方二八的美女(当然是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在酒宴上跪在你面前端着酒杯悠悠唱起古老的“敬酒歌”,然后在众人好客的目光与善意的哄笑包围之中,请你将这要命的两大杯酒一饮而尽。

这一美好而难忘的经历,不仅让笔者深深感叹于这个避居深山的古老族群那儿童般纯净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人格认识为依据而真正理解了他们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职业艺人不同,他们创造、传承和应用艺术的动机,不是为了以之换取金钱、权利和名声这类东西;与城市居民们也不同,他们对自己传统艺术的应用动机,不是仅仅为了衣食无忧之后,嬉戏优游的“娱乐”和“审美”,而是为了在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存重压之下,以之帮助本族群获得必需的生存机会。因此,他们创造了帮助人际关系调谐的“敬酒歌”和“圆圆舞歌”,借以传承多种生产与生活知识的“叙事歌”,用以组织和鼓舞农耕生产的“劳动歌”,赖以排遣狩猎生涯之寂寞的“狩猎歌”,用以与神灵或亡灵交谈沟通的“诵经调”和“丧歌”……这些白马传统歌曲之多方面的文化“用途”,赋予白马民歌以极其厚重和多元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直指人类生存目的的文化价值的分量之重,则是仅仅(或主要)以“娱乐”与“审美”为目的的职业艺术远不能比拟的。

正是由于白马人所创造的音乐是其生存所必需的文化工具,而不是借以消磨闲暇消愁解闷的玩物,因此他们的这一音乐文化(而不仅是艺术)造物是真诚由衷的和内涵充实的。他们的传统音乐中饱含着世世代代白马人在文化创造里积淀深厚的群体智慧,这使得他们沉甸甸的音乐文化造物里,少见职业艺人所创造的音乐作品中时时可见的言不由衷、阿谀权贵、矫情庸俗、浅薄轻佻、卖弄技巧等毛病;与他们近乎白璧无瑕的音乐文化相比,职业艺人所创造的音乐更像是一堆状似白玉的石英沙砾——尽管也不乏些许美玉夹杂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