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音乐传播中价值观偏颇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第一节　讨论的缘起

笔者之所以要在本书中讨论音乐的文化属性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正是由于“音乐是什么”这个答案的不确定性,历史上对音乐的文化功能的讨论至今未果,以及因此而在历史中形成的关于音乐之文化属性的许多伪公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陆电视音乐传播在价值观方面的偏颇。也就是说,电视音乐传播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基因病”,大多不是出自电视媒体在音乐传播行为过程中独立产生的“基因变异”,而是“传染”自比电视媒体的诞生久远得多的人类音乐演进历史之中,或曰来自历史悠久的人类音乐文化价值观中既有病变基因的遗传。因此,当本书试图讨论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观的偏颇之时,就不能不从作为这些病变基因之母体的、历史悠久的人类音乐价值观之滥觞开始,予以由源至流的梳理、辨析和讨论。

论及历史中形成的音乐价值观对电视音乐传播的影响,中国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主题词“享受音乐,感悟人生”^[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八个字其实代表着电视传媒对于音乐之文化功用的普遍看法:首先,“享受”是近现代工业和商业文明中一个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音乐功能观。受这个音乐观的影响,在多数电视人眼中,音乐这个人类文化造物的基本价值,与“争取生存机会”这个最重要的人类行为目的无关,而是与美人、醇酒、靓车、豪宅、巴儿狗、波斯猫的功用一样,仅仅被看作衣食无忧之后用来“享受”(或可称之为“点缀生活”)的奢侈品。其次,除了“享受”这个娱乐功能之外,电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音乐具有人生启迪的教化功能(这是大陆电视与国外商业电视的不同之处),斯谓之“感悟人生”。因此,这个电视频道的主题词所体现的,原来就是传统音乐美学一再告诉我们的、标准化的音乐功能观——“娱乐”与“审美”(其中包括教化)。

这个音乐功能观似乎已经回答了“音乐是什么”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大陆电视就可以据此判定世界上各种音乐文化、现象、人物和作品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传播它认为“应该”或“值得”传播的音乐类种,而对超出这个功能观范畴之外的其他音乐现象或类种,譬如属于中国8亿6000万农民的大部分传统音乐、大多数中国少数民族的原生态传统音乐、相当一部分属于市民阶层的传统音乐,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传统音乐,弃之不顾或甚少顾及;甚至,由于上述音乐观对个体经验视野的屏蔽,使得大多数电视人根本不知道上述庞大的音乐文化资源的现实存在。这个有意无意为之的传播实践意味着,电视正在利用其拥有的强大话语权,取缔上述传统音乐资源的传播权利和传播机会。而这个实践结果隐含的危险性,可以用许多历史事实作为镜鉴——我们痛心和遗憾地看到,历史上许多艺术和音乐类种(如曾经极度兴盛的唐代宫廷大曲)消亡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其失去了传播的机会。艺术的生命力与其被传播的可能性成正比,不被纳入传播的艺术即会很快步入僵化甚至消亡,这是一个屡屡被历史事实证明的对艺术兴衰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是今天人类音乐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现实危机之一。

那么,传统音乐美学的“娱乐”与“审美”的音乐功能观又是从哪里来的?它仅仅是逻辑推理的产物吗?如果不是,它的现实依据又是什么?犹如是被用来观赏还是食用,并不能由西红柿自己来决定一样,音乐艺术这个“本体”也是无法解答这些问题的。因此,我们的视野就必须转向文化这个背景因素,通过对音乐“本体”与其相关文化“背景”之间众多因果作用之关系环链的梳理,来求得可信的答案。

通过近十多年对历史和现实中音乐事象接触和了解的增多,使笔者心里常常存在着一个揣测,即传统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大多数理论成果,实际上只是对历史上贵族阶层(或“上流社会”)的音乐实践和音乐观念的总结。换言之,传统音乐美学似乎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的音乐实践及其观念并不熟悉,而且也常常表现出不屑于去熟悉,更不用说去与之认同。因此,传统音乐美学的音乐功能观,就很可能只是常常被媒介谀称为“精英”的贵族阶层所秉执的音乐功能观,而不是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平民大众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认同和传承的音乐功能观。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让我想起“屁股决定大脑”的政治学命题。也许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美学家的屁股嫌弃农民和下层市民家的硬板凳和冷炕头,而选择了上流社会松软舒适的沙发作为安置之所时,他们的大脑和嘴巴的运动便很难跳出贵族文化(准确地说,应是“主流文化”)的时空禁锢了。

音乐美学所关注的、仅剩下“娱乐”和“教化”等少数文化功能的音乐类种或现象,让我们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对“两种音乐”的区分(其具体内容见本章第二节);这一区分的中国版标本,就是构成中国封建贵族音乐文化主体的“燕乐”与“雅乐”——前者主要供贵族的优游嬉乐之用,后者则主要供伦理教化之用。在后文中笔者将谈及,在等级制社会的数千年历史上,只有贵族阶层拥有的音乐的文化功能,才有可能如此地单调;而平民百姓拥有的、被作为文化生存工具的音乐,其用途却要复杂得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由于贵族不必去胼手胝足地耕种劳作,因此无需“组织劳动”的文化功能介入到他们的音乐之中,贵族的音乐里自然就没有了“号子”之类的劳动音乐;由于贵族拥有专门豢养的文人(在中国即“士”这个群体),和专门设立的学校(如中国封建时代的“乡学”、“府学”、“太学”、“翰林院”之类)以传承知识典章,因此无需“生存知识传承”的文化功能介入到他们的音乐之中,贵族的音乐里面自然就没有了——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之类的——“史诗”等以知识传承为目的的音乐;由于在贵族的婚姻往往是一场政治交易,或直接依凭权力对异性的占有,所以他们的音乐中也就缺失了基于自由恋爱的“对歌求偶”功能,由此而少了许多以求偶为实际功用的缠绵情歌……当然,也正是由于在贵族阶层拥有的音乐中大多数生存实用功能的缺失,才使之从最初的人类生存斗争工具,变质成为仅供“享受”的玩物和“感悟人生”的兴奋剂;又由于音乐创作和表演之类的辛苦事,有了“乐工”之类的特殊奴隶群体代劳,因而作为享受者和“感悟”者的贵族阶层成员们,也就不必亲自投入音乐的创造和表演行为之中,由此而导致了人类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漫长的“观演合一”历史,发生了“观演分离”的歧变。^[5]从音乐奴隶这个特殊人群的产生所标志的职业艺人群体和职业音乐的出现,以及由于职业艺人这个少数群体在艺术创作和表演方面的代劳行为,最终导致了多数人的艺术行为能力的衰退甚至丧失。(www.xing528.com)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今天的汉族人与古代的汉族人作一简单的比较。

譬如,我们相信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汉族人的平均音乐行为能力一定比今天的汉族人要强,因为史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能够证实这一猜想的证据。譬如,已经成为成语的“四面楚歌”所指称的史实,证明刘邦率领的汉军官兵普遍具有较高的民歌文化素养,他们不仅能唱自己家乡(巴蜀和关中)的民歌,还普遍地会唱一些楚地民歌。另外,作为政治领导人(而不是艺人)的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不仅会领兵打仗和玩弄权术,也颇为精通歌舞和器乐艺术,而且他们的一些音乐作品能够逾越两千余年而传承至今,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傲视今天以音乐为饭碗的职业音乐家了,因为这些“家”们无论再自信,也没有谁敢于宣称其作品将能流传上两千年。

《史记》有载,刘邦在平定淮南王黥布叛乱之后回到家乡沛县,摆酒设宴以飨父老乡亲,席间还有120个小孩子歌舞助兴(这样旖旎的民俗风光在今天的汉族酒宴上是见不到了)。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的政治家刘邦,在宴会上不仅亲自击筑(一种齐特琴族的古乐器)伴奏,高唱自作歌词的《大风歌》,而且离席起舞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6]这段两千年前的史实记载,令笔者怅然神往那个还拥有和应用着敬酒歌舞的古汉民族,与那个全民艺术气息浓烈的浪漫时代,并为今天酒宴上只会鬼哭狼嚎地猜拳行令的汉人后裔们汗颜。比刘邦更为浪漫的,更有那位业余歌者楚霸王项羽。他在垓下之战失败后,自感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而在乌江畔拔剑自刎。死则死尔,令缺乏才情的后人们感叹和自愧不如的是,这位末路英雄临死之前,竟然还能柔肠百转地操着楚方言咏唱了一曲《垓下之歌》,以长歌当哭的优雅举止,一抒其告别美人宝马的悲怀。徘徊踉跄于生死之际,尚能自然而不是造作地流露出如此葱郁的艺术气质,斯足以说明音乐素养在当时的多数汉族人身上是何等的丰沛而自然,而在今天只能五音不全地哼哼一点流行歌曲的多数汉族人身上,又是何等的贫弱而矫情。

我们的艺术才情何以衰败至今天的模样?也许内中原因很多,但至少有一个观念上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在散发着浓郁的贵族文化气味的音乐美学的误导下,大多数“城里人”早已把音乐这个曾经具有多种功能的文化生存工具,视作了文化功能单调的奢侈玩物。在不断细化的社会职业分工和(作为主流文化的)贵族阶层文化向其他阶层文化强制渗透的过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中间当然不包括迄今还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渐渐地把我们祖先曾经具有的高超音乐才能,托付给了占人口极小比例的、专靠出卖艺术才能为生的职业艺人,从而最终把自己还原成了旧石器时代艺术萌芽之前的直立人。

总之,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相当程度,出现了足够多的剩余物质产品,以及因此而出现了社会阶层划分这个大前提下,由于贵族阶层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占有了充足的生存资源,这些资源的功用就取代了音乐文化在生存资源不足的环境条件下,本来具备的大多数生存扶助功能,由此而造成了贵族音乐的文化功能逐渐萎缩,使之最后只剩下了“娱乐”、“教化”、“炫耀”(如宫廷仪仗音乐)等少数功能。然后,贵族阶层凭借其垄断性的媒介资源和话语权力,将他们的音乐功能观强加给其他各阶层,由此便形成了渗透于社会各阶层的、具有主流文化性质的音乐功能观,亦即传统音乐美学告诉我们的、仅仅局限于音乐的文化功能体系之一隅的“审美”(这中间包含教化目的)和“娱乐”的音乐功能观。

因此,对“音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重新发问,就成为下文讨论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前提性环节。欲相对正确和全面地回答这个发问,则首先需要对历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解答,作一番粗略的梳理和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