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媒体资源，是社会经济中更危险的寻租者

二、公共电视

公营的电视媒体(公共电视)不属于私人资本所有,其收入来源在原则上也不依靠(或不主要依靠)电视广告播出费收入。这类电视结构往往将无差别地服务于全社会各阶层和人群,标榜为自己的传播行为宗旨。但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目前仍是所有国家和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目前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仍然以事实上的等级制为特征。在这一宏观文化背景之下,公营电视媒体所标榜的“绝对公益性”的行为宗旨,在其传播实践中总是会因为不同阶层、党派、社团、企业甚至公共电视台自身在利益上的自利本性,以及这些人群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高低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与他们对媒体信息传播的控制力大小直接相关),而得不到彻底的贯彻。

在西方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电视是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数码电视产生或普及之前,电视频道资源紧缺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对媒体资源予以垄断的产物。在政府的政策倾斜和保护下,公共电视享受到许多超脱市场竞争法则之外的特权,因而体现出传播资源垄断的性质;同时,公共电视的传播行为也必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这些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为公共广播机构发放许可证,在建立、组织和筹措资金方面实行倾斜,媒体公司享受特权,会遭受被政府定调的困扰。一方面,那些‘超级精英们’提供给受众的常常是他们假定受众需要的东西,而非受众真正需要的东西。”^[11]

关于欧洲公共电视受到政府控制的情况,有传媒学者举例道:“BBC(英国广播公司)虽然通过皇家宪章保障其独立地位,但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却存在明显的受制性,不能完全免除来自政府的影响。英国政府一般不干预具体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可是通过吊销营业执照等手段,仍然保留对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权。”“法国国有体制的典型特点是政府主导,媒介官员必须常常征求政府的指导和意见,政府甚至透过ORTF(法国广播电视局)管理委员会控制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收入、节目政策和运行形态及其方式。”^[12]

犹太商法中有一句名言:“垄断是暴利唯一的源泉”,此语对公共电视不无警诫意义。从某些事实来看,如果没有相应的严密的制度性监督,在公共电视日益走向市场的今天,其对媒体资源的垄断地位很容易使之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比商业电视更为危险的寻租者。关于这一点,可以报纸登载的一则报道为参照:(www.xing528.com)

(2005年)10月4日晚,家住北京丰台区的史先生收看央视正在播出的一档栏目时,按照电视中的提示,拨打了收费电话125905786参与该节目。“打进电话可以跟李咏通话,还能赢取奖品,所以我就用神州行卡的手机打过去,打了两遍都是电脑提示操作音。在这之前,我还按照电视上提供的方法往8009716发了一条短信,之后又回复666到8009。”没想到,就这一个电话打过去,一夜之间,186元话费不翼而飞,此外还有短信来催缴770.04元的信息费。^[13]

如果这则报道属实的话,这就是公共电视利用自己的资源垄断地位进行寻租的一个案例。从表面看来,在这个案例中直接出头的是同样具有垄断属性的国有电信商,但由于该电信商是央视这一节目的正式合作伙伴(此可从电视上提示的电话与短信号码证明),并凭借这一条件成为场外受众参与该电视节目的唯一渠道,如此便在电视与电信媒体之间形成了垄断性的利益共谋关系。这一关系使它们完全有条件联手,利用自己对于节目资源和通讯资源的垄断地位,在电信市场上谋取暴利。而电视受众对电信商的信任(这是商品消费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显然又来自对央视——这个法律上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国家大台”——的信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代表着国家的公共服务媒体,竟然会与同样披着“国有”外衣的商家勾结起来对他们实施欺诈。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已被绳之以法的某中国国家电视媒体的某中心主任,之所以能利用职务之便聚敛巨额财富,归根结底凭借的就是其所在媒体资源的传播垄断地位,正是这一垄断地位给予了他在信息市场上寻租的资本。由此我们发现,当作为“社会之公器”的公共电视,一旦脱离自己的职责和伦理规范而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市场上寻租之时,其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将是商业电视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