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述的清晰起见,在谈论本节的话题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证伪”这个新引进的概念。
证伪(falsification)这个英语词汇的原意,是“伪造”、“矫饰”、“说谎”、“篡改”等,其引申意为“反证”、“揭破”。这个概念用于学术研究的意义,可以以卡尔·波普的一段话为参考:
正如康德所说,我们的理论,从原始神话直至进化为科学理论,确实是人造的。我们的确试图把它们强加于世界,而且我们始终可能教条主义地墨守它们,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哪怕它们是错的(康德似乎认为,它们不仅包括大多数宗教神话,而且包括牛顿理论)。不过,虽然开始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理论——没有理论,我们甚至不可能开始,因为我们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适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对它们采取一种更带批判的态度。如果借助它们我们无所获而感到失望,那就可以尝试用更好的理论取代它们。于是,就可能产生了一种科学的即批判的思维阶段,而这个阶段必然有一个非批判的阶段作为先导。[45]
波普所谓的“批判的思维阶段”,便是对既有理论的实践性验证,去掉其谬误的部分,留下其真理性的部分——此谓之“证伪”。学术性证伪的标准,来源于维也纳哲学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logical positivism)。这个学派认为:一切关于自然界的论点如果不是可以通过实验证实的,就全是没有意义的。[46]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意义重大但答案始终不明晰的问题,波普曾提出一个(界定科学的)证伪标准(falsification principle):凡不能利用实验证伪的体系,不能称之为科学体系;即使是只有单一的证据能够反驳一个一般性的说法,便足以推翻那个说法的可信性。[47]我们注意到,这个标准与维也纳学派的“证实”标准恰好相反。
这个标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有用的简捷的判断方法,我们或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判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我们知道,在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系统中,确实有些是不许证伪或无法证伪的,如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宇宙观中的“地心说”,就曾经是不允许人怀疑和严整的神圣教条,执拗的哥白尼[48]为了证伪这个教条终至丢了小命;又如传统美学热衷于谈论的“美的本质”,我们既无法证实它,自然也就无法证伪它,只好学孔夫子对之“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却必定是允许和有办法证伪的,例如牛顿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证伪了哥白尼的“圆形轨道”说,爱因斯坦又用他的相对论宇宙观,证伪了牛顿的绝对论宇宙观。证伪不是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抛弃,而是对知识体系中碍于认识局限而发生的谬误的扬弃——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任何认识成果都无法自诩为绝对真理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谬误在任何自然与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中都是无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自传中的一段话,对科学与证伪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注脚:“牛顿,请原谅我,你发现了你那个时代唯一的路,只有具备最深邃思想和创造力的人才能找到的路。你创建的那些概念,甚至直到今天还在引导着物理学中的思考,虽然我们如今知道,它们将被其他一些从直接经验中脱离开来的观念所替代。”
言归正传。总的来说,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这个世纪的80年代末,欧美文化价值中心观的影响基本呈现出日渐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现实性因素主要有:
其一,在政治方面,出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无限占有资源”的需要,和在全世界争夺资源与市场的动机,欧洲列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争斗得几败俱伤;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局部战争,给人类造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命损失(百年间至少上亿人口因战争死亡)和财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大部分殖民地纷纷与其旧宗主国扬手挥别;具有巨大经济和军事工业优势的美国及其盟国,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惨遭失败;20世纪60年代伊始,欧美各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核军备竞赛以科学技术为基本工具,造就了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庞大核武库,置所有地球生命于万劫不复的核子阴云之下;等等。一连串的政治挫折与科学技术负效应的显现,使得19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殖民地格局大部崩溃,科学技术万能的神话日趋破灭,欧美式民主制度及其观念日渐暴露出其虚伪或不完善的一面,欧美中心主义价值观不断被严酷的世界政治现实所证伪。
其二,在经济与环境方面,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生产力,以及适应这一生产力的科学主义(亦称技术理性)价值观的实践,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福祉,同时也给人类生存和地球生态造成了多方面的戕害和危险。譬如,“无限增长”的工业化进程的需索无度,导致人类对能源的占有水平大幅上升,使世界人口每35年增加一倍,这些人口所需物质资料每14年增加一倍,所需燃料每8年增长一倍,森林资源每年减少1500万公倾,有限的地下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按现有的开采速度,最多能维持100年左右。此外,人类在高技术支持下对地球生物资源的贪婪索求和环境侵害,使得生物多样性危机前所未有地严峻化,“目前地球上有12%的鸟类、23%的哺乳动物、25%的松柏纲植物和32%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在未来50年内,气候变化还将使濒临灭绝的物种增加15%～37%。”[49]
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更是无法估量的。仅以工业化水平尚未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为例,随着近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七大内河水系迄今即已全部污染,淮河等一些维持上亿人生存的生命水道一度成为“毒河”、“死河”;城市的污染使中国的好几个大城市在“世界十大最脏的城市”中名列前茅;还有森林和耕地的逐年大幅减少、水资源因过量开采而迅速枯竭、土壤的贫瘠化与沙化,等等,都已成为迫在眉睫而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即高达4400多亿元人民币(54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50](www.xing528.com)
基于这些发生于近百年间的严酷事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星球面临着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五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类物种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一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51]正是基于这些事实,开始让欧洲人从自我中心的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了对自己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反思,从而催生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文化价值相对观。
其三,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曾经被欧洲人几乎作为新的宗教信仰的科学信仰,也在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被逐渐证伪。欧洲人的科学主义信仰,初始于伽利略[52]和牛顿[53]里程碑式的自然科学发现,以及实际应用这些发现而开始的大工业生产时代。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豪情澎湃的诗句,代表着18世纪欧洲人的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躲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干去!’一切就大放光明”。在科学理性主义更加盛行的欧洲19世纪,实证主义的鼻祖、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nte,1798～1857)曾经乐观地宣布,人类“历经神学时代、哲学时代而最后迎来了足以解决一切人间疑难的科学时代”。欧洲人18～19世纪的科学信仰,经过“维多利亚时期”至20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运动的完成,欧洲文化成功地在全世界建立起霸权地位这一事实,从实证角度给予科学信仰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使科学技术崇拜成为不容质疑的、代替上帝崇拜的现代宗教。在科学教徒的眼中,“科学知识是唯一真正的知识。社会、文化和传统对于科学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是偏见和错误的来源。”[54]
但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与技术的覇权地位在认识论方面受到强劲的挑战。科学理性在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55]发现面前,遇上了“举不起来的石头”[56],微观世界的非理性化使“统一场”[57]之梦灰飞烟灭;在宇宙认识方面,量子的不确定性在伽利略—牛顿的宇宙观上画了一个大问号,实证的理性在无法实证的对象面前,神经错乱地堕入天外奇谈;现代数学对自然万象中隐藏的不定性与随机性的发现,把科学倚为基础的形式逻辑变成一个忘了台词的演员,它的演绎推理不再能保证真理的获取;生物学“突变论”和“设计论”[58]的提出,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屡屡置于审问席上难以解脱。而当科学的对象转向人类——科学的创造者——自身时,自然科学更是面临了它的极限。无论遗传学、神经生理学还是心理学,都无法逾越人脑活动中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鸿沟,精神运动的复杂、多变、隐秘、独特等性质,使其诠释权不再属于任何理论,而只能属于精神运动的所有者自己。
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在其创造者面前,遭遇了关于上帝与石头的无法回答的质疑。在这一连串的质疑面前,人类不得不从科学迷信煽起的极度膨胀中冷静下来,承认在自然宇宙面前,自己只是一个渺小而短命的物种,在心智和认知上都存在不可逾越的极限,从而对大自然重持一种恭敬与谦抑的态度。与此相应,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之上的欧美价值中心观,也失去了自己赖以判断其他文化的、曾经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理论与方法论依据。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欧美价值中心观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反弹。导致这一反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近20年来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使经济强国的跨国资本急速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并由此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其次是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易帜,以及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军队在对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中轻易获胜,使得已蛰伏多年的欧美文化价值中心观,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沉渣泛起之势。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历史仿佛倒退回了100年以前,资本主义似乎终于获得了全球性的最后胜利,之前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似乎终于得到了清算。在此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再度将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视,为和鼓吹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价值,将自己的文化吹嘘为人类文化“进化”的最高范本,并对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极尽蔑视与嘲讽之能事。譬如,秉持“文化一元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公然提出,第三世界“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59]一些美国媒体干脆冠以“第三世界完了”[60]、“我们废除第三世界”[61]等标题,撰文咒骂第三世界是“捣乱国家”、“无赖国家”、“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和“垃圾堆”。一位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踌躇满志地宣称:
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62]
但是历史终究是可以重演却不可重复的。与19世纪不同的是,在人类由20世纪经历过的无数教训而获得的认识积淀的制约下,这种自大、狂妄和极其浅薄的欧美价值中心观念,如今并没有(也不可能)重新在欧美一统天下。在欧美的学术界,这类价值中心观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兹称,当代美国腐败的文化和低级趣味的流行音乐正在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尤其是青年人更容易接受美国媒体宣传的不健康的信息,致使他们在业余时间更自由、更放纵自己。美国媒体全天候播放节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痴迷于西方的堕落文化,特别是青年人迷恋于媒体和消费。[63]美国的媒体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也认为,当代的美国电视正在把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所有的文化内容都被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电视正在把美国文化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并最终使得人们停止思考而耽于娱乐。他警告道,电视所塑造和推广的娱乐文化使“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真理被湮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64]甚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承认:“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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