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价值中心观的理论渊源：单线进化 - 从中心到相对

三、单线进化:欧洲价值中心观的理论渊源

19～20世纪是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大肆猖獗并给世界带来空前文化戕害和人道灾难的两个世纪。非洲黑人歌手的愤世嫉俗的歌词,道出了这两个世纪中,在人种—文化歧视方面的普遍真相:“白皮肤,里面请;棕皮肤,等一等,看看情形;黑皮肤,啊,对不起,不能进,不能进!”^[23]

文化和艺术的“单一模式进化”(lineal evolutionism,又称“单线进化”)理论, 是19世纪欧洲文化价值中心观赖以自证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单线进化”这一自律论思路,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其理论基础为当时盛行的生物进化理论。生物进化论本来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按理应该具有纯粹客观的性质,在价值观方面应取中立的立场;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一自然科学理论在当时即已被当做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用来为作为文化歧视理论基础的人种优劣论服务。譬如,在1890年,一位美国古生物学家布林顿(D.G.Brinton)通过其“研究”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征”,^[24]这就为欧洲人对非洲的殖民化、贩卖黑奴、剥夺黑人生存权益、歧视黑人文化等罪恶提供了“科学化”与“合法化”的口实。19世纪末出现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主席艾·哈塞提出的“人种优劣论”,后来也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同样,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标榜的美国,也是20世纪初人种优劣论(当时被称为“优生论”)最为猖獗的国家之一。针对学术界某些人的说法——美国的种族主义产生并存在于衰落的工业城市和落后的南部农村的平民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证明了事实恰好相反。他指出,种族主义最初是作为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出现于美国的,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它一直占据着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头脑。^[25]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鼓吹:“一个良好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把他或她的血统留给这个世界;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劣等血统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确保优等血统人口相对不断增加,劣等血统人口不断减少……除非我们充分考虑遗传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否则这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统人种的生育。”20世纪初,一些美国的州开始颁布法律,开始对犯有“杀人、强奸、拦路抢劫、偷鸡、爆炸和偷窃机动车”等罪行的所谓“劣等人”施行绝育手术;至 1931年,美国已有30个州通过了有关绝育的法律,成千上万的“劣等”美国公民被手术“阉割”。^[26]

当然,在20世纪宣扬和实践种族优劣论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国家,还要数纳粹德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1925)一书中,按照种族优劣论的逻辑,将人类历史解释为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他宣称:“高等与低等民族的混杂,无疑背离自然的意图,涉及到高等雅利安^[27]血统的灭绝……每当雅利安血统与其他低劣种族混杂时,其结果都是文明信使的消失。”依据这个理论,希特勒声称在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日尔曼人是最高贵的、被上帝赋予主宰世界权力的高等种族,人类的“最好的”科学和文化全都是日尔曼人创造的;而作为日尔曼人“最危险的敌人”的犹太人,则在其种族排序表中处于最低位置,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坏的”科学和文化,^[28]应被视为“非人”的、因而理应被消灭的种族。依据这个理论,纳粹德国于1933年颁布了《遗传卫生法》,开始推行优生绝育法律的进程。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以打着“优生学”幌子的种族优劣论为理论依据,采取了灭绝犹太民族的残暴措施,并大力增加被宣扬为最优秀人种的雅利安人种的人口数量。

人种优劣论为何在当时的欧美有偌大的市场?除了“我群意识”这个源远流长的人类意识形态的顽固存在之外,其根本的现时原因,是欧洲殖民国家在其对外的殖民运动实践与国内的各民族地位不平等现状,和以“民主、法制与人权”为核心理念的启蒙主义社会理想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调和的认识矛盾。

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思想基础,是17～18世纪从牛顿、洛克、笛卡尔,直至法国启蒙思想家确立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理想。这个理想以科学、民主和人权等理性的确立为内容。基于这个理想“人们相信,人的这种人格、价值和权利是生而平等的,只有当人们普遍掌握了自己的天赋人权,这个社会才是文明的”^[29]。但在现实中,西方强国对外的殖民奴役和对内的民族压迫实践,又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杀戮,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对立、敌视与奴役,造成人类自相虐待残杀的大量悲剧,这使得“人格、价值和权利的生而平等”的理想与信仰,在截然相悖的残酷现实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观念与行为的悖离形成欧美文化的人格分裂,现实与理想(信仰)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造成欧美各阶层人士极大的思想混乱和苦恼;他们需要对这一矛盾作出某种可以接受的解释,需要某种理论来填平现实与理想(信仰)之间的鸿沟。总而言之,欧美人群既不想放弃已经攫取到手的既得利益,又企图让自己在道德上心安理得,于是,种族优劣论就从进化论的母腹中应运而生,被打扮成“科学”理论(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奉科学若神明的时代)堂皇登场,成为欧美民众寻求精神解脱的安慰剂,和执政者实施其恶行的“理性”借口。

行文至此,笔者想,如果法国大革命中被雅各宾党人砍头的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能够预见到100年之后她的白种同胞们的所作所为,当在断头台上发出第二声叹息——科学,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作为种族优劣论之“元理论”的社会单线进化论,是一个在欧洲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社会思潮。各门社会科学纷纷用单一途径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发展变化,这些思想或理论被统称为单一途径的“社会进化论”(或称“古典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思想直接源于斯宾塞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也受到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当时,鼓吹文化(社会)进化论的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摩尔根、^[30]泰勒、^[31]巴霍芬、^[32]麦克伦南、^[33]朗格^[34]等人。(www.xing528.com)

对于单线进化论与欧洲文化价值中心观之间的关系,英国人类学家鲍勒说道:

按种族的不同来分等级的倾向甚至更加流行。欧洲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认为,其他种族次于他们,其低劣程度则由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发展来衡量。很容易就会设想,“越低等”的种族对应着从猿到人的最高形式这一过程中的“越早”阶段。理论上,达尔文主义应该是从根本上摧毁了线性等级进步的概念,因为达尔文主义强调进化具有不断分支化的特点。可实质上所有的进化论者都承认,人类的起源是一种线性图式,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视偏见辩护。^[35]

当然,任何一种思潮或理论的产生,都不会仅是出于学术的自律性发展,而是最终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在19世纪科学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浪潮汹涌澎湃的欧洲,导致单线进化论产生的现实需要有二:其一,突破18世纪源自基督教教义的静止不变的世界观与文化观;其二,为欧洲殖民主义的迅猛扩张寻找新的世界观。这个理论的范式是:认为人类文化也像生物物种一样,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原始的阶段被进化的阶段所代替。所有文化都经历过同一个发展线索上的每一个阶段;所有的文化都是从“野蛮”到“文明”。单线进化的依据是人类心理的一致性;社会和文化发展进化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进化速度和程度不一样,造成不同人群(社会)之间文化的差异。

单线进化论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些有益作用,譬如颠覆了基督教神创与静止的世界观,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为后人在文化的认识和实践方面设下了许多贻害深远的观念陷阱。

首先,“进化的顶点被设定为当时的欧美近代文明,并根据与其差异的程度,将世界其他民族的各种文化,依次置于较低的发展阶段。”^[36]正是由于单线进化论的这个主观武断的前提设定,赋予了欧洲文化(艺术)价值中心观以合法性,同时也赋予了欧洲文化殖民主义扩张以合法性——因为,依单线进化论的思路,用欧洲人的“先进文化”去改造、提升乃至取代“落后”的非欧文化,非但不是损人利己的恶行,反倒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善举。然而,前述撒玛纳札、麦西亚和柏辽兹对非欧文化及艺术的描写与评价之舛误已可以证明,且不管其动机如何,以欧美文化的价值标准作为衡量非欧文化的准绳,其判断根本就不可能是客观和公正的。

其次,在文化的演进中,没有考虑不同人群所面对的不同生存环境,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生存应对方式选择的千差万别。在单线进化论者看来,似乎所有人群之文化的进化只是依据“从低级到高级”这一绝对规律,沿着同一路径并向着同一方向自律地发展,而与环境(包括历史积淀的人文环境)的特殊性,以及不同人群对生存适应方式的自主选择无关。19世纪的欧洲人非常热衷于“发现”和谈论“绝对真理”、“普遍规律”这一类东西(今天的一些中国学人依旧如此),其时的多数理论体系建构——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都筑基于“普适性”的认识之上,很少有人能认识到或敢于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敢于直面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认识,包括骄傲的欧洲人在18～19世纪这个“科学大发现”时代所获得的全部新知,都仍然囿于“特殊性”范畴这一事实。或者,如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的陈述,虽然也承认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殊性,但却把这些特殊性理解为文化(单线)进化的阶段性特征,因而并不承认非欧洲的“落后”文化与欧洲的“先进”文化,在存在价值上处于相对合理与平等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水平,欧洲人普遍的自我价值中心观就被自说自话地赋予了绝对真理的性质,成为他们对非欧文化的价值肆意贬低甚至予取予夺的依据与口实。

由于披上“科学”外衣的文化价值中心观迎合了欧美殖民主义解释其扩张行为的正当性的需要,遂使其成为向非欧民族输出欧洲文化的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并随着欧洲文化在近代的单向涵化式全球扩张,成为被涵化文化体系中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内核。“欧洲艺术(音乐)价值中心”也是这种价值观的一部分。

鉴于20世纪以欧美国家为主的种族主义实践给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带来的巨大伤害,认识到“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构成对于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最严重的打击。一个社会,如果容忍种族主义,就一定会破坏其和平和公正”,以及种族主义并未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终结的事实,联合国将2001年确定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主题年”,并于这一年在南非的德班(Durban)举行了“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在这次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重申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进步和福祉的宝贵资产,应当作为丰富我们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予以珍视、享有、真正接受和信奉”;“关切地注意到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仍然不断以暴力形式发生,在殖民地时期所宣扬和实行的某些种族和文化优越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论调,至今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强烈拒绝任何种族优越论和企图确定有所谓独特人种存在的各种理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