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群意识:价值中心观的远古渊源
文化价值中心观念(以下简称“价值中心观”)的历史来源,是渊源极为古老的所谓“我群意识”(we-group feeling)。[5]“我群意识”又称“内群意识”,“指一个群体里的共通感、团结感(我群感)及一体化意识,是从日常及周期性接触中的亲缘、地缘以及其他关系的生活实践中产生出来的”[6]。“我群意识”这一概念又或可以理解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概念。文化身份意识的产生,源于特定文化群体成员在自身的各种社会行为中作出选择,并形成群体内认同的一套行为规范,由此自觉产生对自己文化的归属和认同感的过程。文化身份感由特定文化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感表现出来。“人们常常用某些符号来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它包括了一系列的‘界限规划’(boundary drawing),核心概念是‘己方’与‘彼方’的对比(self/other)。社会成员预先设定‘己方’的概念和评判标准,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中作出判别,彰显‘己方’的因素,排斥‘彼方’,即‘非己’的因素。”[7]
由于我群意识最初产生于人类的血缘群体(如家庭、宗族、氏族、部落等)之中,因此这一意识在后世多表现为种族意识(racial consciousness)。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模式的阶级社会里,种族意识往往成为国家和族群之间利益斗争的基本思想武器。譬如,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希特勒为了达到巩固纳粹政权、赢得对外战争的政治目的,便大力利用了这一思想武器。他曾公开宣称,“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8]价值的判定既是人为的,又是相对的,没有贬抑就没有褒扬;在赋予本种族以最高价值的同时,对其他种族——尤其是在利益上处于敌对一方的种族——的价值贬抑就必然地成为题中之义。因此,特定的种族意识中一定包含有其设定的贬抑对象。如希特勒,为了让其鼓噪的“大日尔曼主义”意识深入人心,便人为设定了犹太人这个异己种族作为攻击的靶子。这样做的目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9]——希特勒本人对此并不隐讳。
由于我群意识产生于(由于生产工具落后所致的)生存物质资源匮乏的史前时代,因而对于时时身陷生存资源危机中的史前人群而言,这一意识实际上起着重要的、帮助群体生存的工具作用:一方面,它以隐藏于血缘认同之下的共同的生存利益和经济需要为纽带,使特定群体的成员形成对本人群的心理依附和依赖,而这一心理凝聚力在客观上有利于增强一个人群在自然竞争与族群竞争中的生存优势;另一方面,我群意识则导致特定群体成员产生对别的社会或群体的偏见和敌对意识。这些偏见和敌对意识的实质性根源,来自人群间为达到自身生存目的而对有限生存资源的争夺,因此“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部族,最后到现代民族,各个群体无不强调各自的利益”。[10](www.xing528.com)
从近代的动物学研究来看,人类的“我群意识”也许还存在着更加深远的生物学渊源。有对猴群的研究资料称,“证明引发好斗性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之一,就是在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内引入一个入侵者。……当单独一只新动物被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组织中来时,新来者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攻击”[11]。D.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著作《裸猿》(The Naked Ape)中也写到,“如果离群的鬣狗在远离领地的地方被另一群鬣狗捕捉住了,就会引起激烈的争斗。但是,同一群体内部却很少发起进攻,很少同室操戈”。
由此我们猜测,当猿进化成人之后,这一动物界常见的原始的我群意识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进化”成为了“人性”的一部分,这种意识为着与动物类似的生存诉求——对“我群”生存空间与资源的争取——而保存了下来。对此有人认为,“当人类的祖先还处于猿猴阶段时就是一种地盘观念非常强的群体动物,所以合群和排外这两种似乎有点相互矛盾的性格和行为模式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对于本群体的其他个体表现为相互关爱、相互照顾、甚至同生共死,而对于那些进入其地盘的属于其他群体的个体表现为强烈的攻击性。这种行为模式在当时是非常符合生存需要的,这样能保证其群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那些过于好客、没有地盘观念、毫不排外的猿猴群体是无法维持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从而无法生存下来并进化成为人类的。”[12]
然而,我群意识对于人类生存所体现出的正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我群意识演变而来的价值中心观开始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其邪恶本质,越来越倾向于危害人类的整体生存利益,并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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