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关案例的分析与讨论:电视音乐传播价值

第三节　一个相关案例的分析与讨论

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大陆的电视娱乐节目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突然繁荣起来。自1997年湖南卫视推出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其最高达33%的收视率和超过央视平均水平的广告收益率,刺激起全国各地卫视与城市台纷纷上马以“快乐”为宗旨、以“游戏”为内容、以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各类娱乐节目。其中,这类节目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电视台的《欢乐总动员》、江苏卫视的《非常周末》、福建东南台的《开心100》、安徽卫视的《超级大赢家》、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等等。至2005年,同样由湖南卫视推出的第二届大型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使电视娱乐节目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前所未见的娱乐狂潮。据报道,2005年《超级女声》的报名参赛人数达15万人,电视受众总数超过4亿人,决赛期间平均收视率超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节目对收视群体的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特定的年龄或职业群体,而且遍及大多数社会群体;不仅吸引了一般受众瞩目,而且引起了文化界、学术界、企业界、传媒界等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传播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而且在港、澳、台地区及中国周边国家,乃至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圈内,都产生了大小不等的反响。因此可以认为,《超级女声》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电视娱乐节目走向新的繁荣高度的一个最近的标志性事件,和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典型事象之一;亦因此,《超级女声》成为中国传媒文化研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一个典型文化事象。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和解释这一文化事象赖以发生的因果关系?它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推动它发展壮大的驱动力有哪些?这些驱动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与中国大陆文化产业(或曰娱乐产业)的发展呈何种关系?它的文化性质(或曰特质)如何界定?它对中国文化进程的影响是倾向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大陆电视娱乐节目)的未来走向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固然可以是思路纷纭、依据繁杂和结论(或假说)各异的,但欲使其解答能够具有足够的洞察性和说服力,就不能不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变迁这个要素出发展开探讨。

笔者认为,《超级女声》的出现及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首先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变化相关;而导致这一价值观变化的根源,又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当代文化在器物层面的变化——此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体现。

文化器物层面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力;而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则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有关研究表明,GDP(或GNP)值的变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的变化,而是必然会引起一个社会(即文化体)的制度、风俗和观念层面发生连锁式演变,并最终导致价值观的演变。按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03年的人均GDP第一次突破了1000美元,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数值。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GDP从人均1000美元以下的低水平,上升至1000美元以上水平(此即我们所说的“小康”水平)时,其国民幸福总值(或称“国民幸福感”)^[14]就会产生一个幅度较大的明显跃升,其跃升幅度甚至大于人均GDP水平更高(如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群——因为达到更高人均GDP水平的人群的幸福感,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而趋于衰减。^[15]

对“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的物化显现的理解,也许是人言人殊的。按照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说法,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使命之后,如果尚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精力的释放就主要是娱乐。^[16]这一理论的真理性固然需要再检验(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个理论),但它或许能让我们得到一些启发: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电视娱乐节目在中国大陆的爆发式繁荣,并不是无因可循的。《超级女声》之类电视娱乐节目的走红,固然筑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某一个临界值,但却直接究因于前述文化器物层面变化所导致的中国大陆民众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物质条件改善到某种程度的前提下,他们希冀得到快乐(娱乐)的欲望因不再受到物质的束缚而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快乐”由此被高度强化为他们评价社会事物和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www.xing528.com)

“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是指“人们在价值选择上的趋向”。^[17]美国学者克拉克洪等人认为,不同文化体系的价值取向之差异,产生于这些文化体系对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途径选择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人类各文化体系都共同面临着五个基本问题:人类的本性是什么?人与自然有什么关系?时间取向的本质是什么?人类活动的形式是什么?人际关系的形式是什么?这中间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三条解答或解决途径可供选择。譬如,对“人类活动的形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亦即各文化社会中的人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行为目标与方式时,有三个解答的途径(或曰趋向)可供选择:“及时行乐型”、“理想型”和“苦干型”。^[18]尽管文化价值研究能否量化和简化到如此程度是大可质疑的,但文化观察的经验确实告诉我们,由于沿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即时的物质文化基础的特殊规定性,各文化系统对这三条途径或趋向的选择是有所差别的,由此体现出文化间价值取向的差异。

尽管我们知道,作为人类价值目标取向之一的“快乐”,并不仅仅是当代文化的产物,而是人类文化历史中世世代代过客始终共持的人生价值目标与标准之一,但这一目标与标准在物质财富不充裕的社会里,尤其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口的观念世界里,却受到传统的价值取向(如“艰苦朴素”、“清心寡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的高度制约;在某些情况下,对于“锦衣玉食”、“歌舞升平”、“斗鸡走狗”、“优游嬉戏”之类俗世快乐的追求,甚至被视为精神的堕落乃至罪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丰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譬如在“当代”的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状况下),现世(而不是来世)的“快乐”才有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被强化成为一个独立、纯粹与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也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追求现世快乐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形成,导致他们形成了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前所未有并理直气壮的强劲精神需求。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个实行市场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出现的任何普遍化的社会精神需求,都必然会被视为潜在的商品市场需求和商家获取商业利益的潜在机会。因此,当“娱乐”这一潜在的市场需求一旦与商业的利益诉求结合起来,商品化的电视娱乐产品就顺理成章地被大量生产出来,其结果是既实现了商家和电视的利益期待,也满足了寻求娱乐的广大电视受众的娱乐期待——后一期待的满足程度,便具象化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指标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社会财富积累,没有因为前两个因素而导致的多数国民的价值观念变化,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大量出现、传播和强烈的社会影响就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裕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电视娱乐节目的繁荣;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因果联系,必须要经过“价值观”这一中介因素方可实现。易言之,物质条件只是为电视娱乐节目的繁荣提供了可能性,但无法为之提供具有特定娱乐动机的电视受众。只有在大多数电视受众的物质处境得到改善的基础上,其价值观发生转变而将追求快乐视为正当需要的时候,电视娱乐节目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广大受众,电视娱乐商品才赢得了自己的广阔的消费者市场,电视娱乐节目也才藉此成为了一种显著的社会文化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