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下的交响之春——《交响音乐史话》书评

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正值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期间,贺绿汀在文艺晚会上激动地指挥演奏了他的《管弦乐组曲》,从此,奏响了新中国的交响之声。

这部《管弦乐组曲》由“晚会”、“东方红”、“山中新生”、“新中国的青年”、“森吉德玛”、“民主进行曲”六个乐章组成。其中,“晚会”和“森吉德玛”成为新中国早期交响音乐的代表作。

1950年10月8日,在上海工部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中国指挥家黄贻钧演奏了中国作曲家丁善德的《新中国交响组曲》、王云阶的《江南组曲》、张赫的《快乐的农村》。

可以说,当五星红旗升起之时,中国交响音乐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此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改编为华北人民文工团管弦乐队;上海工部交响乐团改建为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2年又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队。北京也于1952年组建了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后改称中央乐团。

五十年代,苏联、东欧的著名交响乐团和著名指挥家相继来华演出,促进了新中国刚刚起步的交响事业的发展。

因此,五十年代涌现出一批题材丰富、体裁多样的交响之作。如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葛炎的《马车》,江文也的交响诗《汩罗沉流》,马思聪的《欢喜组曲》、《山林之歌》,李伟才的《中国民歌组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陆华柏的《康藏组曲》,瞿维的《秧歌场景》组曲,霍存慧的《蹦蹦组曲》,以及管弦乐与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

这批交响之作取材于现实生活及民族风情,运用了较小型的序曲、组曲、交响诗等单乐章的交响形式,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其中不少作品,如《山林之歌》等也借鉴了西方“印象派”的管弦技法和双调性、多调性的和声构成,形成一个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艺术局面。(www.xing528.com)

五十年代交响音乐的“顶峰”是由一批在新中国音乐院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曲家创造的。他们写出了一批至今仍富于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1955年),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1956年),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59年)等。其中,《黄鹤的故事》取材于美丽的民间传说,采用了“后期浪漫派”、“印象派”以至现代音乐的技法,构成精致鲜明的管弦色彩,该作品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嘎达梅林》则是从一首内蒙民歌中撷取交响素材,发展成一篇歌颂历史上的蒙族英雄的戏剧性音诗。这两部交响之作在五十年代广为流传,为新中国交响音乐发展谱写了一段闪光的篇章。

最能代表中国交响音乐风格的创新之作,则是历经四十年依然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部作品,取材于传说中的爱情悲剧;音乐主题是民间的,选取了江南抒情性的越剧音调;交响发展也具有中国特色,从配器上的民族打击乐的运用,到交响性展开中的民间戏曲的跌宕起伏,以及小提琴独奏技巧中对中国民族弦乐器中的滑指等奏法的借鉴等等,无不显示出西方交响形式与中国内容与风格的高度融合。

这批取材于中国历史与传说的交响之作更多反映出一种叙事和抒情的风格,同时,五十年代还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交响音乐。

1957年,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问世。这部标题为“1905年”的反映苏联革命历史的交响曲因大量使用革命歌曲而引起中国作曲家的关注。当时,陈毅同志听过这部作品后也从历史的高度提出,可以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座浮雕创作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交响乐。

于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交响乐坛上诞生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交响音乐。主要有: 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罗忠铭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在烈火中永生”》,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施咏康的《第一交响曲“东方的曙光”》、《圆号协奏曲——纪念》,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的《红旗颂》以及交响诗《八一》、《保卫延安》、《渡江》等。这些交响作品形成一部中国革命斗争的“交响编年史”。从内容上看,这批作品大多以革命歌曲音调为主题,再现了历史场面与斗争的情绪,具有强烈的革命激情和史诗般的气概。从交响艺术上看,不少作品的音乐主题有概念化倾向,交响技法单薄,缺乏深刻的历史厚度与新颖的交响思维。但其中也不乏佳作,如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较好地借鉴了西方交响技巧,“采用写实的手法,描写长征的五个画面”,成为这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力作。

此外,这一时期也有《云南音诗》、《长江画页》、《漓江音画》、《四川组曲》等以风俗民情为题材的交响作品,这反映了交响创作的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交响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迎来了中国交响乐的春天。但十年动乱,又使中国交响音乐跌入低谷,尽管有《黄河》钢琴协奏曲、《白毛女》组曲、《草原小姐妹》琵琶协奏曲等优秀作品,但依然不能弥补十年动乱对交响创作造成的缺憾。新时代的交响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奏鸣……